乾隆最為推崇的書法家，清代帖學的關鍵書法大師
乾隆最為推崇的書法家，清代帖學的關鍵書法大師
清初書法為晚明書風之延續,以徐渭、王鐸、傅山、倪元璐等書家,不拘於時局,堪為清初書壇之浪漫書家之代表。康熙對董其昌溫文爾雅的書法推崇備至。至乾隆朝,書家在張照書法的引領下,有意突破董書的樊籠,加之乾隆皇帝對趙孟擐的喜好,書法上統領一時的董書逐漸有被趙書所取代之勢,書家的取法開始由單純的學董轉而學趙,進而追蹤晉唐諸書法大家,大膽求變,勇於創新,各具特色,形成了百花齊放的局面,清代帖學書法在這一時期達到鼎盛。
清政府在弘揚漢族文化,籠絡漢族文人的同時,絲毫沒有懈怠對他們的警惕、猜忌和打擊,其主要手段就是文字獄。高壓政策下的文人士大夫們戰戰兢兢,於是金石考據學應運而生,金石考據學成為這一時士人們逃避文禍和抒發感情的領域,西周金文、秦漢刻石、南北朝摩崖造像和唐代碑版大量進入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影響至於書風與法帖風格出現截然不同的面貌,令人耳目一新,由此,朝野內外學碑之風大盛,最終取代帖學,風靡一時。乾隆後期,碑學逐漸興起,帖學式微。
對於清代書法,學界多關注於碑學的研究,對於帖學書法則較少涉及。客觀的看待清代書史,帖學書法與碑學書法在書壇上的地位是不分伯仲的,由於有關清代書法的研究中,更多的則是側重於碑學,導致的結果則是帖學不能與碑學相媲美。而作為清代帖學書家的代表人物張照則更是很少受關注。張照於書法上的創作實踐大致反映了康熙末到乾隆時期的帖學書風轉變情況。清乾隆帝對張照書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羲之後一人,舍照誰能若。對這樣一個具有時代代表意義的人物開展研究,對於豐富清代書法研究成果,尤其是張照對清中期帖學研究有重要的意義。
張照承前啟後,在學習董其昌書法的基礎之上,轉而又追蹤晉唐諸書家,並融會貫通,在被董其昌書風瀰漫的樊籠里大膽革新,衝出董氏書風的瀰漫,在清中期書壇上獨樹一幟,開闢了清代帖學的新局面,為清代帖學書法的進步揭開了序幕,直接影響到後來的劉墉、王文治、翁方綱等帖學書家,在他們不斷地的努力創新實踐下,最終開創了清代帖學的新局面。
清代帝王書學崇尚正宗，乾隆把張照推至極高的位置，樹立這一典範與清代統治者的文化政策是一致的。《清史稿》中《張照傳》記載，張照，字得天，江南婁縣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南書房行走。雍正初，累遷侍講學士。照敏於學，富文藻，尤工書。其以苗疆得罪，高宗知照為鄂爾泰所惡，不欲深罪照，滋門戶恩怨。重惜照才，復顯用。及照卒，見照獄中所題白雲亭詩意怨望，又指照集憤嫉語，諭諸大臣以照已死不追罪。
後數年，一統志奏進，錄國朝松江府人物不及照，乾隆帝復命補入，謂:「照雖不醇，而資學明敏，書法精工，為海內所共推，瑕瑜不掩，其文採風流不當泯沒也。」院藏《清張照臨董其昌書蘇軾真一歌行書卷》是張照學董其昌的書風的經典作品，張照受董其昌的熏陶，由董氏入門後跳出樊籬，變其董字的秀媚兼為厚重，成為乾隆時期書風轉變的先導。
清代翰林書風，對當時的清代書壇影響巨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身居科舉頂層，在「學而優則仕」的科舉選拔人才時代，是對整個士人階層的引領。另一方面，鑒於翰林院的特殊地位和翰林與帝王特殊的關係，使得翰林們在領會帝王審美傾向上具有其他士人階層無可比擬的優勢。封建時代，帝王一人的審美與好惡，往往決定了這個社會的審美追求。因此，帝王依自身的書風追求選拔翰林，翰林反過來又以帝王的審美來精進書藝，兩者相得益彰。這不僅使翰林其人聲名鵲起，也使翰林書風佔據清代書壇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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