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敏志：處於東洋、中土、西域視野之間的清王朝

原標題：尹敏志：處於東洋、中土、西域視野之間的清王朝

東洋史學家增井經夫曾差點成為日本最大漢學書店的第四代老闆。1950年代初，東京文求堂書店老闆田中慶太郎和長子田中乾郎相繼因病去世，僅存的三子田中壯吉年齡太小，不足以繼承家業。最後唯一的希望落在田中慶太郎的女婿增井肩上，但他在深思熟慮後，最終決定遠赴金澤大學任教。幾年後，為郭沫若、魯迅、周作人出版過著作的百年老店關門歇業，世上也少了一個舊書店老闆田中經夫。

增井出生於1907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東洋史學科，專治清史，著有《亞洲的歷史與歷史學家》、《中國的歷史與民眾》等書。《大清帝國》是他的遺作，十五年前在講談社出版。日本出版界素有「大眾文化找講談社，高級文化找岩波」的說法，講談社的書籍一般通俗易懂，平衡專業性與可讀性。至於增井個人的風格，山根幸夫評價是與主流考證史學保持一定距離的同時，「大量援引日本人在江戶時期寫的有關中國的文獻、圖書等」，也就是說，此書是一部從域外史料看清帝國的通史。

和二十世紀的中國同行相比，日本東洋史學家明顯更熱衷於通史寫作，尤其是遼、金、元、清等「征服王朝」史——學術往往離不開政治，增井指出，這一風氣是因為「伴隨著日本軍隊的全面侵華，他們想討論自入侵過中原腹地的匈奴人以來的少數民族統治歷史，以為日本統治者提供參考」，並認為這些以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東洋史學科人馬為主所做的研究，最大的缺憾是「始終沒能得出不要謀圖統治中國這一簡單結論」。

在「征服王朝」史譜系之中，蒙元史、滿清史又是重中之重。就後者而言，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方面，僅有蕭一山《清代通史》、孟森《清史講義》等少量幾部；日本方面，自從1914年稻葉岩吉（內藤湖南的學生）《清朝全史》發軔以來，還有內藤湖南、岡田英弘、石橋崇雄、山田信等幾代學者寫的各種版本。在這種情況下，單純政治史的寫作已經很難推陳出新，故增井有意規避了這一窠臼，「以社會發展為主要課題，將探究社會矛盾當做解釋歷史的關鍵。」

從史學即是史料學的原則出發，社會史寫作必須要尋找社會史史料。增井選擇的是《華夷變態》《崎港通說》《通航一覽》《清俗紀聞》等「唐船風說書」，這些都是在閉關鎖國的德川時代，江戶官員在唯一的通商港口長崎搜集的大陸情報。其中最著名的《華夷變態》，是幕府命儒官林春齋及其子林鳳岡，將1644-1724年間的海外消息收集、編纂而成的一部中國逸聞集。

在編纂完成後，《華夷變態》近三百年都沒有付梓，僅以抄本形式存於日本宮內省圖書寮。筆者所知最早的一部印刷本，是一百年前東京秀光社的鉛印本，由持反滿皇漢立場的留日中國學生所編，其版權頁上駭然寫著出版時間是「黃帝紀元4604」，即1916年。這本小冊子大約只選了原書篇幅的十分之一不到，都是當時國內罕見、最聳人聽聞的篇目，如《鄭芝龍請援兵疏》、《吳三桂反清檄文》等，總體而言政治意味大於學術意味。

1958至1959年間，浦廉一教授花畢生精力整理出《華夷變態》全本，由東洋文庫出版，計三大冊。因為後來沒有再重印過，現在市面上的價格已經非常高昂，國內圖書館收藏的也少。這可能也是為什麼《大清帝國》的中文譯者在翻譯該書1674年序言的時候，沒有按照慣例查找原文，而是採用了意譯法，雖然不影響理解，卻損失了不少風味。其實林鳳岡作的這篇著名序言並不難找，因為謝國楨《晚明史籍考》（華東師範大學2011年版）卷二十二已經全文抄錄，為訂正譯文，現迻錄如下。

