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委著《文本革命：劉向<漢書.藝文志>與早期文本研究》 出版暨前言、後記
徐建委著
《文本革命：劉向與早期文本研究》
出版暨前言、後記
書名：《文本革命》
作者：徐建委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7年9月
【內容簡介】
在公元前一世紀晚期，中國上古文獻的文本形式發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巨變，其劇烈程度甚至超過了孔子時代。同一部書，在此界限前後，我們需區別對待，而非等而視之。這不僅關乎我們對傳世文獻的認知，也會左右我們對出土文獻價值的評判。若混同這種前後的變化，以東漢以來的傳世文本為基礎，以《漢書.藝文志》為想像模型，來描述先秦學術或文學，我們勾勒出的只是先秦的鏡像，而非早期知識世界的真實圖景。
觀察西漢以前的知識世界，劉向和《漢書.藝文志》是必要的起點，但也是特別需要超 越的視點。劉向、劉歆父子所描繪的早期知識世界，被班固簡化為《漢書.藝文志》中的六藝、諸子等清晰的線描圖譜。但是，這個圖譜只是一種敘事的結構，我們後來的人被這個敘事結構給「規範」了。如何站在學術傳統之外觀察這個結構，以及如何超 越它對我們的「規範」，乃是此書研究的中心問題和元方法。
【作者簡介】
徐建委，1976年生，山東東營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2000年畢業於山東大學文學院，同年就讀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2004年考入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2008年畢業，獲文學博士學位，同年入職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2017年4月與普林斯頓大學柯馬丁教授聯合創建中國人民大學古代文本文化同際研究中心。研究領域大體在戰國秦漢之間，主要關注早期文本與學術、思想的相關問題。同時，也對漢唐之間、唐宋之間的文獻變遷、文本生產有興趣。著有《研究——以戰國秦漢之際的文獻累積與學術史為中心》、《從文獻到文本——先唐經典的抄撰與流變》（合著）等。
【目錄】
前言
上編 綜論
周秦漢學術研究中的《漢志》主義及其超越
引言：簡本《論語》與馬王堆帛書《黃帝書》之疑問
一、劉向校書與《漢志》新目
二、文本革命：從開放性到閉合性
三、諸子傳記文獻中章的獨立性
四、公共素材
五、「公共素材」流傳樣態的改變及其意義
六、新定本文獻的互攝與「書亡而文未亡」
七、戰國秦漢文本的綜合性
八、古老文獻的早期分立
九、文本中的學術史：戰國秦漢間《春秋傳》問題（一）
十、文本中的學術史：戰國秦漢間《春秋傳》問題（二）
十一、圖像化與封閉性：《漢志》先天結構的形成
十二、碎片重組：《漢志》的先天結構與學術幻景
十三、學術史研究中的《漢志》主義及其超越（一）
十四、學術史研究中的《漢志》主義及其超越（二）
十五、學術史研究中的《漢志》主義及其超越（三）
下編 考辨
第一章 石渠議經與《漢書·藝文志》五經文本入藏中秘考——兼及《漢志》「六藝略」之特點
一、《漢志》五經今文本與宣帝時期的學官本
二、由劉向校書推及石渠諸經的入藏
三、劉向校書之原委
四、中秘書來源蠡測
五、劉向校書與複核石渠之議
六、《漢志·六藝略》文獻入藏時間擬測
第二章 《詩》的編次與《毛詩》的形成
一、引言：問題的提出
二、《毛傳》與《爾雅·釋訓》之關係
三、三家、《毛詩序》中的《小雅》詩次問題
四、《春秋》學的自我建構：《詩》與《春秋》意義關聯的形成
五、《春秋》視域：季札論《詩》與大、小《雅》的對調
六、《雅》在《風》前：《毛傳》埋藏之《詩》古本編次
七、從禮樂編次到《春秋》編次
八結論
第三章 《風詩序》與《左傳》早期史料來源關係考
一、引論
二、《風詩序》與《左傳》史事的相關或聯繫
三、《左傳》人物引《詩》賦《詩》與《詩序》的關聯
四、《國語》的旁證
五、結論
第四章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與古本《左傳》考論
一、小引
二、《十二諸侯年表》據《左氏春秋》所制辯
三、《十二諸侯年表》所見古本《左傳》之異文
四、《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史源略議
五、張、賈本《左氏春秋》之史料特點之一：史料編年與曆法
六、張、賈本《左氏春秋》之史料特點之二：材料分割
七、張、賈本《左氏春秋》之史料特點之三：紀年方式
八、張、賈本《左氏春秋》之史料特點之四：南方諸侯記事優於今本
九、從《左氏春秋》到《左傳》
十、《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編纂過程擬測
十一、附論《春秋》三次日食錯簡與《春秋》編纂
