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還是政治鬥爭？——傾銷引起的反美運動

1948年，美國正式開始扶植日本經濟復興，中國方面認為此舉違反了《波茨坦公告》中的相關規定，故而中國發生了反美扶日運動。過往多從愛國義憤層面理解這一運動，且較為忽視這一運動在香港發生的進行。本期將介紹《反扶日運動文件選輯》（http://t.cn/RnBnWcs）一書，由此展現這一運動在香港的進行，並希望有助於深化今日對這一運動的認識，同時從側面折射出當時香港、國內外局勢的微妙之處。

《反扶日運動文件選輯》一書由香港各僑團反對扶植日本工業復興運動大會編印於1948年，全書分為中英文兩部分，包括該會的組織大綱，成立儀式的過程、講詞與宣言，對日和約問題座談會紀錄，致各團體、通訊社、報館、國民黨政權及其所屬官員、英國政府、美國政府、麥克阿瑟、聯合國、香港政府等的文電。

《反扶日運動文件選輯》一書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理事長、代理理事長與該會主席徐季良作序。在序言中，徐季良指出，香港各僑團反對扶植日本工業復興運動大會的緣起即是因為美國扶植日本工業復興，導致「我民族工業，尤為備極摧殘」，故而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於1948年5月開始籌備，6月19日，社會各界集合成立該會。此時，該會成立已經過去了幾個月，於是該會將其在此期間發表的各類文件，彙集成為此書，以供社會各界周知該會情形。

在介紹本書正文以前，有必要就此時中國發生的整場反美扶日運動，特別是這一運動在香港的進行加以介紹，這樣方能更好地理解書中的一些內容。1948年美國正式扶植日本復興，看似只與美國與日本有關，實則牽扯到中國（包括此時在各條戰線上交戰的國共兩黨與一般商人、第三勢力等）、蘇聯以及社會主義國家陣營、英國以及英鎊區各國（包括香港）。故而，這一運動一定程度上已外在於美國扶植日本復興這一事件本身，這一運動的發展，則更不會取決於其中個別的人以及勢力的意志，不過這卻並不意味著運動當中個別的人以及勢力的作為不會產生相當的影響。

美國扶植日本復興將對中國不利，國民政府內部早已有人認識到了。1948年3月16日，顧維鈞（時任駐美大使）致電外交部，稱「美國扶日政策，頗有必行之勢，測其用意，乃系對蘇準備，影響所及，與我利害關係匪鮮。將來如何召開和會以及和約內容，不無格於既成事實，可能致令我國主張勢難貫徹」，並稱「我國對此趨勢似宜深加註意，預籌對策」。

然而，面對國內日益危急的局勢，美國扶植日本復興這一政策，對於亟須美國援助的國民政府來說，雖有不滿，但也不可能有任何實質性的反對。早在1947年，美國扶植日本復興的徵兆即已顯現。對此，蔣介石雖然有所不滿，但是也無濟於事。他於1947年7月26日在日記中寫道：「（美國）今日認其仇敵日本為友，而認我中國盟邦為其奴隸之不若，此可忍孰不可忍。然而對外政策與世界全局不能不持志養氣，切勿以小不忍而亂大謀，莫置國家前途於不顧也。」8月30日，蔣介石便在日記中寫道：「對日政策，不反對美國扶日政策。」這也預示了一年後國內反美扶日運動的結局。

平台上《晉綏日報》對美國扶植日本的報道

1948年，美國扶助日本復興這一決策已經明朗化時，國內爆發了反美扶日運動。對此，國民黨政權基本上認定這一運動的背後主使者為中共，即便其參與者不是，但也認定其是受中共煽動而起。1948年6月20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所謂智識階級者，又被『共匪』宣傳以反對美國扶助日本相號召，乃以反美為反對政府之張本。」6月30日，蔣介石又在日記中寫道：「美國公開宣布扶助日本經濟復興，共產國際從中發動反美扶日運動，因之中國大部智識分子皆為其煽動，於是反美高潮澎湃，幾有不可遏止之勢，其實俄國以此誘引國人仇日反美，以掩護其扶助中共侵略中國之萬惡，兼以反蔣，希圖推倒我政府也。」

就本期主要介紹的運動發生地香港來說，相較內地，又有其特殊性。政治上，香港此時為英國所佔領，但其內部又充斥著國共兩黨、第三勢力等各股勢力之間的鬥爭，在這些勢力的爭鬥中，戰線又未必是涇渭分明的。經濟上來說，港英政府當局的決策多少受制於整個英鎊區的經濟政策，但是多少又得顧及香港這裡特殊的地緣位置與政治態勢。國共內戰爆發後，大量內地的人才、資金、設備流入香港，戰後初期香港開設或正在籌備中的紗廠幾乎都是從上海遷來的。這更加導致香港的社會各界更多的是在經濟層面上對美國扶植日本表示不滿。

