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多少前半生的光,才能照亮沈從文後半生的暗
電影《無問西東》里有句台詞,「如果提前了解了你所要面對的人生,你是否還會有勇氣前來?」當我們讀過《沈從文的後半生》,再來回望沈從文的前半生,很多事情自然多了許多意味,怎能不說他「勇氣可嘉」呢?
沈從文一旦看著世界,他就進入到每一個小小的溫柔的目光里,他向張兆和求愛時詩意地表達,「讓我這鄉下人喝杯甜酒吧」,也完全不以報紙上說丁玲批評他與人民脫節為傷害他,連掉起牙來也還是愛說笑——先掉左右後牙,並不痛。
他對時局有焦愁,屢次向別人追問時局的癥結,「你們告訴我,批評我,免得我發了傻氣說了糊塗話」,「我們是不是還有方法,可以使這些人恢復正常人的反應,多一點生存興趣,能夠正常的哭起來,笑起來?」
那個年代,一群人活在一種現實文化空氣中,奇異的是,活在那種文化空氣中,居然還有人寫作。無論現實如何要不得,他們的對面還有讀者。
而想到沈從文的晚年,內心總要一陣痙攣。在特定的背景與壓力下,沈從文曾忍住疼痛親手掩埋了自己的一段文學記憶,說得更悲愴點:親手掩埋了自己,把自己曾珍視的精神建築一舉夷為廢墟,縱使沈從文後來完成了從作家到服飾史專家的轉換。北京給過他輝煌,也給了他蕭索。
沈從文的精神曾是崩潰的,但他從崩潰中恢復過來的過程,不僅僅讓自己變得「正常」了,還從恢復中重新凝聚起了一個自我。
沈從文應該有兩個,一個是湘西人沈從文,一個是北京人沈從文,或是前半生的沈從文,後半生的沈從文,他們共同組合成20世紀一位文學大師完整的人生歷程。
以下內容來自《沈從文的前半生》,作者想呈現出來的,不僅僅是一個人半生的經歷、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難史,而是能夠思考一個人和他身處的時代、社會可能構成什麼樣的關係。
沈從文和夫人張兆和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沈從文一個人從上海乘飛機回到北平,就任北大教職。
第四天,《大公報》記者徐盈和子岡來訪,子岡隨後發表《沈從文在北平》,做了生動平實的記錄和描述,帶著親切的幽默:
……「我沒有像振鐸、一多那樣做,我想」,他手指著前額畫了很多圈圈說,「便是因為我能承受生活上的一切壓力,反抗性不大,這或許是弱點。」
他完全不以報紙上說丁玲批評他與人民脫節為傷害他,「她一向那樣說的。抗戰初期,曹禺,巴金都曾有可能約往延安去,可是不知為什麼,都沒去成。我自己是一個沒受過教育的人,所以書也教不好;不習慣受管束,也不會管束別人。還是讓我和青年在一起,看了他們如何轉變。」……
……似乎他還是看重作家的作品,或者更在為寫作生命的有限擔心,因為他說:「我也許還能寫十年,別人寫百萬字的時間,我只能寫十萬字。我曾經和巴金同住過,他寫《火》,我寫《邊城》,他一天寫七千字,我一周才寫三千字。」
他說他的原稿是別人看不清的,東一點,西一點,句子不完全,修整好了才對湊起來。果然桌上正在修整的舊稿好似女人正在電燙的頭髮,添的句子像夾子捲兒向四周散射。
……
他的掉牙和別人有些不同,他先掉左右後牙,並不痛,卻與他的愛說笑的氣息不相配合。他承認是為了「吃得太壞」。鼻血病這幾年好些了。……沈夫人……現在在蘇州娘家。
沈先生說:「來不了啊,……教授們的較好房子要等抽籤。」他的十二歲的兒子已上了蘇州中學了。版稅呢?讀者們會驚訝的。可是他不會憤怒,卻顯然是會傷心的,「今年開明結算稿費,我拿到三百六十元,因為是按照偽幣摺合的。算起來要自己一本書十八年的版稅才能買一本書,這是書店的制度。」
沈從文
他又講起部定的那本國定教本邏輯學。作者的數年版稅值九元七角五分,為此他慨嘆:「文化文化,原來我們就活到這麼一種現實文化空氣中,奇異的是活在這種文化空氣中,居然還有人寫作……工作的莊嚴感終未失去……原因是這種人明白現實儘管如何要不得,他的對面還有讀者。」
……
由《憶北平》也可以看出他對時局的焦愁,他屢次地追問時局的癥結,坦白地說:「你們告訴我,批評我,免得我發了傻氣說了糊塗話。」……
如果你在北平的廟會或小衚衕碰見一位提了網線袋,穿著一件灰色或淡褐色毛質長衫,身材矮小瘦弱,一臉書卷氣,眯著眼睛在書攤子上找舊書或是在找門牌號數,說一口湖南北平雲南雜糅的普通話,那便是沈從文。你可以告訴他,他該去理髮店理髮啦。
