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精緻籠子中的一隻可人的小鳥
導語:他在擔任了《詩刊》主編之後,麾下該有大大小小的詩人無以計數,然而《詩刊》所發表的詩作同他本人當時創作的大同小異,唱出的都是一個調子,同樣忽視「沉默的大多數」的存在,發出的同樣是精緻鳥籠中鸚鵡的聲音。
一般的現代文學史著作,在講到臧克家的時候,幾乎不約而同地都認為:「臧克家是一位『農民詩人』!」如果讀了他的《老馬》等作品,就會覺得他應該是一個農民,他的這首詩非常準確地概括出中國農民的堅韌的性格與現實的處境。在他的《烙印》等詩集中,人們看到了處於社會底層的農民與工人的種種苦難和悲慘的情景,聽到了許多人間痛楚的悲鳴和哀傷的哭泣。尤其是農村的破敗、蕭索、荒涼的情景和那些無處可歸的流浪的難民經詩人的描述而久久牽動著讀者的心腸。由此可見,此時,臧克家的心與社會底層民眾的心是相通的,他的詩在表達了對處於困境中的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農民的人道主義深切同情的同時,訴說了這些苦難中人們的心聲。
為農民寫作
單從這些詩作來看,人們很可能認為臧克家大概是出身於一個偏僻而落後農村的貧苦的家庭,自幼該吃了不少苦吧!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臧克家恰恰出身於一個有著詩教傳統的富胄之家。據孫晨的《世紀詩星——臧克家傳》(山東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中臧克家家族史的敘述,臧克家的曾祖父在同治年間中過舉,並擔任過聊城縣的教諭。臧克家的六曾祖父差不多就在同時中了進士。臧克家的祖父在光緒年間任大理院錄事,臧克家的父親則畢業於濟南政法學堂,因而可以說臧家既是當地的望族,又是一個書香門第。而且,臧克家的祖父和父親都對詩歌懷有濃厚的興趣,並且極具詩人氣質。從文化與精神遺傳來看,臧克家繼承了祖、父輩的詩氣才情。可是,他的性情顯然與先輩們不太一樣,也許是童年時整天與那些農家子弟混在一起的緣故,變得很「野」。與小夥伴們排隊對罵,相互投擲泥塊是他那時候的家常便飯。捉迷藏、用高粱秸紮成小風車然後擎著在村子裡瘋跑使得臧克家與普通的農家孩子混成一團,進而在他幼小的心靈上培植了深厚的鄉土情結。隨著年齡的增長,臧克家逐漸認識到農村的貧窮和落後與農民的辛勞和困苦。後來,臧克家儘管來到縣城讀了高小,還走南闖北地從軍、讀書,乃至進入了令所有普通農家子弟想都不敢想的青島大學讀書,而且做了當時著名詩人聞一多的得意弟子,因為對於詩歌的鐘情,他成為聞一多家裡的常客,造訪到高居象牙塔里的繆斯,但是他畢竟還經歷了在伊蘭的流浪生活,切身體驗到生活於社會底層的那種滋味,他的那顆詩心便依然與凋蔽的農村和襤褸的衣衫、菜色的臉膛的農民緊緊聯繫在一起。他為中國的農民凄慘的處境感到悲哀,並因此而產生了深重的憂鬱,深刻地影響著他的詩歌創作理念。他於1934年在《論新詩》一文中寫道:「我們的時代是在暴風雨里,經濟破產使得都市動搖,鄉村崩潰,多少生命在慘痛地往死路上去,這些生命和我們是連在一起的,他們是我們的同胞。處在這樣的環境里,只能寫詩已經是可恥了,而再閉上眼睛,囿於自己眼前苟安的小範圍大言不慚地唱戀歌,歌頌自然,詩做得上了天,我也是反對的,那簡直是罪惡!你有閑情歌頌女人,而大多數的人在求死不得;你在歌吟自然,而自然在另一些人餓花了的眼裡已經有些變樣了。」臧克家的這種詩歌創作理念雖然包含著強烈的感情衝動和某種偏狹的意識,但是他的那顆紮根於泥土的詩心卻是為底層人們的不幸遭遇而倍感沉重。
難怪臧克家在30年代前期的詩歌總是給人以杜甫式的抑鬱沉重的感覺。他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直逼酷烈的現實生活。他的那顆緊緊聯繫著農民的詩心使他從中國農民身上發現了非常獨特的「堅忍主義」。他的詩作也就成為一首首發自社會底層的呻吟與吶喊。而同時代的那些描寫女人「酥胸玉腿」的醉生夢死的詩歌令他厭惡和鄙棄,就是描寫戀愛的詩歌也為他所拒絕,因為他的胸中只裝著受苦受難的農民,他要以他的詩歌「揭破現實社會黑暗的一方面」(臧克家《〈烙印〉再版後志》)。