這一問題在香港的複雜性，可以從組織運動的人身上看出。香港各僑團反對扶植日本工業復興運動大會並於1949年出版過《日本經濟復興實況》一書，這本書由徐季良、蔡貞人作序，千家駒作跋。從這三個人即可看出這場運動在香港發生時的弔詭之處。其中，蔡貞人于越南淪陷前，在當地主持《遠東日報》時與陳立夫產生聯繫，而後獲得國大代表之資格亦「系陳氏介紹」。據《經濟導報》記者趙元浩回憶，徐季良、蔡貞人等人為國民黨CC系人物。1947年香港中華總商會競選時，中共曾通過輿論宣傳，將這兩人「在商言政」的本色揭露出來，並讓香港政府注意其國民黨背景，最終使之落選。

這一以來，可見國民黨背景的商人為該會的主要組織者之一。對於其性質，中共則認為，該會「為廣泛群眾組織，除中間商人外，港革新派徐季良、蔡貞人（CC）亦參加，我在理事會中共佔三分之一」，中共並指出，反扶日運動為這半年較大的運動，「由我方發起簽名」。由此可見，中共背景的商人等社會人士亦為該會的主要組織者。千家駒自然便是其中的代表。千家駒後來稱自己自1928年脫離組織以後，就再也沒有恢復組織關係了。但是「黨組織一直把我當成自己人一樣，我來往的朋友亦十之八九是黨員，或同情黨的進步文化人。」

因為其中有中共的參與，同時或許是出於對香港實際情況的不了解，國民黨方面仍然認為不惟整個中國的反美扶日運動由中共所策動，在香港成立的反對扶植日本工業復興運動大會亦是如此。

除此之外，港英政府在這場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曖昧不清的。據稱，「港府曾授意此間廠商多多呼籲日貨傾銷的威脅，擴大影響，以便採納民意，轉呈英倫設法制止傾銷。」因為「日貨傾銷，英國也身受其害」，但是「英國為了獲得美元借款，不惜遷就美國對日政策，所以反對日貨是不中用的」。另一方面，蔡貞人則發動CC系，「把此運動轉去專門向港政府找麻煩，並做為對港府講價的政治資本」。可見這場運動的撲朔迷離——無論這場運動最後走向如何，不惟推進運動發展的人涉及到方方面面，同時參與運動的人也未必能用一般的派系鬥爭思維來簡單地進行歸類。

《華商報》對徐季良與反美扶日運動的報道

大概理清楚了這場運動在香港進行的複雜背景之後，再來看這本書就能發現一些端倪了。在該會成立的儀式上，徐季良演講時鄭重聲明：「現在反對扶植日本工業復興之運動，國內各地刻正風起雲湧，且牽涉國際問題，或者有人誤會，以為反扶日即反美，本人茲特鄭重提出，我人對中美並肩抗戰，剷除暴力之寶貴友誼，絕對珍重，我人只是反對美國過度扶植日本」。結合徐季良自身的背景，與國民黨政權對該運動的猜疑，則不難看出徐季良強調該會無反美目的的用意。

在該會成立的大會宣言中，該會論述了反對美國扶植工業復興的原因——《波茨坦公告》中規定「日本將被許維持其經濟所必需及可以償付實物賠償之工業，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裝作戰之工業不在其內」，但是日本現在的和平民主基礎尚未建立，盟國的對日和約亦尚未訂立，故而盟國在法理上與日本仍屬戰爭狀態，而日本的工業品生產，卻在美國扶植之下，突破了經濟及賠款必需的限度。這樣一來，「不特脆弱之中國工業，無力與之抗衡，即喘息未定之英國工業，亦將同受嚴重之打擊」。此外，大會宣言並指出反對美國扶植日本復興的另外兩條理由：日本未必能起到牽制蘇聯的作用，卻反倒有可能首先起而侵略中國與英美；抗戰八年的慘狀，歷歷在目，一旦扶植日本工業復興，這一慘狀則隨時可能上演。

6月24日，香港各僑團反對扶植日本工業復興運動大會致電蔣介石，稱美國「積極扶植日本，使其工業生產超過自給限度，以遂籠絡日本，從而控制整個遠東之私圖」，進而「使我脆弱之民族工商業首蒙禍害，邇來日貨湧出，侵襲東亞各地，我國內及香港華僑工商業已受嚴重打擊，對南洋各地之貿易日形減縮，因而停工減產者不少」。同樣也反映出了這一運動在香港推進的經濟動因，不過亦有反美傾向在其間時隱時現。此外，《反扶日運動文件選輯》所載的這一份電文與實際蔣介石收到的基本沒有出入，說明這本書所收錄的電文當無太大問題。

與上述致蔣介石的電文相較，該會於7月22日致香港政府的請求書則體現出了更多的實質性內容。這封請求書首先列舉了澳大利亞外長與菲律賓駐美大使的演說。澳大利亞外長指出：「美國扶助日本工業復興之政策，可能有危害澳洲及太平洋諸國之安全。且美國今日之政策，實有類於第一次大戰扶助德國復興，而造成德國軍備之繼起。」菲律賓駐美大使則指出：「菲律賓對於日本能於一夜之間變為民主及愛好和平之民族，不予以樂觀之同情。」在指出美國扶植日本復興的危害以後，該會請求香港政府作出如下措施：