一個多月後,沈從文又接受《益世報》記者採訪:「記者提出了鄭振鐸與郭沫若,他表示搖首,拿了巴金與茅盾來做比。他說:『文化生活出版社是有極大貢獻的,但巴金卻在那裡默默地支持著它,而且是很吃力的工作。茅盾也很沉穩,不像郭沫若一般的飛莫斯科。像女作家鳳子穿的花紅柳綠跑到蘇聯大使館去朗誦詩,丁玲則到鐵礦上去體驗工人生活寫了文章還要請工人糾正。』」
提到何其芳等,並且還說:「假若國家把作家都放在宣傳部里,那成什麼樣子」,「文學是可以幫助政治的,但是用政治來干涉文學,那便糟了。」
沈從文和張兆和
記者姚卿詳做「學者在北大」系列採訪,最先發表的是朱光潛的訪談,所以關於沈從文這篇在《益世報》十月二十三日刊出時,題為《學者在北大(二):沈從文》。沈從文沒有料到,上海《僑聲報》於十一月三日又登載此文,且改題為《沈從文論作家》,他指名道姓的點評益發傳播開來。
很難確定記者的記錄準確到什麼程度,描述中渲染的成分有多大。這篇訪問記倒是有一點生活信息:沈從文搬進了較大的宿舍,「他的住房已不是鴿子籠式的了」,「他現在『和朱先生他們在一塊吃飯』。」
回北平後還不到一個月,沈從文就在九月二十二日的《經世日報·文藝》發表《新燭虛》,十月刊於《上海文化》時改名為《北平的印象和感想》,難抑痛苦地表達對所見的厭惡和失望。
運煤的臟駱駝進城,忽然看到美國出品的坦克;六輪大汽車出城,滿載著新徵發的壯丁。「就在這個時節,我回到了相去九年的北平。」在人群中散步看人,「儼然已多少代都生活在一種無信心,無目的,無理想情形中,臉上各部官能因不曾好好運用,都顯出一種疲倦或退化神情。另外一種即是油滑,市儈、鄉愿、官僚、××特有的裝作憨厚混合謙虛的油滑。……我們是不是還有方法,可以使這些人恢復正常人的反應,多一點生存興趣,能夠正常的哭起來,笑起來?……我們是不是對於那些更年青的一輩,從孩子時代起始,在教育中應加強一點什麼成分,如營養中的維他命,使他們在生長中的生命,待發展的情緒,得到保護,方可望能抵抗某種抽象惡性疾病的傳染?方可望於成年時能對於腐爛人類靈魂的事事物物,具有一點抵抗力?」
他想到的是,「北平的明日真正對人民的教育,恐還需寄托在一種新的文學運動上。文學運動將從一更新的觀點起始,來著手,來展開。」
就在這個時候,他幾乎撞到一個攔路電網上。「你們可能想得到,北平目前到處還需要一些無固定性的鐵絲網,或火力網,點綴勝利一年後的古城?」接著是兩個人摸身檢查。
沈從文
駱駝運進御冬的燃料,而北平之外,零下三十度的一些地方,集結五十萬人在打仗。「讀書人縱無能力制止這一代戰爭的繼續,至少還可以鼓勵更年青一輩,對國家有一種新的看法,到他們處置這個國家一切時,決不會還需要用戰爭來調整衝突和矛盾!
如果大家苦熬八年回到了北平,連這點興趣也打不起,依然只認為這是將軍、偉人、壯丁、排長們的事情,和我們全不相干,沉默也即是一種否認,很可能我們的兒女,就免不了有一天以此為榮,反而去參加熱鬧。張家口那方面,目前即有不少我們的子侄我們的學生。我們是鼓勵他們作無望流血,還是希望他們從新作起?顯然兩者都不濟事,時間太遲了。他們的弟妹又在長成,又在那裡『受訓』。為人父或教人子弟的,實不能不把這些事想得遠一點,深一點,因為目前的事和明日的事決不可分。」
為寄託希望的新的文學,沈從文又忙碌起來:他和楊振聲、馮至主持天津《大公報·星期文藝》副刊,十月十三日出第一期,不久此副刊全交由馮至發稿;接任天津《益世報·文學周刊》主編,十月十三日在第十期發表《文學周刊開張》;十二月,與朱光潛、楊振聲、馮至、徐盈署名編輯的《現代文錄》雜誌出版,但只出了一期;經蕭離介紹,主編北平《平明日報·星期藝文》副刊,十二月二十九日創刊,他題寫了刊頭,此副刊實際主要由北大同事周定一負責。
沈從文把編副刊的工作看得很重,如在《益世報·文學周刊》第十一期的《編者言》中所表示的那樣的:「第一句應交代的話,是『沒有熱鬧』」;「對作者將為一個自由競爭表現新作的據點,對讀者將為一個具有情感教育的機構」;
「若有人問我,在你這個理想發展中」,產生有成就的作家和有分量的作品,「用來和這個亂糟糟的現實社會對面,有什麼作用?我不必思索即可回答,希望它能有作用,即在多數人情感觀念中能消毒,能免疫。不至於還接受現代政治簡化人頭腦的催眠,迷信空空洞洞『政治』二字可以治國平天下,而解決國家一切困難與矛盾。卻明白一個國家真正的進步,實奠基於吃政治飯的越來越少,而知識和理性的完全抬頭。」
《沈從文的前半生》
張新穎 著
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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