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夫·德里克：發現「第四世界」的中國問題專家
徐德林/文
在新時期以降中國學者所「結識」的歐美理論家和批評家中，土耳其裔美國馬克思主義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名字格外引人矚目。這一方面是因為他不但異常活躍於全球化研究與後殖民理論批評，而且時常基於自己的第三世界血統和文化背景，提出挑戰歐洲或西方中心主義的新觀點，為處於「後殖民氛圍」下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提供具有啟迪意義的批評策略；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與中國的關係遠比他與自己的祖國土耳其的關係密切。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德里克確乎將其學術志趣轉向了後殖民理論批評和全球化研究，出版了《革命之後：警惕全球資本主義》《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全球現代性》等多部備受關注的理論著作。
但對文化自覺意識日趨顯著的中國學界更為重要的是，德里克首先是當今歐美世界最重要的中國問題專家，或者借用他朋友的話來講，他是一位「思想活躍又深具生產性的馬克思主義者」。
發現「第四世界」
1940年，德里克出生在土耳其梅爾辛市（Mersin）的一個中產階級商人家庭，1964年從由美國人創辦、全然採用美國式教學內容與方法的土耳其羅伯特學院（Robert College）大學畢業時，獲得了富布萊特獎學金，於是赴美留學，進入羅徹斯特大學物理系攻讀博士學位。
去美國之前的德里克儘管深受家庭尤其是父親的干預，但他依然不時做出忤逆之舉，「我那時表現得『很進步』」，大學期間不但擔任過學生會會長、組織過由各方人士參與的系列講座，而且悄悄產生了對歷史的濃厚興趣。置身於美國校園、不受家庭干預的德里克很快就發現，「相對於物理學，他更想學歷史，具體則是中國歷史——和土耳其一樣同為第三世界國家的中國革命，他想了解，這場革命是什麼性質的」。
受這一志趣的驅使，加之著名的日本史專家哈里·哈魯圖尼恩（Harry Harootunian）的幫助，德里克毅然從剛剛入讀兩月的物理系轉到了歷史系，開啟了他對中國近代史尤其是中國革命史的考察與探究。
其間為了學習漢語、了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搜集論文相關資料，德里克不得不輾轉美國各地，甚至遠赴台灣，但他樂此不疲，不急不緩地在1973年完成了其聚焦歷史學家陶希聖的博士論文，雖然眾所周知，早在1971年，他就開始了自己在杜克大學歷史系的30年執教生涯。2001年，德里克移師俄勒岡大學，在那裡擔任奈特社會科學講座教授（Knight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直到2006年榮休，但就像2015年出版的《後革命時代的中國》所暗示的那樣，他並未因為在體制內的退休而停止學術思考和創作。
提及由「中國研究起家的」的德里克，中國學者想必首先會想到他對作為概念的「後革命」和「後社會主義」的完善與全面論述：隨著情勢的變化，「這套術語取代了早先的現代主義、殖民主義和三個世界、社會主義和革命那套術語……從當代視野看來，它們卻糾纏在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中，因而再也無法用來描繪當今世界」。
此間的德里克一方面是在表徵他對全球化的批評，即全球化在本質上是一個同時對歐洲和第三世界產生衝擊、隱匿著美國霸權主義的現象，因此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無異於美國化，或者全球化即「帝國主義的代名詞」，另一方面則是在暗示他對「第三世界」這一概念的質疑。
對於三個世界之劃分，德里克曾經是熱切的支持者，但20世紀90年代以降，國際風雲變幻莫測——前蘇聯的解體以及社會主義陣營的不復存在和全球化浪潮的席捲世界各地，讓他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三個世界已逐漸演化為多極角逐的世界，各種政治力量的互相對峙和對話，各種民族文化的衝突和交融，造成了當代世界的新格局，即一個多元共生的時代。第二世界的解體，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的不平衡發展也造成了曾經試圖以一個聲音說話的發展中國家集團出現了巨大的貧富等級差別，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他認為是全球化。
德里克的創見不僅僅體現在對第三世界理論的質疑和解構，更在於他提出了由「土著居民」等地方化或本土化勢力為主的「第四世界」的概念，或者一如他對第三世界概念的解構所證明的，「當今對第三世界概念的徹底批判必須包括：第一，區分現在與過去……第二，因此，還有必要區分不同的第三世界話語隱含的結構情景。第三，同樣的話語也適用於第三世界概念本身固有的批評性政治議程」，他在消解第三世界概念的同時又對其原有內涵作了新的充實。
持續關注中國
不過，在德里克的成果中，最讓中國學者念念不忘的恐怕是他藉以躋身學界的《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儘管作為他的「處女作」，稍顯青澀。
