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西方話語霸權下中國語言戰略規劃面臨的若干問題

「國家安全中的語言戰略」論壇嘉賓發言特稿

當代西方話語霸權下，中國語言戰略規划到底面臨著哪些跟安全相關的問題？剛才很多老師談到了語言規劃和國家安全之間的聯繫，很大程度是形而上的，比較理論化。我從實際工作的角度出發，試著把它形而下一點，或許有助於大家理解。之後再講一下我們的語言戰略規劃，特別是外語教育規劃方面可以做哪些調整。

先來看我們在涉外活動中面臨哪些跟語言相關的問題？最突出的就是我們在國際上缺乏話語權，從而在議題設置和推進方面處於劣勢，給國家的經濟利益、安全等方面帶來很多挑戰。我覺得，就話語權缺失帶來的影響而言，並不存在著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方面的區別，因為二者密不可分。比如前幾年，中國在東亞峰會、東盟峰會等地區主要論壇上就面臨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在美國奧巴馬政府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之前，這些論壇討論的主題基本都是如何加強地區合作，包括反恐合作、打擊海盜、網路合作、信息合作，等等。可是2011年後，美國為了制衡中國、爭奪亞太領導權，不斷進來攪局，這些論壇的矛盾焦點都指向中國。不論什麼會議，最後都變成多個國家指責中國在南海造島、軍費增長過快、搞軍備競賽，令出席的領導人無暇他顧，本想推動的安全合作和經濟合作都很難推下去。所以我們領導人過去幾年對出席這些論壇是不太積極的。這裡面固然有地區各國對中國快速崛起的疑慮和感到不甘心的原因，也有美國從中挑撥的原因，但我們一直沒能把各國的關注焦點從自己身上引到別的方面，即那些合作議題上去，不得不說也跟我們在語言運用上不夠靈活有力，也不夠理解各國戰略界的思維方式有關——我們只顧說我們自己的，他們聽不聽得懂是他們的事，只是說我們的主要考慮是什麼、政策一直是怎麼樣，而不是從語言運作的角度出發，把議題一點點地控制在我們手裡。回想60年前的萬隆會議，我們一開始也是各國的批評焦點，擔心我們有「大國企圖」、搞共產主義擴散，可是周總理在會上會下通過出色的語言能力和外交能力，慢慢消解了各國的疑慮，最後形成了國際上普遍贊同的、延續至今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因為我們在語言運用上說服力不夠，自然在國際話語引導權上顯得比較弱。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在各種國際會議和涉外活動中經常發現，哪怕中國是整個活動的主題，參加的中方學者、專家等等一般都是照著稿讀，之後很少參與討論和提問，哪怕其他國家的人講錯了也很少主動去糾正。不是他們不知道、不願意參加討論，因為他們講起漢語來都很健談。我覺得主要是語言能力不過關、缺乏自信，擔心自己講不明白、聽眾聽不懂或者笑話自己。這樣就浪費了很多能夠進一步闡釋中國政策、拉近跟對方關係的機會。

第三個問題就是一些中國特有的概念和表達方式讓外國人很不理解，甚至產生誤解和異議，而我們自己很少主動去進行充分的解釋，日積月累，使人對中國的戰略意圖和政策方向產生疑問。比如說大家都知道「韜光隱晦」這個詞。這本是鄧小平同志在30多年前一次內部會議上提出來的，目的是警告有些幹部不要取得一點成績就翹尾巴，要在國際上當頭兒。但當它慢慢流傳下來，意思就走樣了。由於我們很長時間內都沒有一個統一的官方翻譯和令人信服的解釋，國外一般都把它翻譯成「等待時機展露鋒芒」，認為中國在國際上展現的低調行動不過是為了掩飾成為地區霸主的野心，一旦時機成熟就會以實力去爭奪霸權。或許在春秋時代背景下這個詞有這個意思，但從鄧小平當時說話的背景來看，完全不是這個意思。我們沒能主動把這個詞解釋明白、沒能儘早獲得國際社會的理解和認同，應該說是一個比較大的失誤。

再舉個例子，最近幾年大家經常聽我們領導人說要跟國際社會「合作共贏」。聽上去當然很有道理，你贏我也贏，「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嘛！但實際上，比如我們過去跟美國打交道的時候，很多時候讓美國人覺得吃了虧，抱怨我們「贏了第一輪，還要贏第二輪，都是你們win」，自然認為「合作共贏」是句空話。我們提出的一些其他的概念，比如「和諧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其實也都面臨著同樣的理解和認同問題。雖然我們的出發點是好的，概念本身也很好，但為什麼人家不認同？我們在翻譯上、在政策表述上、在國家的對外傳播機制上都需要好好反思。順便說一下，我們院（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針對這個問題，從三年前開始在國際上辦了一本《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季刊（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Studies）》，在新加坡發行，英文出版，就是想讓國際學界看到原汁原味的、而且是用他們熟悉的思維邏輯和表達方式所寫的關於中國戰略、中國政策的文章。至今已取得不錯的效果。希望今後我們在外宣工作上有更多類似的「競爭者」。

