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話「差一票」成國語？傳說與真相

郭曄旻 | 文

3月9日的「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刊登了北京大學唐曉峰教授所著的《南方為何多方言》一文，筆者讀後，心裡有幾分疑惑。作為一個平素對方言頗感興趣的非專業研究者，對其中的一些觀點並不能苟同。《南方為何多方言》一文選自《給孩子的歷史地理》中《鄉音難改》一節，出於嚴謹起見，筆者購來此書，細讀之後頗有啟發，但有幾點仍欲與作者商榷，並請教於方家。

「國語」之爭

首先，《鄉音》一文提到，「據說民國初期，很多議員來自廣東，提出用廣東話來做官方的標準口音」云云。此說在網上流傳頗廣，有人就據此演繹出「廣東話差一票成國語」的段子。實際上，「____話差一票成國語」幾乎是網上隨處可見的選擇題了，空白處的地名，絕不限於廣東一地。

大家都是「差一票」

但這些終究只是「據說」而已，拿不出什麼證據（因為本來就沒有）。

實際情況究竟是怎麼樣的呢？追根溯源的話，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6月，清政府學部中央教育會議開會通過了「統一國語辦法案」。這標誌著在官方層面，「國語」正式取代此前廣泛使用的「官話」一詞成為漢民族共同語的代稱（清代原來的「國語」指「清語」即滿語）。這個會議決定，「各方發音至歧，宜以京音為準」，也就是宣布以北京音為標準音，沒廣東話或者其他方音什麼事了。當然這句話後面也有個尾巴，所謂「京語四聲中之入聲，未能明確，亟應訂正」。這裡就要解釋一下，所謂「四聲」即「平上去入」，有個很好記的例子，即「天（平聲）子（上聲）聖（去聲）哲（入聲）」。隨著語音的演變，清代北京話里已經沒有入聲，口語里派入平上去三聲，這就是「未能明確」的來歷。

當代北京話與南京話調值比較

古今調類比較

這個「統一國語辦法案」通過才大半年，宣統就退位了。「統一國語」的任務自然只能留給後來的中華民國來完成。民國新建，蔡元培被委任為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總長。臨時政府北遷以後，1912年7月蔡元培組織臨時教育會議，討論教育事宜。12月，教育部據此由專門教育司籌設「國語統一進行辦法」，特開設「讀音統一會」。

這個「讀音統一會」是歷史上第一次以投票的形式決定「國音」。諸多「差一票成國語」的段子大抵從此衍生而來。但實際情況又是如何呢？1913年2月15日，讀音統一會開會，是日到會者共44人。照議事規則用記名投票法選舉吳稚暉為議長（29票），王照為副議長（5票）。初步考慮審定國音辦法是：先依清代李光地的《音韻闡微》各韻（合平上去，入聲另列）的同音字，商定其應讀之音，而用會中預備之「記音符號」注於其上。

黎錦熙著《國語運動》

「讀音統一會」有沒有爭議？有的（但跟廣東話沒有關係）。最大的爭議是吳稚暉希望保留傳統韻書里的13濁音聲母，照他半開玩笑的話說，是「濁音字母雄壯，為中國之元氣。德文濁音字多，故德國強盛；吾國不強，因官話不用濁音之故。」由於吳稚暉是無錫人，無錫話（和其他吳語）正好保留了濁音，所以日後王照就說他是「陰懷以蘇（吳）音為國音之主義」。從吳稚暉後來在「國語運動」中的表現看，王照的指責頗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結果，在「讀音統一會」上，「古音、今音、南音、北音，鬧個不休」，但是「總沒有一個滿意的混合，以後鬧得時候太久了，就勉強求一個結果……用多數表決法（每省代表一票），審定了幾千個字音」。這就是後來在1921年公布的《教育部公布校改國音字典》，也就是所謂「老國音」。它實際上是個以北京音為主並雜糅了其他音（主要是保留入聲）的混合音系，畢竟連吳稚暉都是承認「北京音」在形成「國音」中佔有特別地位（國音「什九以上」與京音暗合）。

