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革命者——父親的青年時代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漢口
職業革命者
——父親的青年時代（第四集）
因著名的七君子被逮捕，1936年底，何偉奉中共北方局之命去南京和上海設法營救。誰知自己也被國民政府逮捕並投入了監獄。
父親知道這一消息是黃心學到漢口大智門公益會來說的。黃心學與父親他們也感知到了當時國內和武漢抗日活動所遇到的壓力，在商量怎麼辦後，都同意暫緩組織武漢各界救國會活動，看看再說。之後，漢口讀書會和救國會活動的規模和次數也相應減少了，即使有，也轉入了地下。
大約是1937年夏天吧，黃心學因在學校授課時公開宣傳抗日也曾被國民政府抓起來一段時間，但時間不長，因無其他證據，十多天後即被釋放。為此，父親又緊張了一段時間。為防止出現意外，父親將何偉臨走前委託自己收藏的那張寫滿了不認識字元的字條從抽屜夾縫中取出燒掉了。
在何偉不在漢口的那大半年時間裡，父親與黃心學、成慶生曾多次見面相聚，談及老友何偉身陷囹圄，均不知會有怎樣的結果？他們都很惦記，但也想不出什麼可行的好辦法來幫助到老朋友。藍志一那時雖然忙於漢口慈幼院授課佈道工作，但在與父親見面時，也會問到何偉的情況並祈禱主保佑他。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沒多久，大約是9月初的一天，何偉突然出現在父親面前，告訴父親說，他被釋放出來了，而且是中共周恩來先生親自到監獄裡面點名要求釋放出來的。老朋友居然是周恩來親自要求釋放的？父親有點驚訝。那時候周恩來先生的名聲很大。前一年底的西安事變以及年初的國共合作杭州談判，周恩來代表中共終於與國民政府達成了國共合作抗戰的協議，名滿天下（不過，父親那時候還不會知道，二十年後的1959年周恩來先生也曾以中國國務院總理身份親筆簽名任命自己為安徽省物資廳首任廳長）。
老朋友有驚無險，別後重逢，父親很是高興，還專門叫妻子給何偉燒了幾個菜，他們在家裡好好地小酌了一下。何偉的回來也使得中共領導的武漢臨時工委、武漢各界救國會、漢口讀書會以及其他抗日救亡運動得以恢復並更好地發展起來。
「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面對華北危機以及日本侵華戰爭加劇的現狀，其對日政策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開始從政治、外交上的抵抗和軍事上的弱抵抗，甚至不抵抗的對日政策轉變為政治、外交和軍事上全面抵抗，即全面抗戰。
「八.一三」上海開戰後，南京保衛戰即將打響，在這種情況下以及在中共和國內各界人士的壓力下，南京國民政府終於決定釋放所有在押政治犯。「七君子」以及很多像何偉一樣的共產黨人政治犯都被釋放出來了。周恩來到南京監獄裡去核對釋放人員名單就是在這種場合下發生的。
何偉回漢口後，似乎已不再回教會學校教書，而是成為一個職業革命者了（其實，何偉很可能在前一年去上海參與組建全國各界救國會時起就已經辭去聖羅以女中教師職業了）。那段時間，何偉忙得幾乎找不到人。父親去他住處幾次，要麼不在，要麼就看見他那裡座上客常滿，總是見到他在講話，也總是找不到可以單獨與何偉相處談話的時間。
不過那時候，父親自己也十分地忙。根據何偉的意見，他與黃心學共同組建了武漢救國會壁報隊，父親負責漢口地區抗日壁報的編輯、刻印和張貼工作，黃心學作為壁報隊隊長則負責武昌及漢陽地區的所有壁報。
