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年代，「物質豐富了，可大家還是寫字樓里的農民」

娛樂 04-02

民謠歌手陳粒圖/視覺中國

一群活在現實卻又想免俗的人，在霧霾中，一次次談論著詩和遠方。

文徐雯

編輯王波

整個劇場沉默了5秒，氛圍變得嚴肅起來。燈光再亮起，不倒翁樂隊主唱李季躺在了舞台中央——他在扮演一個被霧霾打敗的人。

「古時候，口罩是一個小小的道具，我在這邊，強盜在那邊；小時候，口罩是我小小的恐懼，我在這邊，護士的針頭在那邊；後來，口罩是2003年我們集體的記憶，我在這邊，非典在那邊；而現在，口罩是路上的人的武器，我在這邊，我還是在這邊，我卻看不到誰在那邊。」

在第三屆詩家歌活動的現場，他朗誦了這首《霾愁》。

「這首詩把我擊中了。」觀眾王立告訴《博客天下》。這個一心想來放鬆一下的互聯網從業者，在那一瞬間吸了一口涼氣，因為「能聯想到自己的生存狀態」。

這是2015年12月16日。北京處於一次霧霾過去而下次霧霾正在來臨的短暫晴朗之間。詩人大仙策劃的詩家歌活動正在北京西區劇場里舉行。詩人、舞蹈家、民謠和搖滾音樂人在這裡談論他們理解的霧霾、詩與「遠方」。

詩家歌活動策劃、詩人大仙

現場

2012年12月1日，第一屆詩家歌活動在北京愚公移山酒吧進行，大仙找了13位詩人撐場。但有些詩人「在台下怎麼說話在台上就怎麼念詩」，讀詩的韻律和習慣無法為大眾認可。有人在大仙朋友圈下回：「下次別讓他們來了。」「他們站在舞台上就和現場不搭。」大仙說，「我和翟永明、春樹講，詩歌要隨音樂走起來，他們都不服從。」

在第三屆活動現場的梁女士第一屆時便是觀眾，如今已不記得當時參與表演的詩人，但她依然對那個冬天印象深刻。「買票那天正好是北京霧霾，我還猶豫了一下，如果當天天氣太差，可能就不去看了。」很多生活在北京的人也和梁女士一樣，在那個冬天第一次見識了北京的「霧霾」。

梁女士在一家外貿機構從事財務工作，出生於1970年代。讀大學時，她狂熱地喜歡張楚的《孤獨的人是可恥的》。「就沖著他啊，但他也沒唱歌。」

「張楚、何勇他們都有經紀人，出一個聲兒得5萬，我哪兒付得起？」大仙就找他們來給詩人伴奏。這一次，大仙找了音樂人馬條、陳勁、邵夷貝、郝為樂隊等來唱歌或讀詩，「藉助大量的音樂，讓詩的成色表現出來。」

被劉歡稱為「民謠詩人」的音樂人馬條能理解大仙的意圖和做法。他告訴《博客天下》「詩歌有點曲高和寡，載體不太好弄，一個人花錢看錶演，可以，花錢去聽詩，好像非常難。」馬條在台上唱了兩首歌，其中一首改編自詩人芒克的《陽光中的向日葵》。

被劉歡稱為「民謠詩人」的歌手馬條

在廣州參加其他活動的西川缺席了這次詩家歌活動。三天後，戲稱一年要參加五百場詩歌活動的西川出現在了單向街書店，參加「親歷詩歌——唐曉渡和當代詩歌三十年」活動。唐曉渡感激到場的四十多位觀眾：「這個霧霾天出來的，都是生死之交。」

對於詩歌活動中加入很多音樂元素，西川有自己的反思：「一是組織者對詩歌本身不夠自信，二是現場要求的是刺激，而很多人覺得詩歌不刺激。實際上來參加詩歌活動的人，內心準備的不是來嗨一把，而是來加入到對世界的一種認識、一種思維中的。」但他又知道，當下的讀者還沒有做好準備，「你把它當個娛樂、休閑手段，也行」。

第一次參加詩家歌活動的85後詩人戴濰娜向《博客天下》描述了她的感受：「在找小眾和大眾之間的結合點，歌手在帶著詩人走向大眾。」

詩人戴濰娜圖/視覺中國

王立就是當晚兩百多「大眾」中的一員。晚上7點，他從海淀來到西區劇場。在中關村鱗次櫛比的互聯網大樓里，王立擁有一張一平方米的辦公桌，他不讀詩，但對文藝依然抱有敬畏之心。有一天中午刷微博看到了活動信息後，他決定來看看。對這個正在脫髮的40歲男人來說，看什麼其實都不重要。「反正票也不貴，我就想看場演出放鬆一下。」

