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法律世界
生活在21世紀，已經很難理解《紅樓夢》曾經給中國社會帶來過廣泛而又深刻的影響。對於今天的年輕人來說，《紅樓夢》只不過是一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
《紅樓夢》抄本在乾隆中期始出，販之於廟市，須數十金一部。儘管價格高昂，但卻異常迅速地在社會上傳播併流行起來，由京都而至江浙。到了乾隆晚期，上至王府、士大夫，下至黎民百姓，已經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人人爭談，轉成時尚了。郝懿行在乾隆、嘉慶間入都，「見人家案頭必有一本《紅樓夢》。」得碩亭則在《京都竹枝詞》中描寫當時的時尚是：「做闊全憑鴉片煙，何妨作鬼且神仙。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是枉然。」在中國歷史上，沒有第二本書能夠同《紅樓夢》一樣，如此自發、迅速地受到社會各階層的普通歡迎和議論。
我們不要忘了《紅樓夢》是在怎樣的歷史條件下傳播和流行的。在科舉制度下，讀書人講求經世致用，津津於《四書》、「五經」，小說連稗官野史都不如，為一般讀書人所輕賤。所謂「詩文雖小道，小說蓋小之又小者也」。何況，《紅樓夢》曾經被列為「淫書」，遭到法律的嚴厲禁止。早在曹雪芹出生前，康熙五十三年就制定了造賣淫詞小說的禁例，規定「凡造作刻印淫詞小說者，系官員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買者杖一百、徒三年」。 《紅樓夢》在清代作為「淫書之最」，上了禁毀的「黑名單」， 《紅樓夢》的劇目在禁演之列，是毫不奇怪的。同治七年四月十五日，江蘇巡撫丁雨生曾頒布一道禁例，將《紅樓夢》及《紅樓夢》的諸多續本列為應禁書目，並將禁毀行為是否認真，作為考察地方官優劣的標準。在這種氣候下，一班以正統自居的「衛道士」，無不對《紅樓夢》大加討伐，對作者恣意侮蔑。中興名臣胡林翼曾說過，一部《紅樓夢》教壞天下官員及一切讀紅之人。
嚴厲的禁毀並沒有改變《紅樓夢》幾乎「家置一編」的狀況，更無法改變大眾對《紅樓夢》的真心喜愛。咸豐、同治時的文士黃鈞宰，有一次寄住在江寧城南的正覺寺，看見寺內為山和尚的書房內放著一套精雕細刻的《紅樓夢》，他想為山一定會將其掩藏，沒想到為山面無愧色，不禁讚歎道：「能讀《紅樓》，乃是真和尚；讀《紅樓》而見人能不掩藏，乃是絕好和尚。」
一部《紅樓夢》，不曾描寫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妖魔鬼怪的奇事，凈是些家長里短，兒女情長的瑣事，很多人都有過初讀難耐、始棄終愛的經歷，是什麼使它具有如此強大、持久的魅力呢？
《紅樓夢》不是寫出來的，是哭出來的。
《紅樓夢》的作者的曹雪芹，出身於清朝內務府正白旗的一個世襲包衣人家庭。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家庭。「包衣」是滿語的對音翻譯，正確的讀音本來是「波衣」，相沿成習，稱為「包衣」，它的漢語的準確意思是「家奴」。內務府包衣人就是皇上的家奴。一方面，作為包衣人，出身非常低賤，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給康熙皇帝的奏摺中，有臣「包衣下賤」，「臣系家奴，自幼荷蒙聖恩豢養」等語；另一方面，由於包衣人的先祖在滿清沒有入關前就已經是家奴，後來「從龍入關」，有的還立有戰功，經過幾代的效忠，他們和主子之間的信任關係，非外人可比，是地地道道的「家裡人」，不折不扣的「奴上奴」。內務府上三旗，也就是鑲黃旗、正黃旗、正白旗包衣人，因為專門管理內廷事務，成為皇帝最親近的人。出於信任，皇帝經常委派他們擔任「織造」，監督「鹽務」。「織造」和「鹽務」是清朝最肥的兩個差使，凡是任過這兩個差的，家庭的闊綽和排場遠勝一般往後。曹雪芹的曾祖曹璽在康熙二年首任江寧織造，病故後其子曹寅任蘇州織造，後繼任江寧織造，又任兩淮巡鹽御史，曹寅病故後，其子曹顒和另外一個過繼子曹頫又先後接任江寧織造，一切全部出自康熙的親手安排。這樣，曹家祖孫三代在江寧織造任上長達六十餘年，所謂「赫赫揚揚，已將百載」。曹雪芹的幼年，就是隨祖父在江南這個溫柔鄉、富貴之場度過的。曹寅和康熙還有一層極其特殊的關係，曹寅的母親同時也是康熙的奶媽，這樣，曹寅和康熙雖然在身分上還是奴才和主子，但在感情上，多少有些一母同胞、情同手足了。