父親負責的漢口壁報出了不少期，有些救國會同仁分工編輯和刻印。父親也親自編輯和刻印了不少期壁報。壁報刻印和校對好後，就找人到漢口各處大街上顯眼處張貼。文章多為從報紙上抄來的最新抗日消息和父親及其他同仁自撰的即時小評論。藍志一及其擔任院長的漢口慈幼院的那些年紀稍長的孤兒們也幫助做了不少壁報的分發和張貼工作。
那段時間，武漢三鎮的大街小巷顯眼處幾乎都貼滿了各種各樣的鼓動民眾抗日的壁報。由於壁報這種宣傳鼓動形式不僅速度快，而且靈活機動，新聞多，信息量也大。那時漢口的街頭巷尾，每張貼一期新的壁報，下面則常常圍滿了閱讀或觀看的人群。這裡面就有父親的一份心血與努力。
同樣是貼在牆上做宣傳，但壁報與後來的所謂大字報有所不同。所謂壁報就是一種由團體而非個人自行刻印的並分貼於牆壁顯著處上的手工印刷宣傳品，而且其鋼板刻寫和滾筒印刷都很正規，沒有較高的書法功底者就很難刻出好字來。
父親自小上的私塾，後讀中學，又做賬多年，能寫一手十分漂亮挺拔的小楷，刻起鋼板來是最適合不過的了。那段時間，父親顯然親自動手刻印並張貼了不少抗日壁報，對漢口抗日熱潮的興起發揮了一定的宣傳鼓動作用。第二年底父親在隨縣大洪山創辦的抗敵工作委員會機關報《大洪報》也是用鋼板和蠟紙刻印的，印出來的報紙字跡工整清晰，版面設計整齊漂亮，顯然得益於他以前在漢口辦抗日壁報時積累的經驗。
壁報分有版面、標題、文章，有時還刻有版畫類圖畫等，那味道有點像報紙，只是手工刻印而已。所以，辦壁報工作量很大，沒有幾個人分工去做編輯、刻印和分發張貼的事兒是辦不起來的。當時，壁報在武漢地區的知識界和文化界很時興。1937年秋至1938年上半年，武漢各界救國會宣傳抗日就常用壁報這種形式。
父親那時候還幹了一件事值得一說。據父親回憶，那時他還以職業界救國會幹事身份，在他所工作和居住的公益會樓上的一個小禮堂里，組織過一個名叫「曉鳴」的業餘歌劇社團，幫他們排練些合唱和抗日小劇目之類的節目。父親還曾組織過這個歌劇社上街去作抗日宣傳，好像在漢口的一家大劇場（不知是不是歷史上著名的漢口新市場？）也演出過合唱和話劇。
父親說，這個歌劇社大部分成員都是從上海流亡到武漢來的愛好音樂的年輕學生。雖說是業餘的，但裡面一些人拉小提琴和手風琴的水平很不錯，而且團體精神和組織紀律性也都很高。父親回憶說，他幫助排演的那些小劇目的名稱很多，具體記不得了，反正都是鼓動抗日的。雖說自己五音不全，但能組織這些懂音樂的年輕人用音樂去宣傳抗日，他覺得也是挺有意思和頗有成就感的。
因對父親的這段在漢口組織過業餘劇團的歷史很感興趣，於是便上網有針對性地查閱了一下，發現只有政協中山市網上有一篇介紹戲曲名家鄭樺的短文說到了這個名叫「曉明」（曉鳴？）的漢口業餘劇社。上面說，這位鄭樺先生1918年生人，「曾在上海尚德私塾、廣肇義學讀書。15歲開始做工，先後當過洋行學徒、英文報館排字工、海關水手、小學教員、打字員等，同時自學小提琴。1935年在漢口參加業餘《曉明》歌劇社，任小提琴手。1937年在漢口《大地》劇社演出話劇《回春之曲》中擔任小提琴手，演奏由聶耳所作的插曲。同年秋參加《七·七》少年劇團，任合唱指揮。1938年參加漢口市青年抗敵協會流動宣傳隊，任合唱指揮兼話劇導演」等。
根據這篇短文介紹，鄭樺先生所說的很多與父親回憶是大致相符的，只是那個「曉明」歌劇社和父親回憶中所寫的「曉鳴」歌劇社後一個字同音不同字，一個是「明」，一個「鳴」。這兩個詞讀音一樣，含義也近似。前者是說早晨天亮了，人們該起來了；後者則是說早晨雞叫了，人們也該起來了。如鄭先生的回憶是對的，那麼父親寫的「曉鳴」就有誤。當然，也許父親記憶得並沒錯。而且，父親在1936-1938年間只是組織這個劇社排練並上演過一些有關抗日的節目和活動，而劇社本身，如鄭先生的回憶是對的，那麼則在一年前的1935年就存在了。但不管怎樣，這也算得上不諳音律的父親在武漢投身抗日事業的一段佳話吧。
