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林志玲、林心如說話要比張國榮、張家輝容易聽懂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台灣的明星，譬如林志玲、林心如這些人，他們說的話和咱們的普通話比較接近，咱們也很自然聽得懂。但是，香港明星講的是粵語，非粵語區的人聽得就很費勁，張家輝自己費勁說出的普通話，咱們聽著也像「渣渣輝」。
按理說，台灣屬於福建方言區，地方方言應該是閩南語，但為什麼大多數台灣人能說出一口非常接近普通話的「國語」呢？
志玲姐姐
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書同文」將各國書寫文字統一，這對日後大一統的中國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書寫文字統一了，但是語言則長期不統一。在農業社會，語言統一做起來似乎不可能，而且也沒有太大必要。不過，從宋元開始，用於官僚士大夫階層交流的「官話」開始盛行，所謂「官話」，只是「官」的話，而不是普通人的話。
明清時期，官方世界主流的官話是南京官話和北京官話，另外還有一種西南官話。到了清末民國，所謂的「國語」運動開始流行。「國語統一」始於清末新政時期，當時政府主導這一運動的諸公首先想到的就是以北京話作為統一國語的基礎。1902年，大儒吳汝綸向學部尚書張百熙推薦當年戊戌時代名人王照的著作《官話合聲字母》，就說:『其音儘是京城聲口」，學之「可使天下語音一律」。
王照
1904年《大公報》一位署名「由觀生」的作者說：「中國語言之中，最通行者莫如官話。」北京為首都所在，語言通行最廣，普及最易，故國語「必以官話為主」。他所說的「官話」，肯定不是南京官話或西南官話，顯然就是北京話。1907年，湖北提學使黃仲弢令各學堂添加國語科，嗣後教員「上堂授課均改作京話」。1910年《大公報》以《論統一國語之方法》為題徵文，應徵者幾乎一面倒地支持京話。
北京話成為未來統一國語的基礎，這一點也是很容易理解的，用當時一位日本學者的話來講，「京為中央政府所在，政令之所由發，巨公達官之所聚集，而亦將來議院之所在也。欲威信達於全國者，舍北京話其莫由矣。」但是，在當時革命風潮的背景下，以清廷首都北京的方言為統一語言的基礎，這又被革命黨人目為一種專制。章太炎就說：「夫政令不可以王者專制，言語獨可以首都專制耶？」
《官話合聲字母》
除了革命因素，還有滿人朝廷這個種族背景，又讓人覺得北京話有問題。在當時一般人的認識中，北京話往往與滿人聯繫在一起，南方過去也經常聘請滿人去做官話教師。但是，這在反滿革命者眼中，就是一種語言污染。太平天國時期，楊秀清就有「滿洲造為京腔」，欲「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之說。
清末革命黨更是對此大做文章，劉師培就認為，北語自東晉以來已雜「夷音」，元、清兩代，更是「虜語橫行」。吳稚暉更是說，「近日專以燕雲之胡腔，認作官話，遂使北京之韃子，學得幾句擎鳥籠之京油子腔口，各往別國為官話教師，揚其狗叫之怪聲，出我中國人之丑，吾為之心痛。」
章太炎
北方話，尤其是北京話沒有濁音和入聲，聽起來軟綿綿的，這在南方革命黨人看來是語音上的一種奴性，是孱弱國民性形成的原因。所以，民國以後，南方知識分子極力主張將濁音和入聲納入統一語音。
明清至於近代，南方，尤其是吳越地區的文化發展遠勝於北方，江南士人一直有一種文化上的自信，南雅北俗的觀念由來已久。南方話文雅，北方話鄙俗，這是當時士林公論。語言學家趙元任是1892年出生於天津，發矇時候，家裡特意從故鄉常州請來一位先生『用地道的常州音教他讀書」。《京話日報》的創辦人彭翼仲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自稱從小念書，先生就「一定叫念南方音」。
革命派中學問最好的章太炎主張「上稽《廣韻》，下合宇內之正音」。在他看來，「宛平不如江寧，江寧不若武昌」。章太炎的意思是以武昌話為國語基礎，也應「當旁采州國以補武昌之聞」。章太炎基本算一個匯通派，他主張音韻「以長江流域為正」的同時，仍強調「合天下之異言以成新語」。
《京話日報》
在野革命派的語言主張對朝廷國語統一運動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影響。1911年，主管教育的學部在上奏國語標準的時候說，「現正廣徵海內人士於國語音標素有研究者，各抒己見，送部採擇」;同時，擬「遴派精通音韻、熟悉方言人員」舉辦國語調查會。這就意味著，清廷官方並沒有把北京話視為當然的國語，而是準備眾采各地方言，會通造就未來統一國語。