30年代中後期,日本侵華野心日益暴露出來,中華民族的危機日益加重,盧溝橋事變標誌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這樣的形勢下,臧克家同當時的許多熱血青年一樣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的宣傳之中,於是他的詩歌開始由關注農村農民轉到了宣傳抗戰上來,詩風也開始由以往的苦吟轉向大眾化的明白曉暢,以前的沉鬱凝重的詩歌基調轉為激昂高亢。《換上了戎裝》讓人明顯地看出來一個緊擰著眉頭凝視人間苦難的臧克家開始轉變為熱血沸騰,慷慨高歌的臧克家。臧克家的這種轉變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無可厚非的,作為一個愛國青年面對著祖國的危亡無論如何都不能無動於衷,這是詩人響應一個時代的呼召喚所作出的必然的反應。不過,在這種創作轉型中,臧克家是不是丟失了一些寶貴的東西呢?這倒是值得注意的。也許臧克家本人以為拋棄的都是些錯誤的或者不必要的東西,但是人們不無可惜地看到他的詩歌中已經失去了過去的憂鬱和沉重,也不那麼像以往的詩歌那樣耐得咀嚼,令人深思了。就連他自己對出版於抗戰期間的《泥淖集》都不那麼滿意了。到了1944年,當他冷靜下來的時候,他便深入地反思自抗戰以來的詩歌創作的失誤,認為自己的詩「缺乏動人的偉力」,是「虛浮的」、「剎那的」,「觀念的,口號的」,自己「沒能夠寫出好詩來」(臧克家《〈十年詩選〉序》)。他的這番話固然含有對自己嚴格要求和自我謙虛的成分,說的卻也是實話實情。當然,臧克家此時創作上的浮躁並不是他個人的毛病,而是那個時代里的人們極易染上的時代病徵。
為鬥爭而寫作
抗戰勝利以後,作為詩人的臧克家不僅沒有享受到勝利的成果,身居國統區的他生活非但沒有得到絲毫改善反而每況愈下,而且由於國民黨政權Z壓M主運動,殘殺M主人士李公朴和聞一多等而倍感抑鬱和憤懣。於是,臧克家的詩歌創作便有了又一次轉型,他在失望和憤怒中創作了批判現實,抨擊黑暗,嘲諷F動統治,抗議殘酷迫害的詩作。這些激憤的詩作如利劍、似匕首、賽投槍,矛頭直指國民黨當局,給人以痛快淋漓之感,而且令人振奮。借用1949年以後常用的一個詞語,此時的臧克家可以說是一個「戰士」詩人,政治激情在他的胸中澎湃激揚。
國民黨的法西斯和嚴重的腐敗,深深地壓迫著像臧克家這樣一大批知識分子和詩人作家。令國民黨政權意想不到的是,這些人已經被推向了自己的政敵——共產黨的懷抱。其實,在抗戰的歲月里,儘管這些知識分子和文化名人思想或許偏左,也可能發表過某些發泄不滿情緒與批評國民政府的言論,但是從根本上講他們並不是要與國民政府為敵,不是要同國民政府過不去。然而,國民黨的封建磚制與毒裁的本性為自己造就了一大批政治和文化上的掘墓人。
正是由於在國民黨統治下被壓抑得太深,對國民黨政權滿懷著痛恨的情緒,包括臧克家在內的大批文人才情不自禁地為國民黨當局在大陸的K台而歡呼。與其產生強烈對比的是,國民黨的政敵——共產黨卻做出種種姿態尊重和歡迎這些在國統區頗為失落和痛苦的詩人作家。他們不僅在共產黨人的安排下來到了解放區,而且在新政權建立以後格外受到重視,有的進入政府部門擔任領導工作,有的進入大學教書,有的到了報刊雜誌社搞起了文化工作。特別是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的召開和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的成立,讓那些大大小小的詩人作家有了「家」的感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溫暖。同時,作家們可以定時拿到政府發的不薄的工資,不必再依靠所拿的那點可憐的稿費艱難度日,也不必為了尋找工作而絞盡腦汁,費盡心思,國民黨統治時代的許許多多的後顧之憂統統給解決了。於是,對共產黨的感激之情成為1949年後絕大多數詩人作家的共同心態。在中國這個非常講究知恩圖報的國度里,在中國這個具有「士為知己者死」的文化傳統的國度里,詩人作家們當時表現出這種心態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
