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大學校長：不要把太多精力放在大學排名變動上

文 | 桂濤 顧震球 趙朗圻

劍橋大學校長斯蒂芬·圖普是這所世界著名學府建校800多年來首位非英國籍校長。在英國脫歐的背景下，這一任命帶來了一些爭議，但也顯示出英國「世界性英國」目標的延續性。

日前，圖普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大學有義務觸及更廣闊的世界，讓學生在價值觀的碰撞與對話中開啟更為豐富的精神世界，為人類面對的最艱巨的挑戰提供解決方案。

劍橋大學校長斯蒂芬·圖普（桂濤 攝）

什麼才是成功的教育

參考文化：在您看來什麼是好的教育？什麼是好的大學？

圖普：我先從什麼是成功的教育開始回答吧。我認為對於來到優秀大學求學的學生們來說，他們將會學到全新的思想和思辨，他們會覺得從根本上被挑戰，在離開的時候他們會感到這所大學用全新的思想開闊了他們的眼界，開啟了他們的精神世界。我同樣認為教育應該允許學生們儘可能廣地與來自不同背景、不同國家的人交往，接觸不同的世界觀和想法將迫使學生進一步思考。我認為這是很棒的教育。當然像劍橋這樣的學校希望能通過教育傳遞給學生最先鋒的思想、最前沿的研究，我也相信劍橋有能力做到。

一所優秀的大學應該從根本上致力於拓展人類知識的疆界，幫助世界從科學、技術、人性、精神等角度理解自身。幾百年來大學一直擔負著這樣的責任，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是丟掉了我們的中心任務。同時我認為大學有義務觸及更廣闊的世界，為人性面對的最艱巨的挑戰提供解決方案。

劍橋大學校園

很難為如何成為一所優秀大學列一個具體的清單，因為隨著時間的變化答案會有所變化。優秀的大學不止需要齊備的設施，雖然這很重要，但根本上優秀的大學致力於吸引最優秀的科學家、最優秀的學者、最優秀的學生，讓他們齊聚一堂，最大限度地互相學習、挑戰。所以我會鼓勵中國的大學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吸引最棒的人才上。其次，應鼓勵學生們的探索精神，不要讓他們故步自封於已有的學識，而要鼓勵他們儘可能廣泛地思考當今世界的一系列大問題，並思考他們如何能通過畢生的努力，為解決這些問題作出貢獻。

Q：如何確保普通人也有平等機會進入劍橋這樣的精英大學？

A：這個問題很重要，就像我之前說過的，我作為劍橋大學校長希望達成的目標之一是開放性。開放性的另一標誌是無論人才的背景如何，學校都應對其保持開放態度。劍橋這些年來十分努力變得更加開放包容，並真正把機會給那些從來沒想過能有機會來劍橋學習的人。任重道遠，我們也盡心竭力。我們正試圖聯繫那些從來沒有學生來劍橋學習過的團體，我們在大學和學院層面都有相應計劃，歡迎並鼓勵學生們志存高遠，把劍橋作為他們的目標之一。我們同樣致力於通過與英國的各大學校合作，提高學生們的綜合素質。

校園開放日（劍橋大學官網）

嘗試用新方式理解世界

Q：作為劍橋大學建校800多年來首位外籍校長，您有什麼感想？

A：能成為劍橋大學校長我感到很榮幸，並有很強的責任感去儘力確保我能很好地代表這所優秀的學校。我也希望我的繼任者們能夠在我的基礎上將校長一職發揚光大。劍橋是一所雄心勃勃的學校，一些歷史悠久、發展穩定的學校有時會看起來停滯不前，但我想說，到目前為止，我對劍橋的整體印象是，我的同事們兢兢業業，繼往開來，致力於探索新的知識和教學方式。我認為對一所有800餘年歷史的學校來說，能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

Q：在您的任期內，您計劃把劍橋帶向何處？

A：醫學界的一個重要概念是希波克拉底宣言中的「Do No Harm」（不要傷害病人），因此作為劍橋大學的領導人之一，我必須考慮的是如何確保我們在邁向未來的過程中不做會傷害我們過往成就的事。

我認為一所出色大學的標誌是，參與的多元性、思想的多元性、實踐的多元性，各種截然不同的人帶著他們的才華來到學校。我們必須確保他們能夠對話，因此我們在組織實驗室和教學結構上必須有靈活性。我們也必須在根本上致力於鼓勵基礎科學研究和必不可少的學術投入。世界上優秀的大學不應只著眼於明天將發生什麼，儘管這很重要，我們也有很多同事做應用型研究，研究結果能夠立刻投入工業或政府實踐，但我們必須要有能夠著眼於長遠未來的人，能夠嘗試用新的方式理解世界的人。劍橋大學就是以後者聞名世界的，DNA（的發現）和查爾斯·達爾文都是代表。這些發現能夠從根本上轉變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我認為這是一所優秀大學的標誌。

