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玉祥：魯迅蔣介石對立中的分寸
魯迅跟蔣介石可以說有很多共同之處：首先，他們出生年代接近，魯迅生於1881年9月25日，蔣介石生於1887年10月31日，屬於同一時代生人；其次，他們的出生地也相當接近，在浙江省杭州市東南部的紹興與奉化；再次，他們都有留學日本的經歷。魯迅在1902年1月礦路學堂畢業後，3月即公費赴日留學，6年後的1909年8月歸國。蔣介石則於1906年初肄業於龍津中學堂後，4月東渡日本，入東京清華學校，1906年末回國。1908年春再度赴日，入東京振武學校，1910年冬畢業後，入日本陸軍第十三師團第十九聯隊，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蔣介石回到了上海。
1903年，22歲的魯迅在日本東京弘文書院剪掉髮辮，曾賦詩明志：「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而1909年，22歲的蔣介石在日本振武學校學習期間也作了一首《述志》的小詩：「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萬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雖然雅俗有別，但光復祖國的熱情卻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同在留日期間的1908年，他們分別加入了國民黨的前身「光復會」與「同盟會」。
馮雪峰在《回憶魯迅》中為我們留下了這樣一個有趣的細節：1934年1月，毛澤東為籌備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住在江西瑞金金沙洲壩。其時，毛澤東紅軍總政委的職務已被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解除了，只給他保留了政治局委員這個空銜。一天，毛澤東來到馮的住處，風趣地說：「今晚約法三章：一不談紅米南瓜，二不說地主惡霸，我們不談別的，只談魯迅。」還不無遺憾地對馮說：「『五四』時期在北京，弄新文學的人我見過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周作人，就是沒有見過魯迅。」馮雪峰接著告訴毛澤東，有一個日本人說，全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是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然後沉思片刻，說：「這個日本人不簡單，他認為魯迅懂得中國，這是對的。」可見，魯迅跟蔣介石儘管後來政見不合，勢同水火，但他們之間卻不乏契合的地方，也許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決定了他們日後那種既對立，又在對立中保持一定分寸的特殊關係。
良好互動因政變告終
因為有相同的經歷和追求，魯迅在1927年之前，對國民黨和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是頗有好感的。1926年10月20日，正在廈門大學國文系任教的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寫道：「現在我最恨什麼『學者只講學問，不問派別』這些話，假如研究造炮的學者，將不問是蔣介石，是吳佩孚，都為之造么?國民黨有力時，對於異黨寬容大量，而他們一有力，則對於民黨之壓迫陷害，無所不至，但民黨復起時，卻又忘卻了，這時他們自然也將故態隱藏起來。」將蔣介石與吳佩孚並舉，顯示出魯迅對蔣的認同。
而斯時的國民黨對這位「老同志」也是十分看重的。1925年底，北京國民黨主持的日報《國民新報》創刊，邀請魯迅及北大教師張鳳舉逐月輪流值編該報的「副刊」。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魯迅同國民黨人朱家驊、鄧飛黃等都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緝。1926年8月，魯迅南下到廈門大學執教，不久，即收到當時主持廣州中山大學校務的副主任委員、國民黨要人朱家驊的電報，邀請魯迅到中山大學去「指示一切」。在魯迅尚未最後決定前往時，1926年11月15日，國民黨在廣州的機關報《民國日報》即迫不及待地發表消息：「著名文學家魯迅即周樹人，久為國內青年所傾倒，現在廈門大學擔任教席。中山大學委員會特電促其來粵擔任該校文科教授，聞魯氏已應允就聘，不日來粵雲。」同日，廣州國民黨的另一喉舌《國民新聞》也發表了同樣的消息，足見當時國民黨對魯迅「期盼」之切。
魯迅一到廣州，即受到各方的熱烈歡迎，在中大歡迎會上，朱家驊尊稱魯迅為「戰鬥者，革命者」。魯迅對一些官僚政客的邀請，素來是概不赴宴的，不過對與蔣介石走得特別近，在北京曾有一段「共同戰鬥」經歷的朱家驊的邀約，卻並未拒絕。不特如此，這段時間，魯迅跟既是蔣介石重臣又是連襟的孔祥熙也關係甚好，往來密切。在1927年3月1日中山大學的開學典禮上，孔祥熙代表廣州革命政府出席會議，魯迅第一次見到孔。同年3月29日，魯迅應邀與孔祥熙一同到嶺南大學參加「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紀念大會」，並發表演講。會後，魯迅還應孔祥熙之邀到其公寓「小坐」。