為歌頌而寫作
在這種心態的作用下,臧克家與當時其他作家一樣,以積極的姿態投入到頌歌的大合唱中去。儘管他與艾青等詩人一樣一度面臨著某種尷尬,從暴露、抨擊、譴責和批判轉向讚美、歌頌、歡呼和感激實在是太倉促了,叫人顯得不太適應,但是他還是努力調整自己,盡量使自己適應形勢的要求。從1949-1965年間,臧克家創作並發表了200多首詩作。單看《一顆新星》、《春風集》、《歡呼集》、《凱旋》等詩集的書名來看,那種歡欣鼓舞之情與由衷的激動一定洋溢於他的詩篇。當然,其中也少不了若干配合具體的政治運動與迎來送往的應景之作。他自己對這種狀況也很不滿意,他認為《春風集》「這裡邊的一些政治性較強的詩,多半是在熱情衝擊下的急就篇,今日脫稿,明早見報。」(臧克家:《〈春風集〉後記》)這樣,詩人根本脫離了生活,中斷了與社會底層的人群的密切聯繫,失去了賴以立足的土壤。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的詩歌創作竟然到報紙、廣播上去尋找材料,而當時的報紙、廣播由於成為官方的「喉舌」,而且日益受到極左政治的影響而浮誇風日猛,不可能真實地報道社會現實,更不可能表達在貧困、飢餓、勞累和病痛中掙扎著的民眾的心聲。因而他的創作失去了根系,變得輕飄飄的。根據他在50-70年代的詩歌創作,人們有理由作出這樣的判斷:「農民詩人」的稱呼對於臧克家來說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現在他已經成為官方精緻籠子中的一隻可人的小鳥,因為生活得比較舒適而唱著甜美的歌,雖然他在新中國成立伊始,寫下過一度為人們廣為傳誦的《有的人》。
臧克家的這種表現雖然後來為不少專家和學者所感到遺憾和可惜,但是卻得到了官方的讚賞。於是,他得到了重用,他先是從人民文學出版社調到了作家協會書記處任書記,繼而被任命為《詩刊》主編,掌管著中國最高的詩歌專門刊物。
如果說臧克家在50、60年代脫離了曾經成就他的詩歌創作輝煌的鄉村泥土,只是他個人的創作問題的話,那麼他在擔任了《詩刊》主編之後,麾下該有大大小小的詩人無以計數,然而《詩刊》所發表的詩作同他本人當時創作的大同小異,唱出的都是一個調子,同樣忽視「沉默的大多數」的存在,發出的同樣是精緻鳥籠中鸚鵡的聲音。
有限的反思
臧克家的這種幾乎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是他自己早年所絕對料想不到的。他背叛了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的自己。談到這些,我們並不是要對臧克進行道德審判或者要指責他的為人,因為他的這種轉變在20世紀的中國決非個別,而是具有非常廣泛的普遍性。1979年,臧克家對1949年以來的創作也作了一定的深入反思:
生活是創作的源泉,真理說一萬遍,也覺得新鮮。我所以比解放區詩寫得少,水平也沒有新的突破,不能說沒有大別的因由(過去為了不至餓肚皮破命地寫),但主要是因為缺乏新的生活,更不用說「深入」了。
解放之前,由於我對農村生活比較了解,又為他們不幸的遭遇大鳴不平,寫了大量表現這種生活題材的詩,寫得有摯情,有深度,贏得了「農民詩人」的稱號。從1949年春來到北京之後,我過去熟悉而又感到十分親切的農村和農民,對我反而成為陌生的了。我幾乎沒有機會到農村去(1969年到1972年在江南幹校是例外),土改,四清這樣一些地覆天翻的偉大運動,我沒有參加,對農村、農民從外表到內心深處的變化我不瞭然。寫,寫什麼?如何寫?農村這個偉大的「主題」,要寫好它,首先要求有一個能完全掌握它的那個「主體」!勉強不能出好詩!不熟悉,不熱愛,胸中情感不動,詩興不來,好詩決不會產生。
……
天才與成就不是從半空中掉下來的。我浮在上面,如同浮萍。對社會主義新生活接觸極少,運動來了,被迫或自願地表示一番,多半是率爾成章,墨未乾而已見報,不能說全無真情,但急就之下,難出精美之章。三十年來,經過時間的罡風一吹,整個作品收穫,稗子多而成實者少。
——《京華練筆三十年》,馮光廉、劉增人《臧克家研究資料》第140-141頁。