查爾斯·達爾文

這是個很困難的問題。我希望作為一校之長，我能夠在兩三個領域有些影響力。我想謙卑一點，因為這是能夠團結學校數百名學者和同事的關鍵。我能夠想到的有兩個方面：首先，我認為劍橋長期以來想要使學校的不同部分更有效地聯繫起來，但我們還沒能做到。英國人管這個叫「Joining-up」，意思是跨學科研究，即如果在學校一頭有人在實驗室研究某個特定課題，我們想確保他知道在學校另一頭也有人在研究類似的課題。所以我們正在開發一個策略性的研究計劃，把學校各個角落的研究成果聯繫起來，變得越來越跨學科化。這是我認為作為學校領導，通過激勵、合理的安排，能夠帶來的一個改變；另一方面我稱之為開放性。劍橋大學有變革性思考的傳統，我們參與到了全英甚至全世界的工業、政府、民間等領域。因為我們必須先參與，才能理解人性所面對的這些基本問題，進而知道如何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如糧食安全、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方面有所作為，以及作為一所大學如何與其他重要的社會角色合作，為人們帶來更好的生活。這是另一個我希望一校之長能夠為學校帶來改變的地方。

圖片來源：蓋帝圖像

對於劍橋的校領導來說最重要的首先是確保學校長久以來的優勢地位。當然會有風險，全世界的大學都面對著重要的挑戰，尤其在西方國家，大學資金的穩定性有時難以保證。我認為我們必須在更廣闊的世界中探討大學的意義，即幫助人們明白他們自身的重要性。不得不說，從我跟中國大學校領導們的交談中我感覺中國大學面臨這方面的挑戰要小一些，我一直驚異於（大學）在中國社會的意義，中國的家長們如此希望讓他們的孩子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意外的是，這在西方世界的接受度不像原先那麼高了。因此我更要努力讓西方社會明白大學對於學生們的重要性，以及研究和創新之於整個社會的重要性。

「排行榜」顯示亞洲大學崛起

Q：您對以「大學排行榜」的方式來評價大學怎麼看？

A：我對於用單一指標來衡量學校整體水平持懷疑態度，我認為排名能夠告訴我們學校的發展軌跡，學校是否仍有競爭力，是否在發展上遇到了困難，但應放在一段時間內來看。因此我勸大家不要把太多精力放在每年排名的變動上。說實話，那些列出排名的機構想要吸引眼球就必須造出一些事來，如果排名一直保持穩定的話大家是不會感興趣的。儘管如此，排名中還是能看出一些趨勢，比如中國和其他亞洲地區學校的崛起，我認為排名還是有事實依據的，如今出自中國的科學成果十分引人注目。2016年中國的學術論文產出數量第一次超過了美國。在如此短時間內能夠有如此巨大的變化，我認為中國領導人和中國人民應該為高等教育的發展成果自豪。排名告訴我們的這個信息還是比較有用的。

Q：在您看來，劍橋與牛津兩所英國的古老大學有何不同？

A：牛津和劍橋都有著悠久的傳統，它們都是學院制大學，也就是說它們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學院的聯邦之上的，從這一點來說它們很相似。我未曾在牛津學習過，因此不敢妄言，但我想說（兩所學校）還是有一些區別的。歷史上，人類知識中最為根本的發現都出自劍橋，牛津有一些，哈佛和斯坦福也有一些，但出於某種原因，這些最為重要的發現極大比例都出自劍橋。我想這源自於這裡對於提問的開放精神，以及對於宏大圖景和思想的探索精神。我並不是說這些在我們的姐妹學校中不存在，但似乎在劍橋的存在感極強，這也是我非常高興能在劍橋任職的原因。

牛津大學全景圖（牛津大學官網）

Q：您如何看英國選擇脫歐？

A：我無法代表英國，僅站在劍橋大學的立場看，我認為我來劍橋的初衷在於，劍橋致力於真正的全球參與，而非只在國內探討英國脫歐的重要性。因此儘管作為第一個非英國籍的校長，我仍感受到劍橋對我的歡迎態度。我能感到同事們無比渴望向世界證明劍橋大學對國際事務的關切。

我們所面對的挑戰之一是目前英國脫歐的境況並不明晰，因此我不得不說，在不知道英歐之間將達成何種協定的前提下，許多事情很難做計劃。我們已經知道將會有潛在的消極影響，我們也必須確保這些影響被妥善處理，我想確保我們仍將保持與歐洲的學術夥伴們在研究上的緊密聯繫，我們同樣對歐洲學生持歡迎態度，學校對來自歐洲的校職工們仍將保持友好，這些都是我們作為一所大學的核心想法。但在某種程度上，這也取決於英國和歐洲大陸最終就脫歐達成何種協定。

圖片來源：英國廣播公司

劍橋大學有大約23%的教職員工來自歐盟，包括校工和教研團隊，他們對學校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我們想確保劍橋大學是他們想要繼續工作生活的地方。毫無疑問，從中世紀起就有人自歐洲來到劍橋學習，我們的人也到歐洲大陸去，我們想確保這一傳統得以延續。關於歐盟公民能否在脫歐後繼續留在英國，這是英國脫歐談判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我們看到英國政府已傳遞出他們清楚歐盟公民權利的信號，這在過渡期也將得到保障，因此我對脫歐議題的這方面感到樂觀，我們的大方向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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