參與演出的郝為樂隊鼓手胡濤對這樣的現場也懷有期待。吃過午飯，他就和樂隊來到劇場調音。

「你知道昨天豆角都漲到6塊8一斤了嗎？」在接待嘉賓的餐廳喝啤酒時，39歲的西安青年沒有談論文藝，而是講起了自己瑣碎的日常。

2000年，胡濤在廣州恆大歌舞團做樂手。在廣州恆大對巴塞羅那的世界俱樂部杯半決賽前夜，他戲謔道：「恆大要是扶持音樂像扶持足球一樣，我早出名了！」

2003年，胡濤進京，開始做音樂老師。從周一到周五，他每天西裝革履去不同的學校上課，謹記「不能打孩子罵孩子挖苦孩子，和家長說話必須有教養、不能說髒話、不能很自我」。在已經過去的2015年，他幾乎每天都奔波在不同的學校和音樂機構之間，但還從來沒有體會過藝術工作者的快感。「只有在台上的15分鐘，我就是我，我可以不用想超市的雞蛋幾塊錢一斤。」胡濤說。

當天，郝為樂隊的主唱、詩人郝為姍姍來遲。他去給公司看新的院子。「全民皆商的時代，沒辦法不成為商人。」2015年4月，他與人合夥成立了一個文化公司，開始了天天妥協的商人生活。「太打擾了。」郝為感覺身上穿了沉重的盔甲，只有當晚他才能擁有15分鐘去盡情談論詩歌，盡情回到藝術家的身份里。

歌手邵夷貝圖/楊碩

「介於務實和虛榮之間，介於失敗和成功之間。」民謠歌手邵夷貝朗誦著她的歌詞《我就是我》。她說，很多現代人都在生活在不同身份的矛盾與糾結之中。

「無暇顧及。」接近不惑之年的胡濤告訴《博客天下》。他平時根本不會讀詩，忙得很現實——買房、養車、養孩子。「就是這樣，俗不可耐。」他說自己盡量在免俗，但「還是俗人一個」。

胡濤還記得第一次參加詩家歌演出時的場景。在表演間隙，他潛伏在觀眾中聽詩人們讀詩。「有距離感，但有氣場。」「社會上的人說話比較虛，詩人的言辭卻很真實、很接地氣，很自我。這是真正人的聲音。」他形容。

只是一走齣劇場，浮在他腦海中的就是「搖號、租房」，不得不考慮所有俗人都會考慮的問題。「我自己感覺很分裂，只有這種活動的時候我很純粹，我是藝術家，不談家我也是藝術工作者，可在俗世上，我只是食物鏈的一條。」胡濤喝著酒說。

矛盾

幾乎所有人都提到了生活在北京的矛盾感。

2011年從牛津大學畢業後，戴濰娜回國，做過國有企業職員、記者、主持人，也建過五人的核心團隊做了一年的碳交易新能源公司，後來又去美國做訪問學者，但她最終選擇留在北京。

「中國正處在轉型期，任何一個轉型期都是一個大時代。詩歌一定不是這個時代的合拍者，但詩歌一定是時代氣息的審視者，我必須讓自己的生命同更加重大的、更加廣闊的事物去建立血肉聯繫。」她說。

2017年9月12日，第五屆中國詩歌節在湖北省宜昌市開幕圖/視覺中國

畢業於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專業的民謠歌手邵夷貝同樣關切現實。每年，她都會寫一首時事盤點的歌曲。

「大顆粒塵埃肺，化學工廠胃，打包汽車尾氣去野炊。」她在詩家歌的舞台上這樣敘述現代人的處境。2012年，她開始練習馬拉松，從短距離一路訓練到能跑全馬。但2013年年底，她放棄了這項目前被稱為「中產階級新時髦」的運動。

「因為霧霾。」每天晚上睡覺，她都會保持窗帘打開的狀態，「早上那一眼很重要」。採訪當天，北京又是重度霧霾，邵夷貝幾乎強迫症地打掃了一遍屋子，又打開空氣凈化器，點燃香薰燈。「外面這樣了，家裡就要盡量乾淨。」

「北京就是，你得跟它在這塊土地上扛。你要扛過它了，它就軟了。」詩家歌活動的第二天下午，馬條在東五環外一個咖啡館裡這樣說。當天他的車限行，沒法進城，他已經非常坦然地接受這樣的生活。

1994年，嚮往自由的23歲克拉瑪依青年馬條，帶著5000塊，坐了一天的汽車到烏魯木齊，又坐了72個小時的硬座火車到北京，開始「舉目無親的北漂生涯」。一度血氣方剛的他現在對北京的怨氣已經被磨掉了大半。一個路口堵一個小時，他覺得很正常，當飛機延誤超過三小時時，他學會了自我安慰「還能掙幾百塊錢延誤險」。

2018年3月28日，北京沙塵天氣覆蓋京城，今晨發布沙塵藍色預警圖/視覺中國

「太消耗了。和堵車做戰鬥，和霧霾做戰鬥，和互聯網這個行業做戰鬥，和90後、00後的趣味做戰鬥。可是為了什麼呢？」王立說。這個互聯網從業者周末穿了一身休閑裝，文質彬彬。