此時，父親雖說可能還沒有辭掉大智門公益會的職務，但作為武漢職業救國會發起人之一，在何偉的指導和幫助下，他在不影響本職工作前提下幾乎將大部分時間都放在了參與組織各種抗日救亡活動上了，除了辦壁報和組織劇社排練和演出活動外，還經常接待一些從各地彙集武漢並來訪的要求抗日的青年，並根據他們的特長將他們介紹給相關抗日組織和機構。
作為虔誠基督教徒的漢口大智門公益會會長余香山先生是一個慈善家，也是一位開明的抗日士紳。《武漢地方志》對余香山的記載很少，僅見其中《漢口租界志》上記載云：「余香山：商人，熱心公益。」其實，余香山先生的所作所為遠不止「熱心公益」。他在抗戰時期對抗戰以及對中共的抗戰活動曾給與了極大的支持。他默許甚至支持父親在還兼著會計工作的同時去做這些從他的企業以及從大益門公益會角度來看顯然都是份外的那些抗日工作。不僅如此，余香山還經常無償提供中共，即何偉和父親他們救國會借大智門公益會的場地召開一些公開的或秘密的抗日會議。
現在看來，余香山先生當時曾大力支持過中共以及父親所從事的抗日救亡工作。後來父親與胡繩先生共同創辦的公開出版物，即歷史上著名的中共創辦的第一份抗日救亡刊物——《救中國》周刊也就是在余香山先生的紙庄印刷出版的（我未能檢索到有關余香山先生的更多的信息，也不知父親1938年秋離開武漢後余先生後來的情況。這是很大的遺憾）。
1937年9-10月間，也就是何偉回到漢口沒多久，中國抗戰進入了全面退守的態勢：上海淪陷了，南京會戰也即將開始。
鑒於抗日戰爭形勢日漸嚴峻，父親此時做出了一個對其個人和家庭來說都是十分重大的決策，那就是讓自己的正懷著二女兒（我的二姐）的妻子孫岫雲帶領著已經4歲的大女兒（我的大姐）回泰州老家去，好讓自己能從家庭的羈絆之中解脫出來，像好朋友何偉那樣也做一個徹底的職業革命者，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國的工作中去。
在那個炮火連天、國難當頭時期，下決心與摯愛的妻女告別，一個人投身困難險惡的抗日和共產革命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也許就可能給是永別吧。但此時已經下定決心的父親還是咬咬牙這麼做了。
那年9月下旬的一天，父親給妻子和女兒買好了從漢口到南京以及從南京到泰州的輪船聯票（南京到泰州是小火輪）並將她們送上了船。那天，越來越濃的暮色中，父親一個人孤單單地站在碼頭上看著江輪徐徐離開碼頭駛向江心並向東而去，直到看不見船上不斷向他招手的妻女的身影。
上世紀三十年代漢口碼頭
父親應該知道，妻女這麼一走，在那個戰亂時節對自己來說顯然意味著久別，也許甚至是永別。我不知道父親在漢口碼頭送別他的妻女時心裡是怎麼想的？妻子和女兒有沒有流淚？父親有沒有流淚？
可由於父親始終沒有留下隻言片語說他當年是經過怎樣的思想活動才下了如此大的決心，也沒有說過當時他的前妻對他的這一決定是否理解或存有怎樣的抱怨？所以我無法對此加以描述。但我知道，那時的父親能夠將妻女送回老家以便於自己能夠全身心地投身於抗日顯然是準備毀家紓難、獻身於他所認為是最神聖的抗日事業了。
妻女走了，在漢口苦心經營了多年的小家也不復存在了。而父親一直想做一個職業革命者的願望卻可以實現了。但是，父親肯定為此後悔了一輩子。至少我的兩個姐姐後來那些年過的那種缺乏父母之愛、屢經磨難、幾近孤兒的童年也讓父親感到了自己對家庭，對妻女以及對自己父母的那種深深的卻又無可奈何的愧疚。
這也是那段時間父親在武漢之所以能做那麼多各種類型的抗日工作背後的故事。不過，父親事實上也為自己成為一個職業革命者而付出了巨大的超乎想像的家庭人倫的代價：妻分離、女散失、父母故、兄弟分。
