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孔門四科與中華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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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他老人家教育學生，和禪宗師傅有點類似，扔給你一個話頭（如《詩經》中一句話），讓你去參悟。孔子用這種方法，培養了很多大才，由此誕生了「孔門四科」。
要理解孔門四科，就要去讀《仲尼弟子列傳》。《仲尼弟子列傳》主體是按孔門四科的邏輯記述的。《史記》卷六七《仲尼弟子列傳》開門見山說：
言語科包括以正治國的名學和以奇順勢的縱橫術。司馬遷在《仲尼弟子列傳》中，對子貢的記述最為詳細。田常欲作亂於齊，又移兵欲以伐魯。孔子為了救父母之邦，令弟子出使諸侯。子路率先請纓，孔子沒同意。子張、子石又請行，孔子還是不同意。子貢請行，孔子同意了，因為孔子知道前面的幾位弟子縱橫之術水平不夠，子貢可以完成任務。所以司馬遷讚歎：
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縱橫家帶著一張嘴去改變世界，最講究勢。子貢擅長縱橫術，遊說諸侯，對春秋戰國的戰略形勢產生了重大影響，我們所熟知的卧薪嘗膽等故事都與此相關。
《史記?儒林列傳》記載：自孔子逝世後，他的七十餘名學生紛紛四散去交遊諸侯，成就大的當了諸侯國君的老師和卿相，成就小的結交、教導士大夫，有的則隱居不仕。所以子路在衛國做官，子張在陳國做官，澹臺（澹音tán，澹臺是複姓——筆者注）子羽住在楚國，子夏在西河教授，子貢終老於齊。像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這些人，都曾受業於子夏之輩，然後當了諸侯國君的老師。（原文：「自孔子卒後，七十字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厘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
你看，田子方這類有道家思想傾向的人物也是孔子的再傳弟子，《莊子》中有《田子方》一篇，他是子貢的學生。孔門四科流變為諸子百家，這裡說得很清楚！
二、經子分立造成中國文化大斷層
提到「四書五經」，連小孩子都知道。為什麼很少人知道重要的「孔門四科」呢？
任何政治制度都不是完美的。漢初的黃老政治確實有較大的功效，不過，在運行過程中也產生了弊端。比如，當時中央政府沒有統一財權。由於黃老政治出現了很多問題，漢武帝便尋求另外的思想資源。這時，有位思想家決定了中國的命運，他就是治公羊春秋的大家——董仲舒，其基本觀點就是春秋大一統。董仲舒善春秋和陰陽，在當時環境下，陰陽家的學說對國家政治統一有利，其弊則導致了後世讖緯之學的泛濫。
歷史上，「罷黜百家」是個漸進的過程。武帝時廢棄不用的只是「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語出《漢書?武帝紀》）的人，即法家和縱橫家。到東漢的時候，修習名學、墨家之類人越來越少，最後連孔門德行科核心文獻《五行》、《性自命出》也失傳——大道沉淪，至於今日！
三、孔門四科是互通、互融、互系的有機整體
我們過去十幾年的工作就是通過孔門四科，把經、子之間的斷層接續起來。
孔門四科之間互相聯繫，互相支撐，就像血管一樣，一個地方堵住了，整體血液循環都會受影響。比如，言語科中的名學是中國倫理道德的重要基石，中國的倫理道德不是上帝告訴你該怎麼樣，不該怎麼樣，它建基於宇宙人生的清靜本性。但人有慾望，要節制它，這是倫理道德基礎。東西方很多宗教與此相通，天主教有避靜，包括個人靜思。
所有複雜社會都存在分層，有不同的名位，上下各種關係。在「位」上起用，又產生名分，這個「分」就是個人職責，職分。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產生道德律令。比如說，作下級的人要「忠」，作上級的人要「義」。義者，宜也，所有的言行都適當，恰到好處，這就是中庸的境界。
中國的道德仁義來源於宇宙社會的基本特性，是普世的宇宙大道。從人倫起修，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由此可見，言語科的名學不是孤立的中國古典邏輯學，它是法律道德的基礎，是治國的基礎。名家代表人物公孫龍當時是重要謀臣，根本不是天天在那裡講「白馬非馬」。現代人認為名家是詭辯學派，這是嚴重的誤解。
再談德行科。諸子百家都追求大道，道德。比如墨家，除了大家熟知的「兼愛，非功，節用」思想，還有「無怒」，能夠做到「無怒」，這是很高的修養境界。當然墨家重在行動中修道——修道並不僅僅是由內向外，還可由外而內，後者力量更大。古代，是由老師帶著一群學生傳授學問。每一家的老師都重視道德，道德不僅倫理問題，更是智慧的基礎。我們宣傳大道與北大的教育有什麼不同？北大相信，知識就是力量。事實上，知識只是智慧的外在表象，人類真正的力量是智慧。若以為知識就是力量，就落入名相裡面了，很危險——知識如果沒有道德智慧駕馭，也可以殺人。所以，諸子百家通常都會在智慧、道德上下功夫。縱橫家也有心法，我們已經整理了出來，今年就會出版。先秦縱橫家不像現在國際關係學院的學者，寫寫論文什麼的。他們要改變世界形勢，沒有大心力、大格局不行。
