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爾：建立一個開放的世界，比什麼都重要！

導讀：本文講述一個科學巨人的往事傳奇。

當丹麥處於戰時最黑暗的日子裡時，那些剝奪了她的自由的人還試圖扼殺她的靈魂。黑雲壓頂之際，這個國家的人民和他們的國王在精神上進行著不屈不撓的抗爭。促使丹麥人民保持精神上的團結的核心力量是以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為領袖的丹麥學人。

維護一個國家的靈魂意味著什麼？是什麼造就了一個國家——或者一個人？在艱難歲月中，這個答案是一目了然的：人本由無形的泥土化成；人成其為人憑的是他的精神，這精神來自他的英雄，來自他的傳統，來自廣為接受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來自其歷史傳奇，來自其堅守的價值準則。為了高揚丹麥價值，玻爾和其他領導者頂著風險創作並傳播了一部名為《丹麥文化》（Danish Culture）[]的偉大著作。由於收到將受逮捕的警告，玻爾不得不於1943年11月乘一隻小船，穿過寬闊的水面，前往瑞典逃生。但是，那項工作還在繼續，丹麥的抵抗運動又堅持了一年有半。

在那些日子的前前後後，玻爾多次強調，一個人，就像一個國家，他對自我身份的認同以及他的內在品質不是來自他所繼承的基因，不是來自其皮膚的顏色，而是來自他的家庭和他生活於其中的文明所賦予他的傳統和價值觀。我們不會否認，是偉大的動因引導造就了偉大的人。我們無條件地同意並提醒這個世界不要忘記他所主張的理念，呈現於其科學成就、思想方式以及他為促進國家間相互理解而進行的工作之中的那種理念。

玻爾的互補原理是本世紀最具革命性的科學概念，是他50年來為充分理解量子觀念所付出的全部努力的核心。它指出：「在給定場合以任何方式應用一些經典概念，都將排除另一些經典概念的同時應用，而在另外場合下，這另一些經典概念對於現象的闡釋也具有同樣的必要性。」初學者時而會覺得自己可以用加利亞納長老（Abbé of Galiana，1728－1787）[]的話來解釋這個原理：「你不可能既面對某人鞠躬，而又不背對其他人。」 玻爾強調，在量子水平上描述自然時，觀察者或觀察儀器與被研究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是有意義的，且是不能預測的。在這個非決定論問題上，愛因斯坦和玻爾之間發生了一場持續多年的爭論，這是科學上最偉大的爭論之一。

1949年，玻爾為《愛因斯坦：哲人－科學家》(Albert Einstein: Philosopher-Scientist)一書撰寫了稱得上機敏練達且引人入勝的一章，他在文中總結了愛因斯坦對量子理論的批評並逐一作答，以充分展現量子物理的邏輯基礎。有些人試圖通過用已提出的某些量子物理概念替代經典的空間和時間概念以及其他一些物理量，以求保留決定論，這正是玻爾的強勁分析所針對的靶子。玻爾拒絕所有類型的神秘主義。

他在1954年11月關於知識之統一的演講中強調，無論「現象超出經典物理理論的範圍有多遠，實驗設置的說明和觀測結果的記錄都必須用平白的語言給出，並適當地補充以技術性的物理學術語。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邏輯要求，因為『實驗』這個詞所指涉的是這樣一種情境：我們能夠告訴別人我們做了什麼和我們知道了什麼。」[] 在這個報告和他最近的工作中，玻爾對於典型的觀察過程如何由於採用本質上不可逆的放大機制而告終止的過程，進行了分析。

在應用互補性概念維護科學一致性的眾多文獻中，其中有兩篇討論電磁場和電子場測量理論的論文，被認為是物理學文獻中最深刻最豐富的論文，它們都出自玻爾和羅森菲爾德(Rosenfeld)之手，最近的一篇發表於1950年。

除了互補性之外，對應原理也是玻爾對現代物理學的一個基礎性貢獻——這個原理是說：量子力學的預言在討論大量子數的極限情況下與經典物理學的預言相同。多年以來，玻爾應用這個原理處理了很多問題，最近的一次涉及的是物質中飄移帶電粒子的遏止理論。在其1948年的綜述性論文中，他對這個主題進行闡述，還同時對原子物理學的各種基本過程給出了精闢的分析。

在這麼短的篇幅里，我們不能一一考察玻爾所設想的、互補性原理廣泛應用於各個思想領域的情形。我們不妨轉過來考察一下這樣一個人的工作方式：他是他的國家裡最重要的公民，他得順從人們對他的每一項訴求，無分公私，大到協助一個條約的談判，小到在某個重要的周年紀念上講話。

