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臭脾氣為何讓人又愛又恨
孟子的臭脾氣為何讓人又愛又恨
文/韓立平
作為影響後世的文化性格和精神遺產，孟子的「英氣」首先表現為一種瀟洒不拘、獨立自由的主體精神。然而，由私人領域移到公共空間，在實際的社會交往或者政治倫理中，過分孤往的「英氣」又可能造成偏頗狹隘，增加社會和政治運作成本
「孔孟」雖並稱性情卻不同
「孔孟」向來並稱，但孔子與孟子很不同，不僅表現在思想學術層面，而且反映在二者的性格氣質上。研究史料可以發現，孔子相對溫柔敦厚，偶爾發點小脾氣。比如，心情不好時會賭氣說要到海上漂流，即「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但是，與孟子的「臭脾氣」相比，孔子的小性格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孟子脾氣之「臭」，就連宋代名儒都有些看不下去。北宋程顥認為，「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並秋殺盡見」「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氣象也」。顏回若是春天的和風青雲，孟子就如同肅殺秋風中的岩岩泰山。程顥之弟程頤也說：「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這裡一針見血地指出，孟子的性格會「害事」。南宋朱熹更是把孟子說成一個揮臂準備干仗的人：「孟子則攘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孔子則渾然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盡見。」
宋人於孟子愛之深、知之深，故最能同情了解孟子的脾氣。自韓愈之後，兩宋文人士大夫接續推崇《孟子》，終於使之升格，由「子」入「經」。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周易》《尚書》《儀禮》《詩經》《春秋》 正式成為儒家經典。南朝劉宋時期，《論語》《孝經》等補入經典成「十經」。唐代文宗刻石經於長安，將《爾雅》收入，擴為「十二經」。到南宋光宗叢刻「十三經」，《孟子》始正式進入「經典」，是諸經中最晚的一部。
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具有強烈的參政意識，以天下為己任，有「事業付之書生」的政治擔當，呈現「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的氣象。杜維明曾以「士的自覺」論述孟子價值。這種自覺在宋代文人士大夫那裡得到了回應。
無論進退都需掌握主動權
作為影響後世的文化性格和精神遺產，孟子的「英氣」首先表現為一種瀟洒不拘、獨立自由的主體精神。
孟子嘗言：「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成語「綽然有餘」即出於此。無論進與退，致君堯舜抑或抱才退隱，孟子都認為需要掌握主動權。《周易》說「君子以獨立不懼，遁世無悶」，講的就是同理。在陶潛那裡，則是「不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在李白那裡，就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在王冕那裡，則是「不要人誇好顏色，只流清氣滿乾坤」。
孟子還強調，遊說君王的時候，內心要有自信：「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吾何畏彼哉？」同時，要注重人格獨立與尊嚴，拒絕來自權力的傲慢：「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
在君臣交往中，孟子反對過於主動，希望以一種相對的被動來獲取尊重。對於公孫衍、張儀這類迎合、順從君主的人，孟子斥責他們是「妾婦之道」。我國歷史上一直有「不召之臣」的佳話，如伊尹之於商湯、管仲之於齊桓公、諸葛孔明之於劉玄德。京劇《蕭何月下追韓信》中，韓信唱道：「身懷角書不輕獻，方見英雄非等閑。」這裡面，「不輕獻」即是保持高姿態。相較之下，孟子的孤傲不免過於天真。
「反覆諫之不聽」不配稱君
孟子思想受子思影響，史稱「思孟學派」。子思姓孔名伋，是孔子之孫。孟子曾受業於子思的弟子。
子思也有一襟英氣。魯繆公欲與子思為友，子思說：「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意思說的是，你憑什麼與我交朋友？地位你雖比我高，但在道德上你必須師「事我」。
孟子的口吻與子思如出一轍。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京劇舞台上《擊鼓罵曹》之所以長演不衰，即因余派唱腔的高亢蒼涼，將禰衡以寇讎視曹操演繹得淋漓盡致。而朱元璋讀到這句話後，就下令停止祭祀孟子，並箭射進諫之臣。朱元璋還刪節《孟子》為《孟子節文》，被刪的內容不準列入考試範圍。
在孟子眼中，連周文王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更厲害的是，齊宣王問孟子：商湯放逐夏桀，周武王討伐商紂王，都是為人臣子而殺害國君，這是可以的嗎？孟子果斷地回答：「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大致意思是，商紂王不配稱君，只是一匹夫罷了，「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齊宣王聽了「勃然變色」。這一段對話也被視作孟子「目無君父」的證據。
「傲慢」源於缺少在世知音
理性來看，孟子「英氣」性格背後確實有一種傲慢的偏執。孟子名軻，「軻，椄軸車也」。這似乎昭示了孟子人生的坎坷與性格的軻峨。
孟子三歲喪父（一說孟父長年在外），由孟母教之。由於缺乏父愛，加之「孟母三遷」，從墳墓遷集市，再遷至學宮旁，其間不免遭受委曲，故孟子養成剛硬、固執乃至暴躁的性格，自不足為怪。
孟子說：「賓士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這種過分自信，有時就是一種自卑。孟子同時還有一種孤憤獨往的倔強——「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這種君子所為缺少在世知音的感嘆，令人想起了莊子所說的「畸於人而侔於天」。
在孟子的「英氣」里，似有一種個體與群體的間隔感、對立感。孟子說他善養「浩然之氣」，此氣「沛然莫之能御」「仁者無敵」「仁人無敵於天下」。其實，諸如「御」「敵」等字眼，就更多地投射出了一種特立獨行、翛然四顧之身影。
「孤往」對修身治學有益
孤往之境，於個人修身、治學甚有益處。王國維以「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形容此境。王元化著有《孤往精神》一文，引熊十力《尊聞錄》：「凡有志根本學術者，當有孤往精神。」潘重規《亭林詩發微》論治學經驗云：「夜半寂寥，萬緣都盡，然後才能現稀有奇幻的『聖燈』。」所謂「一燈煮慮，暝寫晨書」「冥辟群界，自成孤詣」以及「板凳甘坐十年冷」，自然少不了此種孤往、執著的精神。
然而，由私人領域移到公共空間，在實際的社會交往或者政治倫理中，過分孤往的「英氣」又可能造成偏頗狹隘，增加社會和政治運作成本。孟子在宋代的知音非王安石莫屬。王安石在給歐陽修的答詩中說：「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荊公以孟子自期，通身流貫著孟子的「英氣」。荊公所謂「三不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分明就是以孟子的口吻在言說。
熙寧變法期間，王安石面對韓琦、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等人（其中很多與王安石私交甚好）的異見，沒有努力去化解調和矛盾，而是「一意孤行」「道不同不相為謀」，弗顧人情蘭菊。這種「英氣」害事，不得不說是新法失敗的原因之一。而在罷相閑居江寧的日子裡，王安石也許只有時不時通過懷想孟子來安慰自己受傷的心靈了，正所謂「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這是林則徐任兩廣總督時題書的堂聯。孟子的文化性格，可以說將下聯詮釋得無以復加；至於上聯，似乎還是要回到孔子的「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
（載自《解放日報》2017年06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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