當然，代表北京話利益的集團也沒有放棄將北京話變成國語。1910年，一批旗人上書資政院，要求推廣官話合聲字母，他們說京話乃各省語言「會萃磨練」而成『斯即中央，非偏隅也」，「京語非北京人私有之語，乃全國人共有之語」。
廣韻
辛亥革命一聲炮響，民國成立了。民國成立之後，教育總長蔡元培曾說：「中國語言各處不同，若限定以一地方之語言為標準，則必招各地方之反對，故必有至公平之辦法。」遷都北京之後，繼任教育總長范源濂於1912年12月2日主持成立了讀音統一會，這是籌備國語統一事務的官方機構，明確其職責為審定「法定國音」，制定國音字母，會長是吳稚暉。
為了彰顯公平，這個機構各省都有代表，每省2人，此外蒙、藏代表各1人，華僑代表1人，組織形式有意模仿議會，以便「廣集方隅之異見」。為了表示公平性，京音派的主將王照被選為副會長。
吳稚暉
讀音統一會於1913年2月15日開幕，5月22日閉幕，歷時三個多月，一共產生了至少五六種國語語音方案，甚至聞所未聞的河南語音方案也被提出。南方派自然主張以南方語音為基礎，其理論基礎是《廣韻》。京音派還是主張北京話為主。南北語音差別主要在南方話有濁音和入聲，大部分北方話是沒有的。如果沒有濁音和入聲，很多詩詞歌曲讀起來就沒有韻味了。
南方派的朱希祖就說如果「欲以北音統一讀音，字母廢去濁聲，韻母廢去入聲。苟從其說，則一切書籍讀法、詩詞歌曲等韻文，皆一掃而空。」江蘇代表汪榮寶更是說「南人若無濁音及入聲，便過不得日子。」王照卻說:字母加入濁音「是以蘇浙音為國音，我全國人民世世子孫受其困難」，因稱讀音統一會為「蘇浙讀音統一會」。
朱希祖
雖然如此，但是最後通過的方案還是體現了對北方方言的讓步，即便是革命黨人極力反對的京音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滿足，「全案七八千字，已九分恰如滿足於京音」。這個方案與傳統北方話和北京話不同之處在於事實上又將南方話中的「濁音、入聲委曲保存」。
不過，這個妥協方案看上去是兼采各地意見，但這種雜糅並非有機，而是一種生硬的拼湊，讓人覺得有種非驢非馬的感覺。雖然這個方案對京音做了很大讓步，但是在京音派看來還不夠。激進的知識分子對方案中的北京元素依然不滿，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就曾說：「用國語為文，當然採用各省多數人通用的語言。北京話也不過是一種特別方言，哪能算是國語呢？」
陳獨秀
在南方人看來，所謂的「國音」與北方話，甚至北京話還是沒有什麼區別。說來奇怪，到20年代，恰恰是一部分南方知識分子極力主張以北京話為主，制定統一國語語音。
1920年春，南京高師英文科主任張士一發表《國語統一問題》建議以北京話為統一語音，他認為北京作為首都，北京既是「政治外交的中心點，也是教育的中心點」，北京人「說話自然最為講究」；同時，採用首都話以為國語，也是各國「一種公共的傾向」，是國際慣例。當然，大家也都知道北京話有很多髒話，也就是今天說的「京罵」，張先生就主張要以「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所說的話」為標準。除了這位張先生，後來還有很多南方知識分子主張以北京話為國語基礎語音。
日本人在台灣的奴化教育
在各方力量作用下，1923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決議再次修正《國音字典》，改以京音為主，當然這個京音並非是將北京話完全照搬過來，而且還保留了南方人的入聲習慣。即便是後來的國民黨的國民政府，也繼續沿用了這套國語方案。
台灣從清末甲午戰敗割讓給日本之後，一直在日本的殖民統治和奴化教育之下。1945年台灣光復之初，很多台灣人不會講漢語，只會講日語，對大陸所講的國語更是陌生。所以，在台灣光復前夕，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即認為：
為急救台灣同胞，使其民族意識迅速恢復，在台推行國語，實為台灣教育複員當務之急。
台灣光復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946年3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簽發《台灣省各縣市推行國語實施辦法》。該辦法規定，在省行政長官公署所在地設置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在各縣市政府所在地設置分會或推行所，各鄉鎮設置講習工作站(班)，分層負責各地國語推行事宜。從此之後，台灣搞了幾十年的國語教育，而這國語語音則是當年民國時代北京話為底色的。
所以，我們大陸觀眾聽台灣明星說話就自然聽得懂，而聽粵語區的話則很費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