最後就是語言人才的缺口問題。正如在座一些老師指出來的，當前我國很多地方的外語專業教育存在著教學內容脫離實際、主要外語語種專業設置過濫、小語種人才儲備不足等問題。每年外語專業的畢業生數以萬計，但其中語言表達能力強，又掌握一定專業知識和實踐技能的高級人才到底佔多大比例？恐怕大家都心中有數。再有就是非關鍵語種人才奇缺，儲備嚴重不足。比如有一年我隨團去一個北歐國家，我們整個大使館沒有一個人是會說當地語言的——這種現象不止在這一個國家，在很多小國都是這樣的。平時用英語交流還沒什麼問題，一旦遇到很正式的官方場合，比如領導人訪問、政府談判，只能請一些在當地搞旅遊或者商業的中國人臨時充當翻譯。但這就涉及到一些安全問題，比如萬一臨時找不到人怎麼辦？如何做好保密工作？等等。現在沒什麼大事還不覺得，但如果真的由於語言人才儲備不足造成國家利益受損，就會追悔莫及。

以上就是我在工作中發現的語言問題給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帶來潛在風險的幾種情況。舉了一些實例，便於大家理解。那麼，這對於我們未來的語言戰略規劃，特別是外語教育規劃有哪些啟示呢？我主要談三點。

首先需要對關鍵語言的能力評價標準進行差異化管理。關鍵語言主要包括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俄語、日語這幾種。針對每個語種不同的應用範圍和應用程度，應該有不同的培養目標和衡量標準，而不是基本相同，都按照同一個標準、同一個目標來培養語言人才。比如，我們每個關鍵語種都有國家規定的專業教學大綱，但這些大綱基本上大同小異，在學習目標、應用領域、考核機制上都差不多，其中英語大綱還是20年前、1998年出台的，在我看來已經有點過時了。我覺得，針對不同的語種應該有不同的規劃。比如法語教學應該更多偏重文化、藝術、歐洲和非洲歷史等方面，因為這對於我們借鑒歐洲文化，還有跟眾多講法語的非洲國家打交道是非常有幫助的。但是對於德語教學，我覺得應該更多偏重技術和哲學方面，因為這會幫助我們在科學技術和政治思想上取長補短、更有力地跟歐盟國家打交道。我的意思是說，要針對每個語種的特殊性，特別是當代的應用環境聯繫起來，還要有一定的前瞻性。比如，20年前誰能想到我們跟非洲國家會有這麼密切的交流？誰能想到德國經濟能一直當歐洲的領頭羊？所以，我們要根據時代的變化，對語言戰略規劃做出及時調整。當然，也不能忽視那些非關鍵語種，也需要有目的、有計劃地進行培養。

其次，我們在教學的評估要求上，應該更多以實際應用，而不是以考試成績為導向。我們經常發現一些外語專業的畢業生，雖然在口試當中，語言、語法、表達都不錯，但是一工作起來就出現各種問題，不是學的東西用不了，就是他們不善於溝通，缺乏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一些成績稍差的學生，卻往往能夠在工作中得心應手。我想這主要是精力分配的問題——成績好的學生一般都花最多的時間在課程學習上，而成績相對差一些的學生可能跟別人溝通多一點、社會實踐多一點，因此實際工作能力和溝通能力更強。我們當然應該有一些可量化的指標，比如說應該掌握的單詞量多少、閱讀速度，還有每小時能寫多長的文章。但我覺得應該大量增加對實際應用能力方面的要求，比如要求學生在規定的時間內，結合實政寫出一篇評論性文章來，或者根據一些材料整理出一篇報告來，或者要求學生每個學年都能獨立完成一項社會實踐成果，並且撰寫實踐報告。這種文件處理的能力、獨立分析的能力、還有對外溝通能力，都需要在教學大綱中體現出來。

最後，應該在語言教學中增加更多的文化因素，比如模擬聯合國、模擬商業談判、模擬法庭，等等。當然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比較難，需要學校有這方面的經驗，對教師要求比較高。但如果國家教學大綱做了這方面的要求，總是好於照本宣科地去授課，講課內容和形式都是幾十年不變。這才有可能培養出真正的人才。

總之，在當前西方話語霸權之下，要提升我們的國際影響力，更有力地維護我們的國家安全、國家利益，需要制定更為前瞻的國家戰略規劃，著重培養相關人才的交際主動性和語言運用能力。我今天只是從語言運用方面簡單談一下這個問題。希望在接下來的互動過程中能跟大家進行更加深入的討論。

(張哲馨，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長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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