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remi，印度三部曲
1990年被英國女王封為爵士，2001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V.S.奈保爾獲得過英語文學的所有重要獎項，但他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用英語寫作的西方作家，作為出生於英屬殖民地特里尼達的印度後裔，他具有多重身份，其作品的著眼點也常常落在他的祖籍印度，以及東方的伊斯蘭世界等。
作為英國人，奈保爾躋身上層，功成名就，但從來無法忽視故土，他譴責英國殖民丟給印度的麻煩殘局。但作為印度人，他又曾經痛恨自己無法去除的亞洲烙印。1949年為了申請牛津，他抱怨「就算是從印度來的印度人也沒有比我更像印度人」。但是，請注意，後者也許只是「曾經」，事實上，如果沒有這一重印度身份，他也許不會形成現在的性格，他的寫作天才也許也就無以發揮。印度身份成就了奈保爾，是他得天獨厚的優勢，兒時在殖民地印度社群中的經歷引導他一生不斷的回憶、思考。他的代表作「印度三部曲」正是這是他思想發展、變化的深刻體現。
每個人都會有要以自己的故土、民族、群體為自豪的心理需求。被西方主流社會邊緣化的印裔群體，因為本身的不被理解接受，一直處於心理上的遊離狀態，這種渴望當然也就更加強烈。他們更需要這種感情將他們維繫在一起，才不至於支離破碎，由少數而消失湮沒。印度人對個人定位的心理要求，遠甚於其他任何民族。他們可以不知道自己是誰，但不能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處於哪個位置。正如奈保爾書中所提到的一位因涉外婚姻而喪失種姓的女士，雖然擁有財富，但即便是生活在其他國家，仍覺自己猶如行屍走肉。而奈保爾本人對印度的幾番探求、不懈追索也正基於此。
上世紀60年代以前，奈保爾從未到過印度本土。他對印度的印象，來源於兒時在特立尼達的印度社區生活。而相對於原汁原味的印度而言，殖民地的宗教儀式經過了多少扭曲變形？神靈偶像有多少顏色褪去？又有多少人生態度淹沒在西方式的冒進探索中？
特里尼達和英國不可能回答這樣的疑問。抱著尋求答案的目的，奈保爾踏上了印度大地。如果歐洲人或者美國人可以四處炫耀自己的身份，不論生活在任何地方都仍舊是西方人，為什麼印度人不能？為什麼印度人就要改變自己，適應他人？正如奈保爾自己所說的，似乎越是屬於少數的群體，越習慣於緊抱著自己的屬性不放，甚至像作者家鄉的「金牙婆婆」夫婦一樣，自絕於外部。這也許正是底氣不足的表現。雖然已經想到了他的祖輩之所以願意離開印度前往特里尼達，可能說明印度當地比他出生的那個殖民地的狀況更糟糕些，但那只是一種猜想。另一種希望是，當年決定離開印度的祖輩們完全不了解大洋彼岸的狀況，而有一種美好的希望。但也許是因為他本人對自己的民族寄予了過多地期望，當美國式的浪漫想像被撕碎，他看到撲面而來、比比皆是的混亂、骯髒、醜陋的景象時，我們就不難理解他為什麼會忘記了自己的初衷，為什麼會失望、憤怒、會感覺深深地受傷，而對一切都大加指責。
在「印度三部曲」的開篇——《幽黯國度：記憶與現實交錯的印度之旅》中，奈保爾像是一個憤怒的青年，他憤怒地口誅筆伐，報複式的抽打著這個傷害了他的國度，刻薄、扭曲、不擇手段、置個人道德於不顧。他將自己心中絕望的黑暗置於整個印度之上，把它變成看不到光明前景的「黝黯國度」。有書評寫到：「這一年的印度之旅其實也是他企圖探詢自己的歷史與身份認同的內心之旅，而他的收穫卻是看到：印度屬於黑夜——一個已經死亡的世界、一段漫長的旅程。」
但不惜以最壞的惡意來揣度印度的一切的作法，正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表現。而其隱藏的背景，其實是對民族的認同。儘管作者也許想保持一種英國人應有的客觀疏離的外國人的視角，但他並沒有做到。如果不是，那麼我們看到的，應該是一本日本人妹尾河童的《窺視印度》一樣的觀光客旅遊書，而不是《幽黯國度》。其實，在這本書的《序言》部分，奈保爾還描述了在希臘和埃及見聞，沒有說什麼好話，但也不至於大加誅伐，這就是關心與否的差別所在。
奈保爾匆匆逃離了印度，快得甚至來不及思考。但正如前文所說，他不可能真的棄絕印度，那麼下一次旅程呢？