「投票定國音」的經過就是如此，各種版本的「差一票」段子都是子虛烏有的事情，除了滿足當地的口音優越感之外，與實際歷史實在相差太遠了。

誰是古音

第二個問題，其實與上面有一些關聯。大凡謂之「差一票成國語」的地方，往往另有一種迷之自信，即「中原古音在我處」。譬如《鄉音》文中里也提到：「（客家人）他們的講話與周圍人不一樣，一直保留有中原古音。」

這個觀點實在是大可推敲的。「古音」本身就是一個含糊的概念。譬如唐代晚期的胡曾就寫過一首《戲妻族語不正》，「呼十卻為石，喚針將作真。忽然雲雨至，總道是天因」，這種「語不正」的唐代方言，究竟算不算「古音」呢？同樣是唐代的李涪甚至批評過《切韻》「舅甥之舅則在上聲，故舊之舊則在去聲」。照這個說法，就連《切韻》這本隋唐時期科舉考試的官方韻書也算不上「中原古音」了，著實也是滑稽。

就今天的客家人/話而言，其分布很廣泛，但以粵東閩西為集中，粵東的梅州話通常被視為客家話的代表。稍微觀察一下地圖就可以知道，客家話分布地帶的西面是粵方言區，東面是閩南方言區。故而閩贛粵邊山區被人們習慣稱為「客家大本營」。考察史籍，客家人到來之前，「凡膏腴之地，先為土著所佔據，故客家所居地多貧瘠」，換句話說，客家人「遲到」了，所以他們居住的地方，都是些別人不要、或沒有征服的貧瘠的丘陵和山地。在封建時代的旁系漢族的眼裡，這些「客家人」根本連漢人都算不上，以致在書寫時，為「客」加上一個「犭」的旁邊。

客家話分布區

這當然是一種侮辱性的做法。但話也說回來，今天的客家話與閩、粵方言完全無法通話，何以見得後面這些土著說的方言就不是「中原古音」呢？福建人的家譜，難道不是與客家人一樣都自稱來自中原么——如今十部福建的族譜，倒有九部說自己祖上來自河南光州固始，彷彿晚唐王審知入閩之前，這裡是無人區一樣。說粵語的廣府人不是也有一個「珠璣巷（系古代五嶺南北梅關古道的必經之地）」情結么，如據民國《新會鄉土志》稱：「綜查各譜，其始遷境之祖，皆唐以後人，至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由南雄珠璣巷遷至者約佔全邑氏族之六七焉。」當然，清人鄭昌時比較廣東方言時確實說過，「潮一音僅方隅，其依山而居者，則說客話，而目潮音為白話……而客音去正音為近」。不幸的是，這裡說的「正音」，不是「中原古音」而是當時的「北方官話」的意思……考慮到鄭昌時本人就是潮州人，他的這番話算得上是對客家話的明粉實黑了。

實際上，韻書里的「中原古音」不僅在客家話里有，在粵方言、閩方言，甚至吳方言與北方話里都不同程度有所保留。譬如，傳統韻書里的36聲母，到了閩、粵、客方言里都要打個對摺，反而是吳方言保留最好（上海話有28個聲母）；入聲的輔音韻尾（-p/-t/-k）在閩南話、客家話和粵方言里比較完好；普通話的「你」和「他」也同樣保留了中古念法，按照語音規律演變的話兩個字就應該讀成「爾」與「佗」了。反過來，古代韻書里不同音的「狗」、「九」、「酒」、「走」，在普通話里變成「九酒」同音，廣州話里卻是「狗九」、「酒走」兩兩同音，以此觀之，不過半斤八兩，爭辯誰是中原古音，實無意義——各方言都有保留，也都有與韻書不合之處。所爭論者，無非是以己之長擊彼之短，類似「田忌賽馬」而已。

梅縣客家話只剩17個聲母

上海話倒有28個聲母

權威的來源

毋庸置疑，方言分歧，自古亦然。《禮記》就有記載：「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唐代的陸德明在《經典釋文》里也說「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為巨異」。就全國而言，為了各地口頭交流的需要，從上古時代起，漢語就有著共同語的存在，《論語·述而》篇載：「詩書執禮，孔子皆用雅言，不用齊魯音。」所謂「雅言」其實指的就是在周代比較通行的民族共同語，而「齊魯音」指的就是齊魯一帶的地方方言。