父親在1968年初親筆所寫的一份回憶資料中曾寫到：那時（指抗戰初期那段時間）泰州家裡，老的老（祖母還在），小的小（指我的大姐和小姐，當時一個約8歲，一個約3歲），「一家沒有收入，生活靠變賣衣物度日，經常吵嘴。……記不清我妹妹說的哪一年了（大概是四零、四一年），孫岫雲（父親前妻）帶了一個衣箱離家走了。」
父親還繼續寫道，「我妹妹說是『跟人走了，不知道哪裡去了。』由於我對這事搞不清楚，我對這兩個女孩都說你媽媽出外找我不見了。對別人也這麼說的。怕小孩知道了恨他的母親。大女兒今年已經卅五歲了，仍不知道此事（大姐1933年生人，1968年恰為35歲）。」
這張紙的後面，父親還寫下了這樣的話，「有痛苦自己承擔，怕孩子們精神上留下一個傷痕啊！」父親還寫道，他問過其前妻孫岫雲的弟弟——孫南琴（據說文革前在安徽省郵電管理局工作，後退休），可是「孫南琴說不知他姊姊的下落，也沒有接到過信。是不是也怕我難受呢？」（以上引號內引文和標點符號都是父親親筆所寫材料中的原文，引用時未作任何修改）
「有痛苦自己承擔」。1968年初寫下這些文字時，父親深藏心底三十餘年的那種揪心的痛苦悵然紙上！
父親的前妻孫岫雲領著4歲的大姐回到老家泰州後的第二年，即1938年初，祖父因病去世了。二姐也在那年春天在老家也在親生父親不在身邊的情況下出生了。由於那幾年父親兄弟五人已有四人先後離家抗日或謀生去了，戰亂時期因做生意而流動的人口極少，也沒有任何人願意在泰州那個不知未來如何的小城市裡找房子租賃居住，泰州家裡雖然空房子不少，但因出租不了，幾乎沒有任何收入來源，日子過得非常艱難。按父親的說法就是靠變賣家裡的傢具和衣物等東西度日，糊口飯吃。
窮苦的日子是很難幸福的，婆媳之間不睦也是可以想見的。再後來，也許是1940年秋冬或1941年春，父親的前妻孫岫雲終於忍受不了這種生活，拋棄了她的兩個幼小的女兒，「帶了一個衣箱離家走了。」（父親語。父親生前不確定具體哪一年時間，回憶材料上只寫了「大概是四零年、四一年」，但現在看來，其前妻於1940年春出走的可能性較大，因為據大姐回憶說祖母可能是在她母親走後大約兩年後才去世的）。長兒媳拋棄兩個幼小的孫女離家出走給了祖母很大的打擊，也就兩年時間吧，伴隨著無盡想念幾個兒子並憐惜兩個幾同孤兒的孫女，祖母史陳氏在泰州老家的貧窮困苦生活中去世了。
祖母去世前那段時間非常想念她的幾個離家出走參加抗日的兒子，也時常抱怨她的大兒子，即我的父親。2016年秋天我到北京時見到了時年83歲了的大姐。聽大姐說，那時在老家，祖母去世前那兩年經常一個人自言自語地嘮叨說：
「都走了，都給緘兒帶走了。緘兒怎麼也不回來看我？」
（父親原名史金緘。我的二叔、四叔和一位堂叔都是1937年和1938年初先後離開泰州到武漢去找他們大哥，即我父親去了，但他們全都再也沒有回過泰州老家去看望他們的母親或嬸母。而且，作為長兄，父親除了將他的這幾個兄弟先後推上了危險重重的抗日和共產革命的道路外，作為職業革命者的自己在那戰亂不已的年代也始終未能回家看望並告慰他那思兒心切、孤苦零丁的母親。這顯然是父親心中的又一個纏繞其終生的痛苦。不僅如此，撰寫此文時，每次回味祖母上面說的那句思念她大兒子的話，我的眼睛都會酸澀潮濕起來：奶奶的晚年真的太苦了！）
祖母史陳氏1942年去世後，我的兩個當年還很幼小的姐姐就由那時剛剛成年、也很年輕的姑媽和五叔代養。後來幾年姑媽出嫁，五叔結婚，疏於照顧了，我的兩個姐姐就過著有一頓沒一頓的生活。好在那時出於家風，日子過得再怎麼艱苦，姑媽和五叔還是謹遵祖母遺訓，堅持讓大姐繼續在老家讀書並讀完了小學。但因父愛和母愛的長期闕如，大姐和小姐（我們都這麼稱呼二姐）在泰州老家形同孤兒，不知吃了多少苦，也不知遭人多少白眼。這種狀況一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後，身在新四軍蘇中根據地的父親才託人輾轉將兩個女兒接到身邊，父親此時也才見到自己失散多年的大女兒和從未見過面的二女兒。那年大姐敏健12歲，小姐慧澄7歲。