墨家的一大貢獻是發展了孔門言語科。錢穆先生曾指出，公孫龍等名家多宣傳「墨義」，主張「兼愛」「非攻」，為墨家之末流。（參閱錢穆：《墨子?惠施?公孫龍》，九州出版社，2011年。） 孔子之後，發展言語科的，主要是墨家搞言辯的。後來言辯之學分為兩流，即名家和縱橫家。縱橫家千里赴難，也是為了當時的國際和平。我們不能再罵縱橫家了——他們和墨家一樣，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現在有這樣的人嗎？很少了！
再說政事科，法家和名學的關係非常緊密，法家的核心思想包括循名責實，以法生德，又回到德行去了。
文學科，類似基礎性的教育，任何人都要修習文學（經學）。司馬遷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說，呂不韋，荀子、孟子、公孫固、韓非、董仲舒這些人，往往各自拾取《春秋》的文字義理來著書立說。（原文：「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音jùn zhí，摘取，搜集——筆者注】《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大家看，雜家、法家、儒家，都習春秋，重春秋大義，探尋實現大一統的理論基礎。
總之，言語、德行、政事、文學四科是互通、互融、互系的。罷黜百家以後，理論上只剩「文學儒者」，導致儒家獨大。孔門四科獨重一科，顯五經而抑諸子，問題極大。
諸子百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不可分割。漢代儒家、道家互相貶抑，《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上說：「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其實道家和儒家完全互通，其道無二。
內聖方面，儒家講的中庸，「中」就是「剛好，恰好」的意思。在《黃帝四經》中叫「天當」。黃老道家講的「當」，就是「中」，是「無為」。《淮南子》詳細解釋了「無為」。《淮南子?原道訓》中說：「 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因事物所為而為，就是「當」，恰當，當機，也就是中庸。中庸和無為是一個意思，道家的核心和儒家的核心是一樣的，為什麼會有兩個概念？先秦時的學術傳承，不像現在大學一樣，有統一的教材和範式，古代不同學團形成了自己的話語概念體系。於是，我們後人就不理解「中庸」就是「無為」了。你在「當」字上轉不過去，儒家和道家在腦子裡打架，一輩子也出不來！
道家（不是後來的道教）和儒家同道不奇怪，因為它們都是從三代王官學而來。孔子去東周向老子問禮，相當於去「留學鍍金」。老子是史官，懂禮，是禮學大家。我們讀《禮記?曾子問第七》，就知道孔子心中的老子是禮學權威。儒道是相通的，可惜後人不能融通大道。
外王方面，《老子》有一個重要觀點，就是「三生萬物」，「三」指陰氣、陽氣相交而成的和氣。生生大道，關鍵就是有個「中」——這個「中」不是空的。《尚書》裡面有一篇《洪範》，講禹傳下來的治國大法，第五點是「建中立極」，就是有一個平衡天下的強大的中性政府，政治核心——「中」。歷史上，中國政治都圍繞這些概念來講，現在也是如此。包括我們做的事業，也一定要有核心。你培養出核心，事業才能生生不息地傳下去。這裡，和氣就是中氣，「三生萬物」就是「建中立極」。
美國的大公司都搞「建中立極」，不是搞民主自由，這是世界的基本規律，放之四海皆準的。大家一定要把儒、道、王官之學貫通起來。真通的話，就會按照大道做事了，真知必然知行合一，不用學王陽明大談什麼「知行合一。」參究中華大道要經、史相參，經、子相參，子、子相參，他們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都是互相涵容的。
諸子百家出自三代王官學，都歸於道。古代的「道」就是「政」，指南面治國之術。《黃帝四經?論約第八》說：「故能立天子,置三公,而天下化之，之謂有道。」
古代的「道」指政道，不是別的道。自古以來，關於《老子》的註疏有上百家。事實上只有以黃老精神作注，才能正確把握《老子》思想。《老子》六十九章引用兵者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現在一般人理解為：「我不會主動進攻，而要防守」。錯了！老子的意思是說，我們絕對不能一味地防守，要學會進攻。這個「客」，在當時就是進攻的意思，「攻者為客」（《國語?越語下》韋昭注）。一個民族如果沒有進取精神，革命性，是不行的。做事業也是如此，沒有進取精神，走不遠——《老子》與「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旨趣沒有本質的不同。
大家想想，中華大道斷裂兩千年，我們以孔門四科為金剛「卡子」，將它重新接續起來，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我們目的讓世人在黑暗、廣漠的宇宙的中，在知識持續碎片化、社會持續「去道德化」的當代，看到中華文化、宇宙大道「白波九道流雪山」的恢弘壯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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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 新法家網站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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