序言開門見山云：「崇禎賓天，弘光陷虜，唐、魯僅保南隅，而韃虜橫行中原，促滅朱明，盜竊神器，是君天下者夷也，非華也；變也，非常也。」一語道破在日本人心目中，此次明清易代不是普通的王朝更迭，而是更嚴重的華夷之變，用顧炎武的話說，不僅是亡國，還是亡天下。

小林叟接著說道，江戶初年，日本的中國情報並不那麼靈通：「吾國與唐土僅隔一衣帶水，而交通不甚頻繁，遂若雲海渺茫，不能詳其始末，如《剿闖小說》、《中興偉略》、《明季遺聞》等書，亦只記其概略而已，閱者多遺恨焉。」故編纂此書的意義在於：「按朱氏失鹿，當我正保年中，爾來已歷三十年，福漳商船，來往長崎，其所傳說，有達江府者，其中聞於公廷之事，吾家皆得與聞其草案，今得之亂紙堆中，恐其獨飽蠹魚，故敘略次第，錄為一帙，爰命名曰《華夷變態》，以作有明亡國一段實錄，庶春秋大義，得以昭茲來許，區區之心，如是焉耳。」

雖為一介日本儒生，小林卻期待見到反清復明的那一天：「頃聞鄭氏傳檄各省，有恢復之舉，雖其將來成敗，不能預知，而其精誠足以格天地而泣鬼神，苟得遂初心，使沉州復陸，則異邦人聞之，不亦快乎！」這裡的「鄭氏」是指鄭成功、鄭經父子，譯者在此處橫插入「吳三桂」，與原文不符。因為近松門左衛門創作的《國姓爺合戰》，海外孤忠鄭成功的故事在日本家喻戶曉，以至於清末太平天國起義爆發時，日本人還是以「明清合戰」來解釋這場農民起義。

當中國本土漸漸接受了辮髮易服，習慣了清政府的統治之後，周邊國家卻沒有忘記大明。《李朝實錄》也記載，朝鮮方面直到南明滅亡多年後，還是記下所有的反滿情報，堅信滿清終將滅亡。朝鮮各地的漢文碑刻，甚至有的到了康熙年間還固執地用「後崇禎」年號者。帶著歷史後見之明的我們，沒有資格嘲笑林鳳岡、近松門左衛門和朝鮮實錄編纂官。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些言論也說明，清取代明帶給東亞諸國的巨大震撼，它們戚惶不安，遲遲不願意接受這一事實。

在平定三藩之亂、收復台灣後，清帝國的根基已經鞏固，開始向西擴張。增井經夫寫這本書的時候，美國「新清史」雖未如日中天，但也已初試啼聲，不過對於將清帝國比附為西歐式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的說法，增井頗不以為然，他認為：「歐洲勢力的東漸，屬於帝國主義的先導；而清朝的西征，則是康熙皇帝的豐功偉業。有人將二者理解為有著同樣歷史特徵的事例，是因為他們未對兩者進行一般化的理解。」

也就是說，西方帝國主義的最根本動力——資本的對外擴張，無止境地追求利潤，商人階層的廣泛參與，在清政府的對外擴張中是不存在的。正如濮德培（Peter　Perdue）《中國西征》（China　Marches　West）一書所說，征服新疆後，最早進入該地的人依次是：滿洲八旗兵、漢族綠營兵、流放至此的犯人、漢人居民、南疆穆斯林。這一擴張過程的先導及主力是屯墾部隊，而不是商人和探險家。

更何況這些西北地區的軍事活動，一開始還不是出自康熙的征服欲，而是三藩之亂期間北方守備鬆弛，蒙古、俄國蠢蠢欲動，不得不對此有所回應。清政府站穩腳跟後，因為自身地位的改變，迅速從游牧民族式的「向南進攻」思維，轉換到「向北防禦」的中原王朝思維，從這種意義上說，其「漢化」進程比我們想像得還要快：「清朝持續的時間是蒙古族政權的近三倍，其背後還有一個原因是滿族被漢族同化了。」