至於在一個小區域內，有些土語則會成為區域共同語。廣州話之於粵語，梅州話之於客家話皆是如此。《鄉音》一文里同樣提到「隨著都市行政區劃歸屬的變化，時髦的權威土語也會變化……明朝的時候，上海只是一個小城鎮，其行政中心在嘉興，嘉興話在上海是最時髦的、最體面的口音。到清代，上海歸蘇州管，於是蘇州話變成最體面的」。

但這段話偏偏是錯的。明清兩代，上海縣都隸屬松江府，何來先歸嘉興管，後歸蘇州管之說？這個低級錯誤實在是應該避免的。

明代上海行政區劃

清代上海行政區劃

話說回來，《鄉音》里的這段話倒不是沒有出處。明代正德《松江府志》記載:「府城視上海為輕，視嘉興為重。」到了清代的《松江府志》里，這個說法已經變成，「府城視上海為輕，視蘇州為重」。既然明清之際上海的行政區劃沒有發生變化，這樣的變化是怎麼發生的呢？

原因可能是文化而非行政區划上的。從明代中後期開始，蘇州成為江南地區經濟、文化中心，也是全國貨物集散、轉運和信息交流的重要中心。萬曆年間的浙江臨海人王士性評論道，「蘇人善操海內上下進退之權，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當時蘇州的文化影響遠遠溢出了行政區劃邊界之外。在嘉興，康熙時當地人馬壽榖詩謂：「女郎十五學梳頭，長髻新興掩鏡羞。古板阿婆如動問，低低答應是蘇州。」浙江山陰（紹興）人張岱更是抱怨，「吾浙人極無主見，蘇人所尚，極力摹仿。如一巾幘，忽高忽低；如一袍袖，忽大忽小。蘇人巾高袖大，浙人效之；俗尚未遍，而蘇人巾又變低，袖又變小矣。故蘇人常笑吾浙人為『趕不著』……」這與近代上海民謠之謂「剛剛學來七分像，上海又換新花樣」確有異曲同工之妙。

語言隨著文化而傳播。到清初，各地梨園演出，人稱「無論在南在北，在西在東，亦無論劇中之人生於何地，長於何方，凡系花面腳色，即作吳（蘇州）音」。根據鄧雲鄉先生在《紅樓風俗名物譚》里的說法，甚至清代的北京人，也是「衣著講南式，園林效蘇杭，一說南方人，便受人另眼看待；能聽懂南方話，也覺十分得意」。帝都如此，於蘇州近在咫尺的上海地區自不待言，嘉靖年間，原籍松江府華亭縣（今上海松江區）的士人何良俊一方面堅持「吾松不但文物之盛可與蘇州並稱，雖富繁亦不減於蘇」，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認「今則蕭索之甚，較之蘇州，蓋十不逮一矣」——兩者顯露的矛盾心態可能正是發生在松江府方音從「視嘉興為重」到「視蘇州為重」的轉折時期。

即使在上海已然開埠多年，經濟地位早已越過蘇州的清代晚期，姑蘇文化的餘韻仍舊瀰漫在十里洋場之上。清末朱文炳描寫上海風情時就說，「各處方言本自由，為何強學假蘇州。」甚至按照晚清《海陬冶遊錄》的記載，娼妓「以蘇常者為佳，土著次之，維（淮）揚江北，又其次也」。在近代上海的高檔青樓，即使其他籍貫的妓女，要想提高自己的身價，也必須學一口蘇州話，否則就不能在風塵業界立足。近代滬上「老中醫」陳存仁在《銀元時代生活史》里，就回憶自己曾經遇到一個廣東妓女名曰肖紅，「但能說一口軟而且糯的蘇州話」。滑稽的是1949年之後陳存仁赴港定居，居然意外遇見同在香港定居的肖紅早已「嫁得一個大商人，歸宿很好」，至於昔日在青樓的「前事一句都不承認」，甚至「開口都操廣東語，蘇州話只當不懂」，這當然也是不難理解的。

總的來說，《鄉音》不失為一篇佳作，但於細節之處，作者若能精益求精，恐怕更好，畢竟這是「給孩子的歷史地理」，若失於誤導，豈非憾事？

本期編輯 邢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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