「你說我到底在焦慮什麼呢？」他問。出去抽了一根煙回來後，他說：「我接受你採訪是因為我確實想找人聊聊，你說我是不是應該要轉型了？可是互聯網不是最時髦的事物嗎？」

10年前的王立曾經迷戀過成功學。30歲的他曾經希望以此汲取營養、豐富內心，可到了40歲，發現「現實很骨感」。他想找到精神慰藉，卻發現身邊的人都開始找心理醫生。「現在不得個抑鬱症，出門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這個男人每天早上得花兩小時擠在沙丁魚罐頭一樣的地鐵里去上班，越來越疲於應付自己的生活了。

「你把詩歌當作功用性的東西嗎，類似於成功學？」

他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只是說，「可能以後不會去詩歌活動了，詩歌還是太遙遠了。」

2016年3月20日，北京，為你讀詩世界詩歌日音樂會圖/視覺中國

同在現場觀看演出的林先生幾乎每個節目的間隙都在嘆氣，幾乎每隔兩分鐘都會轉換一種坐姿。當表演進入到30分鐘時，他匆匆離去。

兩小時後，司機陳師傅的計程車電台中播報著新聞：12月19日至22日，京津冀地區將有中至重度霧霾，請廣大市民做好防護工作；目前四惠東到高碑店路段嚴重擁堵，請往通州方向的車輛選擇繞行。

「北京就是血管堵，像人的高血壓病。」他說。

誤解

作為活動的策劃者，大仙雖然加了很多詩人的微信群，卻已經不太和詩人交往了。西川和他相識很早，參加詩家歌的活動，也是「想見見老朋友們」。

在西川看來，中國人對外國詩歌的理解還停留在雪萊、拜倫、普希金身上，對中國詩歌則被徐志摩、林徽因綁架了。

詩人西川圖/視覺中國

「《你是人間四月天》，認為這是詩歌。林徽因、冰心們又把泰戈爾綁架了，泰戈爾是一個很大的人，進入中國後變成了小資化的，塑造了一群小資的讀者。」西川說，「這群讀者以為這就是詩歌，你但凡給它點別的，他就不吃了，厭食。」

「標籤符合這個時代。」邵夷貝說。6年的時間裡，她被貼上了「北大才女」「文藝女青年」等標籤。「網紅。」邵夷貝這樣戲謔她曾經的網路角色。

2009年，學了3個月吉他的邵夷貝給朋友自彈自唱了一首講述文藝女青年被逼婚的民謠歌曲，朋友錄下來將之命名為《大齡文藝女青年之歌》，傳到網上後迅速躥紅。很多網民以「吉他水平差」、「偽裝小清新」等「罪名」來攻擊她，時至今日依然不絕於耳。

邵夷貝花很長時間去做唱片，但微博上點贊最高的評論永遠是帶髒字和帶人身攻擊的。「網路暴力永遠都是那些毫無建設性的東西。」她說。

一開始，邵夷貝很排斥標籤，覺得它們太片面，但逐漸地，她意識到這個時代就是這樣將人群簡單分類的。「像一個超市貨架上的東西，你是水貨你就是在水貨區，你是零食就是在零食區。」

2010年5月23日，北京，邵夷貝演唱會圖/視覺中國

做過語言學研究的戴濰娜稱之為語言的污染，與之相似的還有「文藝」、「知識分子」、「詩人」等辭彙。「說你是詩人，有時候聽起來，會想是不是在罵人啊？」

她感覺到這個社會對詩人的信任、依賴、尊重已經降到了最低的程度。

自嘲為「網路民工」的王立則說：「現在除了在尊重馬雲和馬化騰，社會又在尊重誰呢？」

尊嚴

對於詩家歌的活動，王立除了記住了《霾愁》，還記住了《現代病啟示錄》。

邵夷貝在台上讀：「在鋼筋水泥密布的叢林，有一種族群艱難地生存，屁股常年都不動，大腦一刻也不能停，清晨按掉十遍鬧鐘才醒，呼吸手機輻射來維持生命，頸椎疼痛，面無表情，卻迷戀成功。」

幾個小時之後，坐在單向街書店裡的西川解釋了現代人不讀詩的原因：「大家現在都忙著掙錢，都是第一代掙錢人，到了第三代，人就沒這麼匆忙了。第一代掙錢人都是最俗氣的，哪個國家都一樣。但審美和錢是不成比例的，要到第二代第三代，後代開始上大學、讀博士了，才有文化。這在今天談不上，所以你遇到的都是俗不可耐的事兒。」

「就是一顆棋子，讓你右轉你必須右轉，哪怕左轉其實更快。為了合理地把錢裝到兜里，我得裝得為人師表、學識淵博，這不挺分裂的嗎？你反駁你就丟工作，那你6塊8的豆角怎麼辦？」胡濤說。

2013年有了孩子後，馬條也想多掙點錢了。「任熱血被熬成了慾望，任自己去原諒。」當時40歲的馬條在《奔四》裡面寫道。他並不避諱現在對名利多了幾分企圖心，因為「得給孩子多留點錢」。但他也給自己留了底線。在完成第四張專輯後，馬條準備做一張唱片《詩歌》，將自己認為優秀的現代詩譜成曲子。「如果文學是一個金字塔，詩人一定是在塔尖的。」馬條和詩人芒克關係較好，兩人經常在芒克家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