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末世：乾隆帝雖然名義上退了位，可是一絲一毫也不肯讓權

乾隆的祖父康熙，是公認的一代英主，可是治國雖有術，馭子卻無方，最後簡直就是被那幾十個或如狼似虎，或狠毒如竭的兒子們活活氣死的。乾隆皇帝深知其弊，總結父、祖兩代經驗教訓，特別加強了對皇子們的管束，其嚴厲程度，有清一代罕與其匹乾隆選拔了一些學識淵博的大學士做皇子師傅，對他們說，皇子年紀雖幼，但陶冶涵養之功，必從小就開始。你們一定要竭力教導，誰不聽話，你們不妨過於嚴厲。從來設教之道，嚴有益而寬多損，將來皇子們長大，會懂得的。他還諄諄教訓皇子們，對師傅的教導，一定要聽受無遺據當時人說，每日五更，當天色還是一片黑暗，部院百官尚無一人上朝，只有內府幾個供役的閑散在黑暗中依柱打瞌睡的時候，就會見到隱隱有白紗燈一點迤邐進入隆宗門，那就是皇子的書房了。既入書房，每天都有規定課程，作詩為文之外，又有滿洲師傅教滿語，習滿文，還要學習騎馬射箭，一直到天色昏暗時才得停止。哪個學業不佳，騎射不優，或者舉止不合規矩，隨隨便便，都要受到責斥和懲罰。教他們的師傅，哪個有息惰或不盡責之處，也要受罰甚至革職的處分。

永琰就是這樣，從六歲起跟隨師傅—侍郎奉寬讀書，十三歲學通五經，然後從工部侍郎謝墉學今體詩，從詩講學士朱珪學古文古體詩，從而打下了較堅實的文化基礎。在眾多皇子中，永是以「克勤力學」著稱的。雖然他的師傅朱珪稱讚他「好學敏求，誦讀則過目不忘。但我們盡可以把這些看成是對皇上的誇獎吹捧，倒是永琰自己說的「悟性遲鈍」恐怕更可靠些。從他後來當了皇帝的表現看，其才智的確也就算是平平。但永琰的好處是知道拿勤奮來彌補，常常以不學為戒，三九寒冬、深更半夜，還手不釋卷，讀的當然都是聖賢的典籍。他強調「勤」，大發議論說:自天子以至庶民，如果都知道勤的重要性，那麼萬事就都能有條有理。如果不勤，那麼求學的人會安於下流而不能進步，治理國家的人會惰於辦事而使諸政怠荒，還怎麼能齊家治國平天下啊。一言以蔽之，就是當皇子時勤學，當了皇上勤政。他從始至終是那種勤勤懇懇但又缺少才氣或魄力的那種人。

永琰年幼時，乾隆帝有次見到他手拿一把摺扇，上面的題畫詩句落款，有「兄鏡泉」三字，詢問他，知道是十一阿哥的手筆，「鏡泉」是十一阿哥為自己取的別號。乾隆立即對小兄弟倆講了一番大道理，大意說，干這種附庸風雅的事，殊非皇子所宜。皇子讀書，只應該講求大義使之有益自己立身，這些尋章摘句的末務，都是讀書人以虛名相尚的惡習，你們還在童年，應該加強修養才是，怎麼可以學這種浮偽的東西？朕當皇子的時候，就從來沒有私取過名號，我有過一個別號，還是二十二歲時皇考（指雍正皇帝）賜給我的。我國以「國語騎射」為本，子子孫孫一定不要效法漢人惡習。為了防微杜漸，乾隆皇帝還派人將這番話寫出來貼在皇子書房的牆壁上，好讓他們「觸目儆心」，永遠不忘。這番教訓，給了永琰也就是後來的嘉慶皇帝非常深刻的印象。

嘉慶九年（1804年）二月，已做了皇帝的顒琰也頒布一道類似的上諭來告誡自己的子孫。他說，詞章之學，本屬末節，何況我朝家法世代相傳的是國語騎射（國語，指滿洲語言文字；騎射，指滿族傳統的騎馬射箭的武藝），尤其應當勤加練習，如果居然以風雅自命，想與漢族文人學士們爭高下，那就是舍其本而務期末了。這與他父親當年教訓他的口吻，真是如出一轍。在乾隆嚴格管束下長大的永琰，品格端方，為政勤勉，生活儉樸待人寬厚，而且特別能夠約束自己，他多少能體恤民生疾苦，一心想有所作為，做一個好皇帝。不錯，翻閱清朝正史，找不到對他荒淫、貪婪、昏庸、陰險行為的記載；翻閱清人筆記、逸聞，也查不著他的哪怕一件風流韻事。可是，清朝的統治，還是不可避免地在他手中衰敗下去，他沒能有所作為一他是清朝近三百年中最沒有特色的皇帝，也許，這是因為他生不逢時，可是，乾隆老子這種教育，難道不應該為他這種因循苟且、游移不定、沒有生氣的個性負主要責任嗎？有史學家說，守業之主不可能具有創業之君的雄才大略，這其中，恐怕也有些必然性在內吧。

乾隆帝雖然名義上退了位，可是一絲一毫也不肯讓權，他是那種越到晚年，對虛榮和權力的慾望越強烈的人。決定傳位的同時他就明確宣布凡遇軍國大事和用人事宜，他決不會置之不問，而仍要親自處理。他命軍機大臣擬定的傳位規定，使太上皇的禮儀規格和實際權力，都遠在嗣皇帝嘉慶之上，他卻是凌駕於天子之上的天子之父。他決不甘心做歷史上常見到的那種雖然養尊處優可是毫無實權的太上皇。

按他的規定，太上皇帝仍然自稱為「朕」，他的諭旨稱為「勅旨」題奏行文時，遇天祖等字高四格，太上皇帝高三格，嗣皇帝高二格抬寫太上皇帝生辰要稱萬萬壽，嗣皇帝只好降稱萬壽。文武大員進京陛見，新補官員離京赴任，都必須覲見太上皇，恭請太上皇的「恩訓」。這還不夠，傳位以後，乾隆借口已在養心殿居住了六十年，只有這裡才「安全吉祥」，才便於召見群臣，無論如何也不肯搬到早就修葺好的寧壽宮。於是，理應入主養心殿的嗣皇帝，只好仍屈居在皇子所住的毓慶宮中，乾隆還給毓慶官賜名「繼德堂」。還有，嘉慶改元，全國上下當然應該統一使用嘉慶新曆，可是清宮中還是用乾隆年號，譬如乾隆六十一、六十二年等等。據說，當時的著名文人、編纂《四庫全書》的紀曉嵐，就曾留有這麼一個。新皇帝即位，按說錢幣也該改鑄「嘉慶通寶」，可在這幾年，卻是乾隆、嘉慶兩個年號各半分鑄。

此時的嘉慶皇帝，已是三十五歲的壯年，滿肚子抱負不得施展，反倒成了太上皇的陪侍。正月初一，御太和殿的不是皇上，而是太上皇，皇上只能率領著王公大臣官員以及蒙古王公，等等，在殿下向太上皇慶賀行禮。太上皇外出巡幸，他跟隨左右，太上皇南向聽政，他在殿內西向侍坐，每日只全神貫注一件事，就是太上皇帝的喜怒哀樂，這是嘉慶皇帝修心忍性的一段日子。及至嘉慶四年（1799年）的正月初三，太上皇終於駕崩，嘉慶也終於搬進養心殿親政，時已屆不惑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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