這部基於其博士論文的專著以20世紀20年代-30年代中國的「社會史論戰」為中心，全面深入地探究和分析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興起，暗示德里克從一開始就不但關注中國的問題，而且關注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問題。
針對盛行於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約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的觀點——即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和唯物觀之所以能征服中國和中國知識分子，是因為它們是「中國知識分子用以解決自19世紀西方衝擊傳統中國以來，令他們困擾不已的『歷史』與『價值』……之間矛盾的憑藉與方法」——德里克強調指出，理解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在中國興起的根本在於1925年-1927年的國民革命。
德里克認為，五卅運動導致了群眾運動在城市和鄉村迅猛發展，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對社會變革的觀念認知，刺激中國知識分子將其關注點從此前的「政治問題」和「文化問題」轉向「社會問題」和激進的社會變革，因而促成了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通過「社會學」這一媒介被廣泛傳播。
與此密切相關的是，1927年的國共分裂、大革命失敗引發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革命前途的別樣思考和探索，抑或說刺激他們開始擺脫共產國際教條的束縛、運用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對中國社會結構和歷史問題進行嚴肅的分析。在隨之而起的「社會史論戰」中，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範疇成為了論戰各方共享的理論資源和知識背景，因此初步奠定了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在中國歷史研究中的支配地位。
簡言之，德里克認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前途的關注決定了他們的理論選擇和歷史寫作，因此可以說，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創造了一種新的史學研究範式，深刻改變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意識，「最優秀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無論他們的歷史分期方法多麼機械，亦是為他們尋求中國歷史進程的社會經濟分界線的理論預設所驅使。在探索的過程中，他們闡明了那些被早前的歷史學家所忽視或低估的中國歷史的重要方面的意義」。
受近年來民國熱的影響，德里克的另一部著作《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也頗受中國學者青睞。此間的德里克是把無政府主義置於中國激進主義發展的線索中加以考察的，充分論述了無政府主義在中國革命話語形成、革命思想建構和推動社會革命運動上所做的貢獻。
比如，就1906年-1907年分別在巴黎和東京成立的中國無政府主義團體而言，前者由李石曾、吳稚暉領導，受克魯泡特金影響，提倡科學主義未來主義的無政府主義，實施工讀計劃，提出知識與勞動結合的教育理念；後者由劉師培、何震領導，主要受託爾斯泰的影響，關心婦女與農民問題，美化中國古代的烏托邦思想，提出農村公社等設想。德里克最後指出，在20世紀20年代初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之前，無政府主義是中國革命思想及話語的核心。
《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無論是在研究的方法上還是深度上，都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貢獻良多。在個體追求自由空間和多種生活可能性的「後革命」時代，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民主性和純真性愈加受到關注，歷史上受過這方面影響的作家、學人再度成為研究對象。
在社會變革已構成日常生活重要內容的當下，從教育、社會組織形式、互助機制到人們的生活方式、感受方式、新的倫理規則、思想意識的形成上，社會生活無不呈現出變革的節奏和勢態，回顧現代中國早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實質和脈絡，或許還可以繼續賦予我們清明的方向感和動力感。
（作者為社科院外國文學所研究員，編輯：臧博）
（本文首刊於2018年3月19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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