一、對盟軍總部抗議，要求其限制日本貨物出口。

二、在香港限制日貨進口，恢復與放寬英屬各地的特惠稅制，與東南亞各國訂立物資交換商約，以利於香港貨物輸出。

三、對香港本土工業進行財政支持，如改善設備，充實資本，援助外匯。

四、政府配給的原料予以減價。

五、減低工人食物配給的價格，進而方能降低工人工資。

六、對當地工業家予以技術支持。

最後，該請求書中並舉例稱，香港配給原料價格的昂貴是香港本地工業缺少比較優勢的首要原因：香港配給的棉紗，每包需要港幣1300元，而一包棉紗在上海的售價，則摺合不過1000元，至於日本的棉紗成本，更是摺合每包僅要700元而已。由這一請求書可見，該會有較強的經濟目的，相較於其他政治訴求（如對日和約的否決權問題），其經濟訴求更強烈，更繁多，也更為明確。

這本書中同時收錄該會給港英政府發出請求書後，港英政府輔政司的覆函。基本上，這封覆函回絕了香港各僑團反對扶植日本工業復興運動大會的所有請求。對於每條的具體表態及其理由如下：

A.無法請求麥克阿瑟限制日貨出口，因為日本現在必須輸出貨物以換取糧食，否則則需要美國納稅人擔負日本的糧食供給。

B.沒有必要限制日貨進口，因為目前輸入香港日貨的種類與數量仍屬有限。

C.香港產品已享有惠稅權利，其他額外請求則無法滿足。

D.關於請求香港與東南亞各國訂立物資交換協定一節，因為請求書中並未明列與哪個國訂約，以及交換哪種貨物，故而請香港各僑團反對扶植日本工業復興運動大會先確定後再通知政府。

E.對於在財政上支持香港本土工業一節，「政府深感無能為力」。

F.有關援助外匯一節，政府一向已竭盡全力優先給予。

G.有關降低原料價格一節，政府一向以最低的價格配給。

H.有關降低工人糧食配給價格一節，港英政府稱，一旦如此實施，政府將直接從香港其他居民那裡彌補政府的損失——「如此為利益一部份人而加重另一部份人之負擔，寧得謂之公道？」此外，也不知道用什麼方法來確定誰更有資格領取廉價的糧食。

I.關於給予工廠技術支援一節，政府現在正在考慮。

J.關於購買巴西廉價棉花一節，政府現在正在調查研究，但是困難很多，未必能夠實現。

除此之外，港英政府尚提出一點意見，要求香港各僑團反對扶植日本工業復興運動大會不能寄希望於政府，而應該提高自身產品的水準，尋求自身生產方法的合理化。總而言之，對於該會提出的各項請求，港英政府絕大多數予以拒絕，或者則是未給明確答覆。僅就這封覆函來看，反美扶日運動在香港的進行似乎沒有達到其目的，看似印證了前述「英國為了獲得美元借款，不惜遷就美國對日政策，所以反對日貨是不中用的」的說法。

1948年11月11日，英國與日本訂立的貿易協定公布，日本從英鎊區獲取原棉、羊毛、鐵礦、橡膠等原料，英鎊區從日本進口絲織品、棉紡織品、工業機器、機械零部件等產品。不過，此貿易協定並未涵蓋香港。有論者指出這是因為「香港處於外國與中國大陸貿易中轉站的特殊地位，它與大陸聯繫更為密切。」不過，就這本書所反映出的史事出發，不得不讓人懷疑是否是因為這一運動起了相關作用，同時，與其說是英國當局要考慮到這一協定對香港經濟的不良影響，也許他們更要忌憚這一運動背後糾纏的各股勢力及其對英國在香港統治的威脅。即如英國官員當時所認為的一樣——香港「生活在可能隨時爆發的火山邊緣」。

就結果來看，或許是受惠於上述協定並未將香港包括在內，後來的香港歷史書寫中，似乎都忽略了這兩年中日貨傾銷的插曲，反倒指出戰後香港工業建設中最突出的成就是紗廠紛紛設立，儘管紗廠卻恰恰是受到日貨傾銷最嚴重的行業。不過，由於本期介紹的這本書主要是對這場運動前期的靜態描述，因此我們對於香港發生的這場反美扶日運動來，尚有許多撲朔迷離的地方難以弄清楚。

最後，還有兩點值得指出：一方面，過往對於英國在日本戰後復興中所扮演的角色有著諸多不同的評價，本期介紹的這段史事相信將至少為展現戰後英日關係提供新的史料與視角；另一方面，就這份史料所承載的信息來看，推動這群運動的商人既然主要著眼於經濟利益，故其本質上仍然是「在商言商」，未必盡乎是當時所宣傳的那樣，是「在商言政」。但是，回到被呼為「在商言政」的徐季良、蔡貞人二人身上，他們超逸於國民黨政權對這一運動的禁制，而參與其中，究竟是與中共搶奪這一運動的領導權，是愛國義憤，還是僅僅是經濟利益使然？總之，他們「在商言商」的這一形象也僅僅只是今天介紹的這份史料所展現出來的，他們當時的追求究竟落腳何處，仍然需要考察更多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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