康熙六次難尋，四次由曹寅接駕，住在織造府，其親密程度，恐怕連江南總督這樣的朝廷要員也無法相比。這種寵信關係，使他們經常為皇帝辦理一些頗為特殊的機密事項，曹寅在江寧織造任上，就負有為康熙打探江南社情和監督朝廷官員的特殊使命。這也使他們特別容易捲入最高權力階層爭鬥的漩渦，淪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正因為曹家和康熙的特殊關係，在雍正奪嫡後清除異己的殘酷鬥爭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牽連，終於落了一個家財被抄，「樹倒猢猻散」的下場。曹雪芹回到北京後，也終因窮困潦倒，貧病交加，年未滿五十載就「淚盡而逝」。
曹雪芹在這種極為特殊的環境中熏染成長起來，可以說集賤與貴的感覺於一身，貧與富的生活於一生，南與北的閱歷於一體，加上罕有的稟賦與才華，使他「眼空如萁，筆大如椽」，能於一般的人情世故中體驗並品味出真與假這個人生、社會的終極問題和至大問題。真與假是統領《紅樓夢》的綱領，貫穿全書始終。在經過人生種種歷練之後，曹雪芹終於認識到：生是假，死是真；陽是假，陰是真；正是假，反是真；盛是假，衰是真；潔是假，濁是真；笑是假，哭是真；金玉是假，木石是真；世故是假，痴情是真；現實是假，理想是真；寶釵、襲人性格是假，黛玉、晴雯性格是真……然而，人生的悲哀就在於此，世人都喜歡假的，討厭真的，正如胭脂齋所批：這「世上原宜假，不宜真」，「一日賣了三千假，三日賣不出一個真。」
他看透了世人對真假的顛倒和混淆，因而發出「假作真時真亦假」的悲嘆！「假作真時真亦假」，這七個字切勿輕易看過，它是曹雪芹對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及其人性的憤怒聲討和深刻批判，字字血淚，只可道與知者言。
他生於康乾盛世，卻通過家庭和自身的經歷，敏銳地洞察出那個盛極一時的家族、社會、文化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以及由盛而衰的總趨勢，知道終有一天會「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所以，通過賈府的男女老少，鋪排出一場「懷金悼玉」的《紅樓夢》，為之一哭。
清宗室永忠是曹雪芹同時代人，因為有著幾乎相同的遭遇和感受，讀了《紅樓夢》，被曹雪芹的「傳神文筆」觸動情愫，自恨不得相識，唯有掩卷痛哭：傳神文筆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淚流。
可恨同時不相識,幾回掩卷哭曹侯!
在哪個時代一部《紅樓夢》，不知使多少痴情男女沉迷其中，為之著魔。除過因身、家之痛而動情哭泣者之外，還有一種人，超越了身家性命，在苦難之際，為著一個民族、一種文化而哀哀慟哭。
如果說痴情男女的哭泣因辛酸而引人同情，那麼，這種因文化自覺而產生的理性哭泣所包含的複雜感情，就格外引人深思。一種文化衰敗了，為什麼被此文化所化之人，依然鍾情於此文化？此種文化蘊含著何等魅力？其中包含著什麼道理？
1919年，吳宓在美國哈弗大學中國學生會以《紅樓新談》為題發表演說，初識陳寅恪，陳寅恪為《紅樓夢新談》題詩一首：
等是閻浮夢裡身，夢中談夢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更有人。
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
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愴神。
陳寅恪這首詩，寫得感情真摯，蕩氣迴腸，借《紅樓夢》題詠，抒發的卻是對人生和文化變遷的傷感之情。我們已經無法知道當時他和吳宓就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有過哪些晤談，但我認為，吳宓在《石頭記評贊》中的一番話，可以為陳寅恪的這種「傷感」做一個絕好的小註：
《石頭記》為中國文明最真最美而最完備之表現，其書乃真正中國之文化、生活、社會、各部各類之整全的縮影,既美且富,既真且詳。……今日乃此後之中國，縱或盛大，然與世界接觸融合，一切文化、思想、食物、習慣，已非純粹之中國舊觀……