從「印度三部曲」的第二篇——《印度：受傷的文明》中看來，那時的奈保爾依然沒有完全擺脫第一次旅程的影響。而他對印度的了解途徑有了一個轉向，基本上來源於用英語發表作品的印度作家納拉揚等人的作品，也許還有他刻意挑選出的一些報章雜誌上的文章。毫無疑問，他下意識地剔除了那些他自以為不能代表他心目中那個破碎落後、自守自執的印度的成分。他以為那就是真實的印度。他用分析小說的態度來分析印度，不厭其煩地提到《糖果販》等作品。他執著於從英國人那裡得到的理念，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從字面上推敲印度。他感慨印度既往精神的失落，又抱怨底層民眾面對貧困壓迫時的一味忍耐。他嘲弄末代王公的無知無畏，又譏諷現有政治體制的名不副實。重重矛盾之下，一切就像是個爛攤子，無從收拾起。籠罩在印度上空的陰霾仍未散去。他因此失望、痛苦，卻完全不清楚自己看到的只是一些人想要讓人們看到的而已。
1975年，在甘地夫人頒布『緊急狀態』令前後，奈保爾再次探訪他曖昧難明的祖籍印度。與第一次（《幽黯國度》）感受到的震驚、憤怒、羞愧與鄙夷不同，這次他感到自己的遊歷『不能僅僅是看風景』。在滿目瘡痍的現實表象下，他看到的印度，是其被殖民的歷史、幾千年的宗教文化、種姓制度、甘地主義……共同影響塑形的結果。作為被征服者，印度『知性上已寄生於別的文明』，因此獨立後的印度，顯得『毫無創造力、知性枯竭、無力自衛』，『是個早已被挫敗的國度』。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上的評論是這樣說的。這就是「一些人」的說法。
過度追究歷史固然不是良好的心態。但重筆描寫印度的不良狀態，卻對自己作為曾經的殖民者，正是傷害的原因這一事實用抽象的語言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就似乎不太負責任了。當然它面對的廣大讀者是英國人，幾乎沒有誰會對自己以往的錯誤、甚至罪行感興趣。但說「奈保爾的困境是印度的困境，也是我們的困境。」未免有厚顏之嫌。所謂「我們的困境」恐怕並不是要找到印度的出路，而是要找到卸掉自己精神包袱的方法，避免「罪人」的名號永遠冠在每個殖民者的頭上。口頭上的同情和實質上的鄙棄，甚至變相的破壞，並不能使印度滿意，但英國人滿意了，他們這樣輕易地解決了自己的困境，但印度的呢？奈保爾的呢？是用幾個文學獎項和一個爵士封號就能彌補的嗎？
作為印度人的奈保爾應該痛恨英國人的殖民，痛恨他們使他成為被殖民者的身份，痛恨他們令他的故國民族積貧積弱，使流落在外的他無法抬頭挺胸。但一心想進入主流社會，受英國教育的奈保爾又難免要將「先進開明」的英國看作「陳舊愚昧」的印度前進的榜樣。雖然他責怪印度所有需要實踐的規範和技術都來自國外，而並不適用於印度，但他所維護的，顯然仍停留在擁有古老傳統的事物表面，對並非由傳統發展而來的完全嶄新的東西則不予同等對待。他將印度與西方對比，因為他沒有其他可比的對象，而衡量的天平是英國製造的，毫不遲疑地偏向西方。他確定的模式，也許「比之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小組和各式專家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印度還是有自己的模式——正像它自己的歷史一樣。它的國土曾經數次被征服，它的語言，它的建築式樣，甚至它的神明可能都有著濃重的外族色彩，但它的精神內核始終堅固，歷經千年的印度依然是印度。英國的殖民遺存可以被融合為現代印度的一部分，但那是作為印度的特色而存在的，而不再與它本來的創建者相關。
受到了這些影響，《受傷的文明》開篇就像進入了一個大房子。房子的結構支離破碎，屋子裡擺放的儘是夸夸其談的人物和虛構出來的故事，而真實的印度，被隔絕在外。在這樣的夢境中，奈保爾發出的聲音更像是一種四處碰壁的囈語——抱怨、不解，重複，缺乏連貫性，沒有標準和底線。你甚至無法相信這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它的主題如此飄忽，而論據卻像那些要刻意影響輿論走向的假新聞一樣，刻意、造作。說到底，一味的抱怨和放棄從來不能成為一部成功作品的思想主題。奈保爾本人應該深明此理：如果他的所作所為僅止於此，那麼他最終只能是一個蹩腳的評論家，而永不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
我們應該看到，雖然他忘記了應該深入那被描寫的對象中體會，但同上一次相比，他已經開始思考，而不只是像用攝影機一樣記錄下那些令印度難堪的畫面。此後，他從來沒有停止過思想的腳步。他對印度的想像、觀察、認知和理解在不斷變化、不斷前進。也因此，他能夠從深陷的泥潭中將自己解救出來。他質疑自己、打到自己，最終完成了對自身局限的超越。很少有人能做到這一點，尤其是讀完《受傷的文明》之後，你會認為作者深陷那樣的迷局陷阱中必然不可自拔，甚至會懷疑他的後兩本書是否也只是在為前一個虛幻的論點尋找重複的、偶然性的支撐，繼續不斷地抱怨聲、持續發出地傲慢冷笑似乎已然迴響在你耳邊了。但此時，奈保爾掙脫出來了，這也解救了追隨他的讀者。一切像是奇蹟。