然而，這種良好的互動很快因為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大肆屠殺工農大眾而告終。「四一二」後，中大校長朱家驊秉承蔣介石的意旨，積極執行國民黨的「清黨」政策，逮捕、迫害共產黨員和進步學生。魯迅反對這一血腥政策，並主張學校出面營救被捕學生，因此跟當局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又因為一些人事上的原因 (主要是傅斯年聘用指責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是抄襲日本人著作的顧頡剛來校任教) ，憤而辭職，離穗赴滬，由此揭開魯迅跟蔣介石「水火難容」的歷程。
在內山書店避難31天
這種對立，就魯迅方面而言，自然是「有文皆從敵著想，無日不與戰為緣」。1927年4月30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民眾書》：「我們所主張『以黨治國』為救中國的唯一出路」，「我國民黨是負責的政黨，所以我們不許共產黨混雜在裡面……我們『以黨治國』的主張，自有苦心精義。」魯迅即在《擬豫言——一九二九年出現的瑣事》一文中辛辣嘲諷：「有公民某丙著論，謂當『以黨治國』，即被批評家們痛駁，謂『久已如此，而還要多說，實屬不明大勢，昏聵糊塗』。」在《「友邦驚詫」論》中，更是直斥蔣介石政權與日本侵略者是一丘之貉：「好像失了東三省，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誰也不響，黨國倒愈像一個國……」
在私下通信中，魯迅也顯示出對蔣介石政權的失望。在1933年6月28日致台靜農的信中，他寫道：「天災人禍，所積案多矣，無怨於生，亦無怖於死。」在1934年11月28日致劉煒明的信中說：「現在當局的做事，只有壓迫，破壞，他們哪裡還想到將來。」
對這位「老同志」與老鄉的「惡毒攻擊」，蔣介石及其手下也不假辭色。他們或造謠說魯迅為「金光燦爛的盧布所收買」，或想方設法查禁魯迅著作，或派特務追蹤……最嚴厲的是1930年2月13日，當魯迅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時，許紹棣 (時任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指導委員) 將呈請通緝魯迅的函提交給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宣傳部再提交給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執委會委員陳立夫簽署了通緝密令。
此密令所附的通緝名單共65人，魯迅是其中之一。得知消息後，為避免牽連別人，他於1930年3月19日隻身避居在日本友人開辦的內山書店的假三層樓上，至4月19日回家，共避難31天。魯迅在1934年寫的《自傳》中說：「因為加入自由大同盟，聽說國民黨在通緝我了，我便躲起來。此後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民權同盟。到今年，我的1926年以後出版的譯作，幾乎全被國民黨所禁止。」直到晚年，魯迅仍對此事記憶猶新，懷恨如故。
不直接點蔣介石的名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也許出於對當年雙方共同的理想與追求的尊重，也許是出於對對方文章或者事功的某種欣賞，也許是出於鬥爭策略……無論是魯迅，還是蔣介石，都在雙方撕破臉皮的同時，又都給對方留有餘地——換言之，都很有分寸。
就魯迅而言，無論對蔣介石政權進行什麼樣的諷刺挖苦甚至破口大罵，他都守住了一條底線：不直接點蔣介石的名。1933年4月10日的《申報·自由談》上，發表了曹聚仁的《殺錯了人》一文，其中說，在「革命」的過程中，「殺人」是難免的，但「革命殺人應該有標準，該多殺中年以上的人，多殺代表舊勢力的人」。「可是中國每一回的革命，總是反了常態。許多青年因為參加革命運動，做了犧牲；革命進程中，舊勢力一時躲開去，一些也不曾剷除掉；革命成功以後，舊勢力重複涌了出來，又把青年來做犧牲品，殺了一大批」。魯迅讀了此文後，寫了一篇《〈殺錯了人〉異議》，文章從袁世凱為了做皇帝而大肆殺人，說到當時的軍閥混戰：「他們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後來，只要一個『下野』了，也就會客客氣氣的，然而對於革命者呢，即使沒有打過仗，也決不肯放過一個。他們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想，中國革命的鬧成這模樣，並不是因為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這裡所謂「看錯了人」，既指過去「看錯」了袁世凱，更指現在「看錯」了蔣介石。