但父女三人相處沒有多久，內戰即將爆發。在父女短暫團圓之後，需要跟隨部隊轉移走的父親便將已經小學畢業、13歲的大姐敏健送到當時位於所謂解放區的「泰一中」（可能是後來的泰州中學？）去住校讀書並托一位女教師照料。在那裡，大姐敏健自己更名為史地。8歲的小姐慧澄（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也自己更名為建國）就只好又被送回到位於泰州北部的興化縣城裡已出嫁了的姑媽家裡生活。
三年後，大姐中學畢業，正逢國共內戰，也即解放戰爭渡江戰役即將打響，剛滿16歲的大姐便自行參加了解放軍當了一名衛生兵，跟隨蘇皖邊區衛生部過江一路打到無錫，途中冒著炮火，救死扶傷，立了功，還加入了中共。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大姐史地又考上了大學，學俄語，一直從事俄語翻譯和教學工作，離休前曾任中國駐前蘇聯大使館一等秘書（大姐夫邵鴻芳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就讀莫斯科大學，獲副博士學位，時任駐蘇聯大使館政治參贊，1996年因病去世，享年63歲）。小姐史建國上世紀五十年代末考上了合肥工業大學，學理工，從事國防科技工作，退休前系第三機械工業部綿陽某研究機構高級工程師，2004年不幸因故去世，享年66歲。
妻女送走後，父親也就此如願成為一個了無牽掛的職業革命者了。後來父親也搬了家，在余香山先生的支持和默許下，住到了自己原來工作的地點——漢口大智門公益會樓上，專心致志從事抗日救亡的各項組織工作，雖然他那時可能已經不領公益會的薪水了。
父親在公益會對面的一個小飯店包飯了一個較短的時間。當時，同為職業革命者的何偉和黃心學就住在附近，他倆合請了一位四十多歲的小腳女傭做飯，看父親一個人吃飯不方便，便要父親也去他們那裡搭了伙。於父親而言，這樣搭夥吃飯不僅方便實惠得多，也能每天與他的這兩個老朋友見面，聽取他們的意見並交流各自革命活動的情況。父親與何偉、黃心學三人共同搭夥吃飯延續了整整一年時間。
其間，大約是1937年11、12月份吧，何偉曾回到他河南老家汝南一趟，去主持當地黨組織的恢復和重建工作，1938年初才返回武漢。何偉回來後，黃心學似乎也緊跟著去過汝南一個短時期幫助地方工作。估計黃心學也就是這個時候前後由何偉介紹加入了中共。父親那時則因與胡繩一心一意搞《救中國》周刊一直待在漢口。
到了1938年8月，黃心學被中共組織上派去河南信陽雞公山工作後，父親還和何偉兩個人在一起搭夥吃飯了一個多月。那段時間也是父親與何偉交往最頻繁也是最密切的時期。工作中何偉是領導，但生活中兩人卻是摯友加兄弟。父親比何偉大上整整一歲（父親1909年4月，屬雞，而何偉則是1910年4月，屬狗），私下場合何偉多對父親口稱「緘兄」（沒多久何偉也變換了對父親的稱呼：那年10月父親因創辦《救中國》周刊而更名為史略後，何偉在個人交往中則稱父親為「略兄」了）。
在父親送走自己的妻女回泰州老家後沒多久，父親就接受了一個十分艱巨、也是他參加抗日和共產革命歷史上最感光榮的工作——與胡繩先生合作在漢口創辦了中共歷史上第一份公開發行的刊物《救中國》周刊。詳見下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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