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一批外國人打算忽悠康熙帝，結果卻碰了一鼻子灰狼狽而回

原標題：多年前，一批外國人打算忽悠康熙帝，結果卻碰了一鼻子灰狼狽而回

我們都知道，歐洲的宗教在經曆數次的改革之後，其權力和影響力越來越小。並且，在馬丁·路德和約翰·加爾文等人發動的宗教改革後，羅馬教會的絕對統治地位受到了威脅，甚至，快要跌落到懸崖之下。

新教的興起和亨利八世王對教皇權力的否認，無疑使得教會從權力中心更加遠離。而教皇權力的發源地——義大利，也成為了文藝復興的聖地。因此，來自於新思潮和人性自然的解放，使得教會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

如果說，前面的情況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也是教皇終將面對的困境，那麼，羅馬教會十一世克雷芒將要面臨的處境則更為嚴峻。原因是，克雷芒除了參加西班牙王位繼承的戰爭，還捲入了法國王室之戰。

究其根本，是王室見到教皇要行吻腳禮，還有就是，教皇有權廢黜王位，自此，教會權力壓過王室，達到頂峰。盛極必衰，歐洲國家主權意識在十六世紀後逐漸開始加強，直到克雷芒十一世時，教會已經無法完全控制王室。

也正是因為克雷芒介入政治事務，最終，導致了克雷芒與西班牙皇室之間有了嫌隙，並且，使得原本支持教會的法國王室變成了仇人。

正因為上述的狀況，使得克雷芒十一世急於打開清朝的大門，企圖滲透自己的宗教勢力。

雖然，中國不能直接給予羅馬教廷和教皇實質性的支持，但是，當時的西方國家都想和中國發展外貿。所以，一旦將自己的宗教勢力滲透進這個東方的國家，掌握了清朝的發言權，那麼，也就意味著他們掌握了其國家一條重要的經濟命脈，如此，才能緩解他們目前的困境。

因此，羅馬教廷和教皇才會如此大膽，可惜，此時他們遇到的是中國的千古第一帝——康熙。

在1704年，也就是康熙四十三年。克雷芒給遠在千里之外的清朝人民寫了一封看似荒誕不經，但實際上卻近乎挑釁的《禁約》。雖說，其目的是教會對迷途羔羊的指引，但是，細細閱讀會發現，他們此舉彷彿是在挑戰中國至高無上的帝王皇權。

其內容大意是：「入了我們天主教的中國人就不能祭拜孔子，並且，在孔廟面前站立都不行。還有，入了我們的天主教，家中的祠堂之類一律不許參拜，不準上墳弔喪。甚至，家裡死了人都不準行禮，家中也不許放有靈牌之類的東西。」

以我們現在的眼光看來，這樣的規定壓根是顛覆了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傳統。雖說，《禁約》中的各項條約符合西方天主教的信仰規則，但是，克雷芒十一世將這些條約機械地放在大清朝的頭上顯然是不明智的。

最終，這封來自幾千里外近乎挑釁的條約激怒了當時在位的康熙皇帝。至高無上的皇位從來不容人質疑，因此，在看到這份禁約之後，康熙大帝隨即用硃批寫到：「覽此告示，只可說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此話一處，可以說教廷的如意算盤徹底崩盤了。

因為，康熙並不配合教皇的禁令，所以，在1720年，也就是在康熙五十九年，克萊芒十一世派出特使佳樂面見康熙，並向康熙皇帝提出兩個條件：一是、傳教士雖處中國卻聽命於教皇，二是、皇帝要批准發行教皇的《禁約》。

但是，對於這兩個要求，康熙一條都沒有答應。但是，對教皇派來的傳教士，康熙皇帝卻意外的接納了。因為，康熙非常喜歡研究西方的科學技術，所以，對於他來說，西方傳教士所能帶來的價值是他們腦中所擁有的科學技術，並不是所謂的「聖經」和「十字架」。

康熙皇帝曾說：「即使這兩個條件被接受，但天主教也不能在中國傳教。」也因為如此，那些沒有科學技術的傳教士都被遣送回國。最後，康熙還說：「朕不識西洋之字，所以，西洋之事皆不論。」而且，康熙反問使者說：「你們不是第一個來中國的傳教士，那麼，之前的利瑪竇等人為什麼從來不說我們中國有什麼和教會規矩相違背的地方呢？」

事實上，從明朝湯若望、南懷仁利瑪竇等人來華任官，都沒有說中國有什麼不守教會規矩的話。因此，克雷芒十一世想要通過宗教勢力的滲透對中國文化進行入侵，是萬萬行不通的。

參考資料：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第14《教王禁約》、《天主教在中國》、《嘉樂來朝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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