周建人在《回憶大哥魯迅》一書中，回憶魯迅曾親口給他講過這麼一件事：當時李立三找到魯迅，說：「你在社會是個知名人物，有很大的影響。我希望你用周樹人的真名寫篇文章，痛罵一下蔣介石。」魯迅言：「文章是很容易寫的。蔣介石乾的壞事太多了，我隨便揀來幾條就可以寫出來。不過，我用真名一發表文章，在上海就無法住下去了。」李立三又道：「這個問題好辦!黃浦江里停泊著很多輪船，其中也有蘇聯的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魯迅復言：「對，這樣一來，蔣介石是拿我沒辦法了。但我離開了中國，國內的情況就不容易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難寫了，就是寫出來也不知在什麼地方發表。」李立三沒有辦法，只好說：「好吧，你自己考慮吧。」
魯迅逝世後，蔣介石的「關照」
有趣的是，彷彿彼此間有默契般，雖然蔣介石不滿魯迅含沙射影地指責他的內政外交方針，也想了很多辦法來對付他，但跟魯迅一樣，對於「回擊」，他也拿捏得頗有分寸。
不妨先來看看魯迅所謂「特約撰述員」的身份問題。1927年，魯迅因蔣介石反共，與之決裂離開廣州到達上海後，為生計考慮，仍希望能從政府那兒謀求經濟來源。1927年5月25日，國民黨政府浙江省務委員會通過設立浙江大學研究院計劃，蔡元培是「九人籌備委員會」成員之一。魯迅聞訊，通過他的同鄉章廷謙、鄭奠等人向蔡元培活動，以便為他在浙江大學研究院謀到一個職位。此事雖然沒有成功，但魯迅仍然寫信給章廷謙，感謝章、鄭為他積極爭取，且對蔡元培頗有微詞。到這年6月27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蔡元培等的提議，組建中華民國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 (相當於教育部) ，蔡任院長。面對新的機會，魯迅又通過同鄉以及光復會同人許壽裳的關係，再次向蔡元培活動。蔡元培經過考慮，大筆一揮，給了魯迅一個「特約撰述員」位置，不用上班，每月可領取300大洋。
從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整整四年間，魯迅每月從國民政府大學院領取300元大洋津貼，總共領取14400元。不可否認，這筆固定收入，對於斯時靠自由撰稿為生，同時背負家庭重任的魯迅而言，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甚至可以說，因為有這筆錢的支持，免除了魯迅的後顧之憂，也成就了魯迅在文壇最為輝煌的時期。那麼，這筆錢跟蔣介石有什麼關係呢?事實上，在1930年12月6日至1931年6月18日這段時期，教育部部長一職，是由蔣介石以行政院長的身份親兼的。如果蔣介石對魯迅不留餘地的話，完全可以將魯迅的「特約撰述員」一職和高薪給裁撤了。
事實上，還真有人建議蔣這麼做。據魯迅研究專家蔣錫金在《魯迅為什麼不去日本療養》一文介紹：據許廣平回憶，就在蔣介石兼任教育部部長期間，有人去向蔣獻媚告密，說：現在部里的特約編輯周豫才 (即魯迅) ，就是最激烈反對你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發起人頭子。蔣介石聽後的反應很有趣，他說：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還有與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沒有?應該派這樣的人去找他，告訴他，我知道了這事，很高興。我素來很敬仰他，還想和他會會面。只要他願意去日本住一些時候，不但可能解除通緝令，職位也當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別的想法，也可以辦到。
魯迅逝世後，有傳言說蔣介石讓上海市長吳鐵城到靈堂致哀，並以他個人名義敬獻花圈。此事無法證實。但據茅盾回憶，曾在廣州與魯迅有過交往的孔祥熙與其夫人倒是送了輓聯，輓聯云：「一代高文樹新幟，千秋孤痛托遺言。」另外，對魯迅的家屬，蔣介石也似有所關照。1940年1月，許廣平在給郁達夫的信中，談及勵志社曾給魯迅捐款，且指定其中部分用於接濟魯迅家屬的生計。勵志社於1929年1月成立，社長由蔣介石擔任，實際負責人是總幹事黃仁霖。此社是一個以黃埔軍人為對象，以振奮「革命精神」，培養「篤信三民主義最忠實之黨員，勇敢之信徒」為目的的組織。
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中「朱安女士」一章，還提到過這麼一件事。1942年2月1日，魯迅的原配朱安致信許廣平，信里講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鄭彥芬找到她家，代表蔣委員長送她十萬法幣，開始她推辭不敢收，但這位秘書長說：長官賜不敢辭，別人的可以不收，委員長的意思，一定要領受。朱安認為「主座賜不敢辭」，便收下了這筆錢。海嬰行文至此，對此表示疑惑：蔣介石為什麼「一方面在政治上壓迫父親、母親和我，另一方面又假借 (送錢) 關心父親的前妻，這究竟是要達到什麼目的?」其實，這未嘗不是蔣介石的「分寸」。
魯迅與蔣介石這種把握「對立中的分寸」的處世哲學，跟中國傳統老子哲學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可謂一脈相承。
TAG:中國歷史內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