玻爾科學生活的中心是其獨一無二的研究所，那是一個國際性的思想交易所。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才俊在一個沒有嫉妒和猜疑的氛圍中工作，其情形正可以用哈密頓爵士[]的詩句來描述：

就讓我懷著同樣的欣喜之情，注視你真理的戰車奔行在他人碾過的道路上[]

這裡的思想氛圍打開了通向物理學新進展的道路。在這個研究所里進行的各種討論在所有成員的頭腦中建立起了一些堅實的結論和觀點，這成為他們後來豐富成果的基礎，影響所及不只在於哥本哈根，而且在於全世界。在這個變化的群體中，人們是這樣來定義專家的：只要一個人能夠從他自己經受痛苦磨礪的經歷中知曉了這個領域裡的幾乎所有可能的錯誤，他就可以被認為是專家。在這些討論中，玻爾最大的特徵就在於他能夠專註於核心問題並表現出極大的活力。他的活力在他是丹麥足球明星的時候就已經為眾人所知了[]。他從席勒（Schiller）那裡學會了一個原則：將最大的力量傾注於最小的點上。眾所周知，他把工作室定義為「一間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你工作的地方」。對於玻爾來說，時時發生的就各種問題展開的激烈的思想交鋒和論爭，並不意味著工作的中斷，而恰恰意味著，他正是利用這種方式來完成工作。因此，他努力與來自各個國家的最優秀的青年思想者交流，探討最重要的問題。

無論誰要講述這個柏拉圖學園的故事，都應該講一講他們在這個國際性的思想交流所中的生活方式，他們的幽默，他們在業餘精神和職業精神之間達成的幸福的平衡，講一講他們關於人類最深刻問題的散步中的談話，講一講瑪格麗特·玻爾（Margrethe Bohr）善待所有成員的家庭精神。

自1935年起，這個研究所開始為黑暗的陰影所籠罩，繼之是軍事佔領，再後來是逮捕玻爾本人的圖謀。

逃到瑞典之後，玻爾首先去了英國，然後前往美國。甚至在他與兩個國家的領導者恢復接觸之前，他就被告知，有一個規模超乎想像的聯合原子項目正在進行，並邀他參加。他決定在洛斯阿拉莫斯和華盛頓之間分配他的時間。在洛斯阿拉莫斯，他看到了為縮短戰爭、拯救敵我兩方人員生命這一使命而做出的努力。在那裡，他的貢獻在於裂變物理學。在華盛頓，玻爾投身於探討更大的問題：（1）怎樣建立一個一致認同的體系，使世界各國能夠共同生存？（2）怎樣防止原子武器被用於侵略？在人們心目中，玻爾享有世界上最有責任心的科學人物之地位，這迫使他尋找「一種在當下狀況下取得最佳效果的方法」(用他在描述其物理學工作時所用的辭彙來說的話)。

1944年早期，玻爾以其特有的活力承擔起這項任務。就像在物理學中一樣，玻爾與那些代表著當時流行的最為合理的思想的人一起，就這個問題展開反覆求索。每一個重要的階段性討論之後都有一個新的備忘錄草稿，其中既包括堅實的結論，也包括問題、原則、希望和困難。在這項工作上，玻爾與他的小兒子奧格進行了密切的合作。後來，奧格在自己的科學成就單上也留下了輝煌的記錄。第一階段的緊張工作在1944年7月3日以提交給羅斯福總統的一份備忘錄而告一段落。他強烈要求美國和英國在使用新武器之前向同盟國其他成員通報新武器的情況，並與它們商討控制措施。總有一天，原子彈註定是要擴散的。意外使用的可能性將是人類安全的永恆威脅。只有控制，才能防止恐懼和猜疑包圍這個世界。但是，玻爾強調，沒有哪種控制是有效的，除非我們能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去觀察所有國家的工業和軍事企業。而在兩個就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有著完全不同看法的國家之間，這種開放性是難以保證的。玻爾指出，這個困難本身應該看作一個支持開放而非反對開放的論據。自由旅行、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交換，既是保證武器控制的前提，甚至也是保證人類不同種族之間的理解和信任的前提。

玻爾在1944年8月與羅斯福總統的一次長談中，表達了這些想法。然而，他們所討論的問題是很複雜的，由於保密的緣故，不能付諸公眾討論。這也使得同盟國未能在最佳時機，在使用這種武器之前，就其國際控制問題進行會談。玻爾堅信，及早達成協議是重要的，他建議先開設一個新的交流渠道，開展初步的務虛討論；讓一小組具有奉獻精神的、謹言慎行的科學家獲得授權，先圍繞這個問題的邊緣進行討論——這些人已經在多年的密切合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和信任。

