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品拿來當地名，也是神了，這麼想的

施耐庵先生肯定不會想到，六百多年以後，他的文學名著竟然會成為一個地方調整行政區劃的理由。

河南省山東商會會長劉繼臣在全國省級山東商會會長座談會上提出，成立水滸市，把跟水滸有關聯的縣整合一起，統一規劃，統一管理，充分發揮文化品牌效益，讓遊客進得來，留得住，還想來。

如此豐富的想像力，恐怕比莫言的小說還要魔幻。

按照劉繼臣會長的思路，金瓶梅市也要呼之欲出了。曾記否，山東省陽谷縣、臨清縣和安徽的黃山市就因為誰是西門慶的故里而爭得不可開交。如今，如要成立水滸市，是否也可以成立一個金瓶梅市？

《新水滸傳》宋江

關於宋江的記載沒有涉及梁山泊

其實，作為一部文學名著，水滸故事早已和現實剝離開來，基本與現有的地方無涉。

在正史記載中，宋江一伙人的活動範圍時而淮南，時而河北，時而楚、海州，並轉掠十郡，與梁山泊沒有多少直接關係。

因為，不論是關於宋江的記載，還是關於宋江一伙人的記載，都沒有涉及梁山泊。

比較可信的，是宋江起義的地方大約在太行山一帶，這在小說中仍有許多跡象可尋，剛出場的幾個好漢——史進、魯智深、楊志等，都是關西人，《水滸》中也有一節宋江鬧華山，便是宋江一伙人本在太行山活動的證據。

還有，在小說中，梁山泊竟然是江州和鄆城乃至東京之間的交通孔道：宋江從鄆城發配江州，戴宗從江州送信到東京，都要經過梁山泊。

看看地圖就知道，梁山泊在鄆城之北，江州在鄆城之南，從鄆城到江州，不會經過梁山泊，從江州到東京，更不會經過。

這些都證明，真實的水滸故事或許與要設立的水滸市地域，關係不大。

真實的武松並沒有上景陽岡打過老虎

而且，許多水滸人物也和山東無關。

比如，歷史上的武松原系浪跡江湖的賣藝人，「貌奇偉，嘗使技於涌金門外」，「非盜也」。杭州知府高權見武松武藝高強，人才出眾，遂邀請入府，讓他充當都頭。不久，因功被提為提轄，成為知府高權的心腹。後來高權因得罪權貴，被奸人誣諂而罷官，武松也因此受到牽連。

高權離職之後，繼任的新知府蔡鋆，倚仗父親奸臣蔡京的權勢，在杭州任上肆意魚肉百姓，草菅人命，百姓稱之為「蔡虎」。

武松嫉惡如仇，刺殺蔡鋆，結果其性命，後被官兵捕獲，慘遭重刑死於獄中。當地「百姓深感其德，葬於杭州西泠橋畔」，後人立碑，題曰「宋義士武松之墓」。

也就是說，真實的武松並沒有上景陽岡打過老虎，打殺的是奸臣蔡京的兒子「蔡虎」。

總之，《水滸》是小說，其偉大之處在於文學性、藝術性，它早已從一時一地抽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文學存在，並不適合作為地名使用。

《新水滸傳》

水滸文化具有多面性、複雜性

同時，劉繼臣會長口口聲聲的水滸文化，除了傳統的「忠義」正麵價值觀之外，也具有多面性、複雜性。比如，對《水滸》中大量的屠殺描寫，一再被學界批評。

學者孫述宇也說過，「他們（梁山好漢）為自身的生存而焦慮得很，記掛著各種被害的可能，很急於解夢以得救援，對女性很不放心。他們的道德也很曖昧，他們不戒殺生與劫財，然而『義』字不離唇吻，最高的命令是同道互助，是非與利害糾纏得再也分不開。這是一張亡命之徒的廬山面目。」

總之，水滸文化本身是可以進行多義闡釋的，這在文學批判中是家常便飯。

沒有拿一個文學作品的名字當地名的先例

此前，全國各地的改名、複名現象不勝枚舉，比如湖北省襄樊市更名為襄陽市，山東省蒼山縣更名為蘭陵縣，湖北蒲圻市更名赤壁市，等等，其中的利害得失難以盡述。

但是，不論怎麼改，都沒有拿一個文學作品的名字當作地名。無怪乎有人要大讚劉繼臣會長的創意了。

毋庸諱言，地名當然具有一定的廣告效應，可是，地名也是文化和歷史的載體，其更改變動需要有文化和歷史的支撐，不能僅僅為了眼前的經濟利益而設而改。

所以，我們無法想像，一個人在介紹自己時，說「我是水滸人」或者「我來自水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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