《紅樓夢》所展現的，正是中國傳統社會由鼎盛向衰敗轉折階段的文化現象。它是複雜的，既閃爍著美輪美奐的光彩，也折射出醜惡骯髒的傷疤。它的複雜性決定了後世學者對它的複雜、曖昧心態。曹雪芹的高明，在於他並不對優劣好壞做出自己的主觀判斷，而只是將這些複雜的文化現象和盤托出，由每個不同的人自己去品味決斷。然而，遺憾的是，經國100多年歐風美雨的洗禮，這種文化今天離我們已經越來越遠，如同一個遙遠的夢。陳寅恪輩去舊夢未遠，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當我們進入《紅樓夢》的世界時，才真正是「夢中談夢倍酸辛」呀！
一旦進入《紅樓夢》世界，我們才發現，那個在現實生活中已經無跡可尋，在典籍中已經變得塵封僵冷的中國傳統文化，立即活靈活現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好似中國文化的鐘靈之氣，一下子全部集中於曹雪芹一人一身，並在《紅樓夢》中得到最集中、最完美、最鮮活的體現。一部《紅樓夢》，就是一部「活的」中國文化。
我們不應當僅僅將《紅樓夢》當作一部古典文學名著來讀，它也是一部批判現實主義作品，既批判傳統社會，也批判現代社會。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在欣賞《紅樓夢》文學之美的同時，更應該深刻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魅力，它所創造出來的豐富的想像力、精緻的生活和藝術，反襯出現代社會的平庸、粗俗以及想像力的缺失。
《紅樓夢》為我們提供了一幅全面的、細節生動的中國傳統文化活的圖像。它是一部浩瀚的文化海洋，幾乎無所不包，具有廣闊的空間和無限的開放性。每一個人，縱使觀點不同乃至相反，縱使懷有完全不同的旨趣和目的，都能夠在《紅樓夢》中發現令人驚喜、驚嘆的文化寶藏。因此，魯迅說一部《紅樓夢》：
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留言家看見宮圍和事……
法學家看見什麼？
法學家不讀《紅樓夢》。或者青年時雖曾讀過，成年因有人權、人命關天的大事，無暇顧及。所以，100多年來，儘管紅學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波譎雲詭，熱鬧非凡，卻從沒有法學家問津染指，倒也「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法學家不研究《紅樓夢》，實在是紅學的重大損失。
歷來的紅學家，幾乎是清一色的文史出身。它給紅學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在文本內重視文學性的鑒賞、評析和對不同版本的校勘、比較，文本外則醉心於以曹家歷史為核心的考證和對重大歷史事件的索引，反而對文本內涉及到的重要制度關注不夠。這不僅嚴重障礙了對《紅樓夢》所揭示的重大問題的理解，同時也失去了從制度上對許多疑難問題的考證和論證。
當我們進入《紅樓夢》的法律世界，就會發現這是一座無比豐富的文化寶藏，它不僅可以為紅學研究打開一條新的通道，其中還存在著可以與傳統制度乃至現代制度互為解釋的巨大空間。這裡所說的法律，並不是西方學科分類意義上的「法律」，而是社會學意義上的法律，是中國式的法律，它既包括「禮法」這樣的國家法，也包括「家法」這樣的民間法。「禮法」和「家法」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法律。禮與法密不可分，出禮則入法。家是中國人最基本的生活單位，一個人可以離「王法」很遠，但卻無時無處不在「家法」的管束之下。《紅樓夢》的法律世界，正是一部中國式法律生活的真實寫照。
百餘年的紅學研究實已走入死局。能夠藉以索隱的事件離我們越來越遠、越來越陌生，發現新材料以供參考的希望也日益渺茫。現在，已經到了在索隱派和考證派之外，為紅學提供一種新的研究方式的時候了。對於這個世紀及其以後的中國人，傳統早已不是急欲拋棄的包袱和必欲砸碎的鎖鏈，而是必須倍加保護和珍惜的固有文化資源。在這個意義上，《紅樓夢》所表現並蘊藏的純粹中國式的迷人文化將具有更加廣泛的開放性和永久的生命力，它將吸引一切尊重並懂得中國文化的人進入其中，吸收、傳承並創造性地予以轉化。紅樓夢的法律世界就是其中的一個部分。
作者介紹
尹伊君，男，滿族，祖籍北京。1962年生於陝西安康。一個研究法學、紅學，愛好書法、收藏的檢察官
來源：2015年10月15日《太原法院文化周刊》悅讀茶坊版。
本刊刊訓：
在這裡，激情碰撞文化，詩意表述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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