臧克家的這段反省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來看,不能不說是深刻的。他把自己這30年來詩歌創作所走過的曲折道路的原因歸結為兩點:一是脫離生活;二是「急就」式的寫作,而沒有當年那種「苦吟」的功夫。其實,這並不是根本原因。作家固然需要深入生活,體驗生活、熟悉生活,但是僅有這些是遠遠不夠的。作家面對生活從來就不是被動地感知,而是充分發揮其主觀性和積極性,以其獨特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去審視生活,進而超越生活或者使經驗的東西得以提升,並且化為自己思想的血肉。可是,臧克家沒有意識到這些,更沒有意識到自己詩歌創作步入誤區的根本原因:創作心態的根本性改變直接牽制著他詩歌創作的運思;他對農村和農民的認識依然是站在官方的立場上而不是30年代他所持的那種民間立場。他的思想意識不知不覺間已經被主流意識形態所俘獲,就是到了農村,參加了「土G,S清這樣一些地覆天翻的偉大運動」,他也只能寫出詩歌形式的《山鄉巨變》、《艷陽天》和《金光大道》之類的作品,至多不過類似於趙樹理那樣創作出「問題小說」這樣的詩作。事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1969年11月到1972年10月,臧克家與許多知識分子一道被下放到湖北咸寧的向陽湖參加農業勞動,以達到「改造思想」的目的。回到北京後,他以這段生活為題材寫出了50多首舊體詩,輯成詩集《憶向陽》。詩作中所表達的詩人的真情實感是毋庸懷疑的,我們相信詩人創作的真誠。他的這些詩作雖說洋溢著濃郁的生活氣息,也很富有情趣,可以說充滿詩情畫意,而且意味深長,耐得咀嚼,從某種程度上說具有古典田園詩的風味。如果撇開其特定的政治文化語境,單純地就詩論詩,這些詩作可以說是優秀的詩篇。然而,在「文G」那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浩劫中,整個中華民族都在巨大災難中經受痛苦的煎熬,而詩人卻沒有看清楚這個時代的實質,沒有看到那些四出逃荒的人們的黑黃飢瘦的面孔,沒有聽到在死亡線上中掙扎著的饑寒交迫的人們的痛苦呻吟,更沒有體會到受到各種政治迫害與人格羞辱的人們內心悲苦,而是非常悠閑地唱起了田園牧歌,這不是和魯迅《風波》里的那個盛讚現實是「農家樂」的「文豪」一樣嗎?此時的臧克家或許還沒有意識到他的詩人身份早已發生了根本性的巨變。他只會像向陽花一樣,眼睛一直盯著天上的太陽,早已將腳下的大地忘記得一乾二淨,他已變成了一個完全不同於「農民詩人」的「向陽」詩人。問題還不在於他創作和輯錄這些詩歌時的情感態度,而在於他即使到了1979年的改革開放的時代,思想意識仍然停留在「文G」時代,因而對待老朋友姚雪垠的批評(當然姚雪垠的批評確實存在著某種程度的誤讀),臧克家為自己作了這樣的辯護:「這些詩,語語真實,字字心血。寫來好似毫不費力,無半點矯揉造作之感。」(臧克家《京華練筆三十年》)實事求是講,僅僅以自己創作的真誠來作辯護實在是消極的,也是無力的。因為,真誠固然可貴,但是終究不能作為衡量詩歌創作成就的標準。
經過幾十年詩歌創作轉折的臧克家,最後到底在《詩刊》主編的身份上停息下來,即使他後來離開此職,但是他的思維方式,他的詩歌創作追求,他的價值觀念都沒有再向前走出一步,最終以一個「向陽」詩人的姿態作人生謝幕。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當然,這並不是要貶低臧克家,而是為他遠離「農民詩人」稱號的深遠內涵而感到惋惜。
孫德喜:《獨立作家》專欄作家。1960年生,男,江蘇淮安人,武漢大學畢業,文學博士,揚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
獨立作家
※尼采:一切宣揚道德的藝術家都是蠕蟲
※趙剛:「臉色」決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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