這也說明了奈保爾並非一個高坐雲端的作家，人性的弱點、優勢，以及力量都在他的思考、創作過程中有所體現。不是通過他筆下的人物，而是通過他自身。
如果說奈保爾曾經有過短暫的、關於印度未來發展的英國式的假想和期望，那麼，至少在他決定第三次探訪印度時，這一印象已經改變。印度自身的發展，使得它已經不再那麼深地觸痛奈保爾的神經，使他更加冷靜、睿智，他帶著更明確的目的去探訪這個國家，為自己，也為他的讀者去聆聽印度人自己的說法。每個人的說法都不一致，都充滿矛盾，但這才是真實的印度。整合的世界觀、價值觀，多數派和少數派的差別是所謂的西方民主國家的方式，包羅萬象、多樣性的存在才是印度的特色。
「印度三部曲」的最終篇——《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才真正是屬於印度的華彩樂章。在宗教、社會、文學、歷史等等方面，可以當作是一本了解印度社會的指南。它是一本遊記，但同其他的遊記有著完全不同的形式，更像是一本印度各個民族、各個教派，有著不同背景和經歷的人的訪談錄。他把他們的聲音忠實的記錄下來，寫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感受，討論印度文化的穩定性等問題。但最重要的是，他提供了更豐富的材料供讀者自己去聽、去看、去想。印度仍舊不可能是完美的，但卻變得能引起人們深入探索的興趣了。
比如奈保爾不再像過去一樣對印度的種姓制度和分工方式表示強烈的不滿，而是去深入了解。當然受到現代教育的我們仍然會覺得那是與剝削、壓迫、不平等相聯繫的一種制度，但奈保爾卻講述了種姓、分工之間的另外一種聯繫：權利和義務。他提到較低的馬哈爾種姓的義務大約是充當報信人、郵遞員、轎夫、處理死者屍體等，而他們的權利是每年三次從種姓較高的村民那邊拿到一些穀物，以及可以每天到上層種姓的人家去要麵包。上層種姓的人不會碰觸他們要麵包的籃子，但卻無論如何都得給他們麵包，這當然可被看作是上層種姓人的義務。他又提到這是1955年以前種姓制度還很鞏固時的情況，之後，它就開始潰散，低層種姓的人的權利得不到保障，義務卻沒有變化。那麼，種姓制度的確保到底是利是弊，該何去何從就有待思考了。他還講到了祭司階層的人雖然地位高，收入卻很微薄。這一定程度上是在告訴西方人：事情可不一定是你想像的那樣。要剔除偏見，就要深入了解，避免狹隘的自以為是的概念和印象。奈保爾在看問題的方式、角度上的發展變化很可能超越了他在文學上的進步，前者賦予了他的作品更高的社會價值。按照我們中國人傳統的「文以載道」的看法，這是值得讚賞的。最後這一本可算是《三部曲》中最有價值的一部，你無法用簡單地幾句話或幾篇文章去概括這本書的內涵。
他也不再一味地指責印度政治體制的低效率、不作為和虛有其名。而是走訪一些著名的政治領導者，聆聽他們的講述，在具體的情境中體會印度政治改革的複雜與艱辛。他甚至進入到他們的家庭生活中，探訪他們的親人，從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的角度來看待這些政治家，進而理解他們所代表的人們的訴求，思考他們所領導的社會改革的意義。
但不得不承認，此時的奈保爾，在超脫了英國式的略帶古板的思維方式的同時，東方的屬性也同樣變淡了，更像是一個用英文寫作的研究印度社會文化的學者。如果印裔身份帶給他的是傷痛，那麼隨著這傷痛的減輕，隨著分裂的弱化，或者說他與英國主流社會更好地融合，這種東方身份也同樣不那麼明顯了。此時的他似乎更願意讓媒體和公眾的興趣從他的東方屬性上離開，而去關注他作為作家所有的道德感的缺失，生活的放縱等等負面的東西。很多才華橫溢的作家在道德方面都存在著這樣那樣的不足，以至於部分人認為這是天才作家所必需的品性。對於奈保爾，我也願意如此善意地理解這種表達。並且希望一些聯想豐富的西方評論家不要將他作品中體現和強調的男權主義、他的縱樂生活歸咎於他是東方人後代的身份。東方曾經的黑暗天空已經明亮，傷痛正在被漸漸抹平，叛離的是西方話語體系下的東方想像，還原的是自身的發展進步，東方從來不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樣緩慢的近乎凝固，奈保爾本人已經親自見證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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