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拓·墓誌·刻帖

中國的碑文化源遠流長。根據文獻記載，早在春秋時期既已有之。《儀禮·聘禮》曰：「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東漢著名學者鄭玄註：「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

漢代開始了刻有文字的碑的興起。我們的祖先以前保存書跡的途徑一般都是通過龜甲獸骨、青銅器以及石料等載體來完成。龜甲獸骨年代久遠，不易辨識，鐘鼎彝器又非普通百姓所能擁有，而石頭不僅隨處可見，易於雕刻，還能保存久遠。因此從古到今，先民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石刻文字，保留下了許多珍貴的資料，在書法藝術、考古學、文學、文字學、宗教等許多方面都有著深遠的意義。

[南宋]泉州本淳化閣帖（選二開）25.5cm×19.2cm 紙本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學術界把古代石刻分為刻石、碑碣、墓誌、摩崖、造像、浮圖、經幢、石闕、塔銘等多種類型。根據現存的史料來看，刻石和摩崖是較早出現的石刻文字。刻石是石刻的一種形式，僅指形無定製、內容自由的那種較早的石刻文字，它和後來出現的具有一定形制的石刻有明顯區別，是最早的碑版。如國家博物館藏的秦琅琊刻石，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刻石之一，是秦刻石存字最多者。秦始皇統一全國後，於公元前219年巡遊東地，登琅琊台時所立。刻石內容是對統一事業的讚頌，具有開國記功的意義。刻文據傳為李斯所書，館藏《琅琊刻石拓本》用筆勁秀圓健，結體嚴謹工穩，是秦代小篆的代表作，在書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琅琊刻石

碑刻到了北朝呈現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榮興盛局面，在我國書法文化史上極富盛名的「北碑」，即是指這一歷史時期的各類碑刻。而這一時期許多著名的北碑，又多刻立於元魏時代，故人們往往又以「魏碑」稱之。這一時期許多碑碣、墓誌、摩崖石刻和造像記，都具有很高的書法、歷史和文物等方面的價值。

[唐]獨孤思敬墓誌並蓋

關於碑的使用，自碑產生以來，歷代並無什麼明確規定。碑的形狀、高低、大小尺寸，題什麼字，刻什麼花紋，往往隨各自所好和經濟承擔能力而定。到了唐代，對碑的使用形成了一定的等級規定。據《通典》卷一〇八和《唐會要》三八記載，唐時期對不同等級的人使用墓碑的規格做了詳細的規定，不同社會等級的人在碑碣的題字，碑各部的尺寸、形式、花紋圖案等方面，都有嚴格的規定，並將之納入了法律條文。後世之碑基本上是對唐碑的沿襲，沒有再發生什麼重大變化。

墓誌是一種埋幽之銘，是生者為紀念死者而隨死者埋放入墓中的記述死者生平、頌揚死者功德的傳記石刻，籍以流傳久遠，性質、功能與碑相近，只是形式與碑不同。其完整形式包括首題、志文及頌文三個部分。墓誌的原始雛形刻銘墓磚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在西晉末年已經發育成熟，進入了具有完整形制的定型期。但是真正勃興則是在南北朝時期，特別是北朝墓誌最為流行，尤其是魏文帝遷都洛陽以後，墓誌的風氣更是大盛。北朝墓誌大多為方形或長方形，但也有少數為長方柱形、龜形、碑形，也有的上半部分為龕形，內刻佛像。志文一般為幾百字、上千字，也有少數墓誌字數較少。志文大多前冠題額，次記死者家事、生平，後加頌辭，多數為楷書，也有一些書體介於隸楷之間。同時，北魏還出現了一些加蓋墓誌，有的蓋上刻死者官爵、姓名，代替了題額。這些墓誌不僅數量眾多，而且所刻書體真、行、篆、隸都有，甚至還有書刻草書的，書寫精美，鐫刻精工，由於埋在墓內免受風雨剝蝕和人為破壞，故而基本保存完好。北魏「元氏墓誌」比較具有代表性，因孝文帝時期改「拓跋氏」為「元氏」而得名。由於元氏家族得天獨厚的地位，使得其死者的墓誌在選石、書丹、鐫刻等方面都與眾不同，其選石考究，書寫恭謹，鐫刻精到。如國家博物館藏《元則墓誌》《元羽墓誌》《元宥墓誌》等，在書法風格上主要表現為平正、溫潤、和諧、典雅、秀逸、美觀，有一種皇家風範。

關於歷史上最早出現刻帖的年代，一般認為在唐代已經產生，史料上有一些零星的記載，但是可供考證的材料甚少。五代《保大帖》《升元帖》是傳說中南唐所刻兩部叢帖，儘管沒有流傳下來，但是足以說明五代已經出現了叢帖的刊刻，這些也為北宋刻帖的興盛作了很好的鋪墊。北宋王朝開始的刻帖之風，成為保留魏晉六朝以及唐宋書跡最重要的資料寶庫，在中國書法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在中國書法史上影響深遠的北宋官方刻帖一是《淳化閣帖》，一是《大觀帖》。

在《閣帖》以前的刻帖，一是規模小（如《蘭亭》），二是散佚無存（如《升元帖》），而像《淳化閣帖》這樣摹勒古代法書拓印成冊，作為人們學習和欣賞的範本，其規模巨大前所未有。自《淳化閣帖》問世，因拓本難得，民間羨慕者又多，人們就將原拓本翻刻行世，仍供不應求，就又將翻刻本再翻刻，至再至三，以至於拓本遍布天下。

《淳化閣帖》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大型官修刻帖，亦稱《閣帖》《淳化帖》等，始於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命侍書王著將歷代書法作品編次為十卷，第一至五卷為漢魏、兩晉、南北朝及隋唐法書，第六至十卷為「二王」法書。《淳化閣帖》的匯刻無疑有著劃時代的重要意義。在尚無影印技術，僅依靠摹勒椎拓手段來複製法書的古代，給學書者提供了下真跡一等的範本，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宋以後的書法發展進程，帖學之興衰、碑學之繼起皆可溯源於《閣帖》之彙編。《淳化閣帖》被後世譽為中國法帖之冠和「叢帖始祖」。

宋大觀（1107—1110）初，宋徽宗趙佶因宋太宗時所刻《淳化閣帖》年代已久，不能反覆摹拓，又加之原帖標題多誤，有的摹勒失真。大觀三年（1109），宋徽宗命蔡京主其事，龍大淵更定編次而重刻於太清樓下。因每卷之末皆有蔡京所題「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摹勒上石」，因此稱為《大觀帖》。《大觀帖》在《閣帖》每卷內容基本不變的基礎上，調整了編次，按作者所處的時代順序作了重新修訂，糾正了《閣帖》里的一些錯誤，在雕刻工藝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鑒選、編排等方面也都在《閣帖》之上。如國家博物館藏宋拓《大觀帖》第七卷，摹刻精良，筆勢飛動，神采射人，可謂下真跡一等。

宋代由《淳化閣帖》《大觀帖》刊印而形成的重帖學輕碑刻之風，不僅影響了整個趙宋王朝，也對此後元、明、清各朝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刻帖習帖的風氣，一直延續到清中葉「碑學」復興才有所改變，前後持續達數百年之久。

文 | 楊軍

- END -

2018春夏T恤-新登場

金農/汲古無悶/黑色T恤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