整個秋天和冬天，玻爾自洛斯阿拉莫斯頻頻造訪華盛頓，與那裡的領導者進行迫切的討論。在第二年早春，他們總結出第二個備忘錄提交給羅斯福總統。玻爾把他的思想闡釋得更加清晰，這構成了今天核武控制的思想基礎。

1945年3月24日，玻爾完成了他提交給羅斯福總統的文件，就在同一天，羅斯福正在準備他最後一篇演講，這是一篇未能付諸講台的演講稿。羅斯福意識到原子時代即將來臨，他寫道：「今天我們正在面對這個前所未有的事實，要讓文明得以長存，我們必須發展出一種關於人類關係的科學——讓所有人民、所有種族，有能力和平地在同一個世界上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玻爾認為，科學家可以成為觀點截然不同的人群之間進行交流的最可靠渠道，與此相一致，羅斯福引用了托馬斯·傑弗遜[]的話：「科學這種兄弟般的精神，能夠將所有的獻身於科學的人團結到同一個家庭之中，無論他們處於何種級別，也無論他們在這個世界的各個角落分布得多麼廣泛。」九天之後，操勞過度的羅斯福總統去世了。

這不是啟動新一輪討論的時機。玻爾留在了這個國家，直到戰爭在西方結束，然後，他回到了歐洲。

八月，玻爾預料的所有問題都在這個毫無準備的世界裡發生了。此後核武控制問題的公開的歷史進程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了。聯合國終而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考察這個問題。玻爾最親密的同事之一，荷蘭的克拉默斯（Kramers）就任主席，他把一生中最後幾個月的諸多時光都消耗在不屈不撓的外交活動上。他促使人們相信，一個國際性的檢查體系在技術上是可行的。然而，在政治上，控制被證明是不可接受的。

1948年，在這次挫折之後，玻爾認識到，如果沒有更強的信任氛圍，任何進步也不會發生。因而，以往提出的方案應該反過來。正確的次序不是先有國際控制系統，然後導致國家之間的開放性逐漸增加，而是相反。

沒有幾個人有這樣的遠見和勇氣，試圖勸導全人類接受一個範圍如此廣泛的新的道德概念——開放世界的原則。但是玻爾「不以逃避和隱遁為美德」[]。在過去十年他做了大量工作來推進以下主張：一個開放的世界對於一個和平的世界來說，是絕對必需的前提。他推動這個主張，不僅通過他與科學家和政治家之間誠摯有效的私人討論，也公開地發表意見，他曾於1950年6月向聯合國致公開信，也曾於1955年8月在日內瓦原子能和平利用國際會議上發表演說。玻爾強調，兩個國家的人民彼此間的善良意願，只有在任何一方都有充分的機會考察另一方的時候，才能長久。

玻爾強調，非但和平，就連文明的進步也依賴於開放。「超越一切的首要目標，」玻爾強力主張，是建立「一個開放的世界，其中每個國家能夠憑藉它貢獻於共同文化和以其經驗和資源幫助他國的程度，獨立地堅持自己的權利。……這樣一個立場將……吸引全世界的人民，為基本人權而奮鬥，並將極大地加強所有真誠國際合作的支持者的道德地位。同時，那些不情願加入這個進程的國家，將會陷入難以維持的境地，因為這些國家一旦向世界攤開它們所持的這種反對立場，就無異於承認自己沒有任何理由這樣做。」

玻爾呼籲我們的幫助。他說：「所有國際合作的支持者，無論個人還是國家，都需要在所有國家裡創造一種輿論氛圍，以不斷增強的清晰和力度，呼籲對開放世界的要求。」許多人已經投身於建立開放世界的事業。他所傳遞的信息慢慢地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某些激動人心的日子裡，我們能夠看到，這種影響已經顯現在外交政策的字裡行間。設若本傑明·富蘭克林來到今天，來到這裡，加入這項事業，那該多好!那麼，在這位偉大的哲人、科學家和政治家的面前，另一位偉大的哲人、科學家和政治家就可以頌讀他那著名的祈禱：「上帝保佑對自由的愛連同透徹的人權知識將遍及地球上的所有國家，以至於一位哲人可以把他的足跡印在地球表面的任何地方，並說『這是我的國家』。」

獨立學者靈遁者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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