不但不能與西歐類比，清朝在本質上也不能和元朝相提並論。顧誠在《南明史》中指出，在與南明殘餘勢力作戰的後半階段，跟隨努爾哈赤起兵的八旗精銳早已非死即衰，每次戰鬥，沖在最前面的是洪承疇、孔有德等人率領的漢人降軍，滿洲騎兵往往墊後起威懾作用，只到迫不得已時才會發起進攻。同樣，與元軍席捲四方，一度兵臨東歐不同，清軍在擊退蒙古、俄國勢力後，就自己停了下了腳步。蒙古人的自信有兩大來源，一是與伊斯蘭各國交往形成的寬闊視野，二是征服過許多外族的事實，「而這在滿人身上是沒有的」。

增井經夫對於清朝武功的評價不高，他暗示清朝的成功多少是拜天時和漢人的民族性所賜：「中國人能迅速看出哪一方面能夠實現統一，並據此對其主義、理想等作出相應調整，他們準確地收集、判斷信息，慎重地開展行動，儘管並非每一個中國人都是如此，但大家都像政治家一樣已經做好了相關的準備」，大部分人意識到，只有與滿族統治者步調一致，才最有可能實現統一和穩定。

但反滿情緒始終存在，猶如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朱子素《嘉定屠城記略》和王秀楚《揚州十日記》兩部書的出版史，最能說明這一點。因為涉及清軍最嚴重的屠殺平民事件，兩部書在中國被列為禁書，僅以抄本形式流傳。文政年間（1818-1830），齋藤南溟在日本將其刊刻，加上和式訓點，在天保年間（1830-1843，譯者誤寫作「天寶」）被日本民眾所廣泛閱讀。直到明治維新之後，它們才經留日學生之手帶回中國，之後又被革命黨利用，抽出單行，以宣傳革命。

在閱讀《嘉定屠城紀略》和《揚州十日記》時，日本人聯想到的是當時造訪的美國船和俄國船，兩百年前中國平民的悲慘遭遇，使他們對於外族入侵的恐懼感變得更加強烈，同時加劇的，還有對於德川幕府統治即將滅亡的不安心理。另一方面，清政府這樣的野蠻政權最後竟也能站穩腳跟，享有天下兩百多年，這讓日本人心頭湧起對「以夷變夏」中國的蔑視。

1820年代，英國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來到馬六甲傳教，在當地華人圈中發展信徒，其中有位叫梁阿發的排版工人，後來用中文寫了一本名為《初學便用勸世良言》的基督教入門書。這本書傳到了廣州，1836年被參加科舉落第的洪秀全讀到，從此有了後來的天平天國運動。

日本很關注這場清帝國內部的叛亂，1853年太平軍攻下南京後，滯留長崎的中國商人帶來了《海外異說》、《清國騷亂話》等題材的風聞，《和蘭陀風說書》也傳了進來。此後由這些書改編的故事，先在江戶、京都、大阪等大都市出現，後來流傳到日本全國，有趣的是「日本當初傳聞這是一場反清復明的運動，完全沒有提及該運動關乎基督教義。」可見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還隱隱期待中國能率先發生某種改變，雖然這最終沒有出現。

為什麼清末沒有發生幕末那樣的社會變革？在書末，增井經夫做了回答，他認為：「中國文化在本質上是官僚為了自身而創造出來的產物，自古以來一直如此」，清代市民文化本質上與官僚文化沆瀣一氣，不可能形成從外部摧毀官僚組織、變革社會的力量。再加上官僚階層沒有貴族階層那樣的穩定性，「所以官僚們通常都盡全力保全自己，並未熱心於社會改良」，增井認為，能改變這一切的，在當時唯有西方列強從外部施加的壓力。

來源：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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