十二、結論
第五章 戰國秦漢間《論語》的流變與文獻考古問題
一、引子：定州本《論語》引出的問題
二、《史記·孔子世家》與今本《論語》的異同
三、《論語》古本的源流
四、從類型文獻到單種古書——劉向校書與古文獻的流變
五、《論語》古本問題的解決與文獻考古問題
六、古文獻關係網路中的《論語》及其成書的年代
七、附錄：《說苑·修文》篇《齊論語》佚文蠡測
第六章 孟子的聖人系譜及其知識背景——兼窺戰國秦漢間儒家知識系統的流變
一、堯、舜故事與《堯典》的流變
二、文王故事與文王《尚書》
三、《孟子》與戰國儒家《詩》學傳統
第七章 劉歆援數術入六藝與其新天人關係的創建——以《漢書·五行志》所載漢儒災異說為中心
一、《漢書·五行志》所錄《洪範五行傳》文本結構的調整
二、劉歆引數術入六藝及其學術淵源
三、《洪範五行傳》與讖緯的興起與流行
四、從重人事到重天道——劉歆新天人關係的創建
五、結論
參考文獻
後記
【前言】
本書的研究以《漢書·藝文志》為樞紐。《漢志》乃是劉向、劉歆父子所校「新書」之目錄，而非西漢當世所傳文獻（或曰「舊書」）目錄。《漢志》書目的實質，有兩點尤為關鍵：其一，它記錄了西漢末年有哪些文獻的文本形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而非西漢末年曾有哪些書流傳。其二，《漢志》更近於一部「類目」，而非「書目」，即它雖然不是當時所有文獻的記錄，但卻可以反映當時世傳文獻的主體類型。
這兩個方面，前人多未加留意或重視不足，故對《漢志》頗多誤讀之處。反觀學術史、文學史、思想史諸領域，我們會發現迄今為止，周秦漢相關問題的研究多在《漢志》框架內展開，即便近幾十年來大量出土文獻的面世依然未改變《漢志》模式的主導地位。
然而，致命的問題是，沒有充分考慮上述兩個方面，就將《漢志》的書目結構默認為周秦漢學術和文獻的基礎背景，雖是對《漢志》書目性質的輕微的誤讀，卻使得我們對周秦漢文獻的認識，以及對其的處理方式發生了比較嚴重的偏差，即便僅僅是學理性的偏差，對於整體的研究而言，也足以具有根本的破壞性了。因此，重視並明晰《漢志》的性質，並有效的利用之，會在周秦漢學術、文學研究領域，促生一種新的問題方式，本書的研究就是循著這種思路展開的。
內容上，本書分作上、下兩編。上編為綜論，乃是在下編專題研究的基礎上所作，因此是本書最後成文的部分。這部分討論了以下兩個主要問題：一、西漢末年的文本革命（這是作者大膽的，甚至有些粗魯的命名）具體如何發生，又如何影響於文本的內部和外部，以及我們如何相對準確的認識和利用西漢以前的文本；二、我們如何恰當的遵循文本內部不同層次的「適用限度」，在《漢志》的基礎上，超越先前主導周秦漢學術研究的「《漢志》主義」（命名還是有些粗魯），更新研究方式，發現文本中那些原本被遮蔽的問題。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因綜論乃在下編專題研究基礎上成文，故有個別地方因論述需要，略有重複，作者學力稚拙，目前也只能如此處理了。
下編乃是專題的研究，分別涉及《毛詩》、《左傳》、《論語》、《孟子》、《漢書·五行志》、《漢書·藝文志·六藝略》等文獻，其研究思路及基本內容，因每章均有導言，故於此不再贅述。
【後記】
2007年5月份的一個夜晚，在理順了劉向校書和《漢書·藝文志》的諸多問題之後，那些原本無序且讓人苦惱的文獻，以兩漢之際為界，一下子具有了結構性的美感。那種對稱性的文本演化如此迷人，一條書籍史、學術史的摺痕清晰地在我的構想中浮現出來。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自己當時略顯隨意的選題，無意間卻落在了一個事關早期中國研究全局的關鍵位置了。
但是，我並沒有很精準地在博士論文中把那晚的頓悟完全表達出來，甚至在論文的最後一章遇到了詞窮的困頓，終至於草草收尾，雖意猶未盡，但也無法再多寫一句話了——只是窺見了那個關鍵的摺痕，卻還沒有足夠多的富於想像力的考證來呈現它。另外，因為自己數年荒於文字訓練，論文中那些支離的語句，亦難以有效的傳遞我的模糊的全局性思考，乃至一些考證的細密，也沒有很有效的鋪陳開來。這是至今仍深以為憾的地方。
於是就有了這本書。
2008年博士畢業後，我有幸供職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並在第一年到了新疆的阿勒泰支教。阿勒泰是一個特別美麗的地方，滿足了我對邊地的一切想像。那一年中，我延續了博士期間的研究計劃，開始細讀《孟子》。原計劃在《孟子》之後，再對《呂氏春秋》、《韓詩外傳》和《春秋繁露》做一番細密的知識史的考索。通過這幾部書的考察，我希望展現的是戰國中期至西漢晚期的知識史和書籍史。
但在2009年回到北京後，這部分研究就被我一直擱置了下來。因為我的興趣逐漸轉移到《毛詩》、《左傳》、《史記》、《漢書》四部典籍上了，眼下這本書中的相關章節也多與之有關。至於《孟子》的研究，雖然重要，但在戰國秦漢時代，它畢竟是一部學術邊緣的書，除了《詩》、《書》諸問題外，確實也難以找到更多的牽涉學術全局的問題，故而我最終再也沒有提起興趣來。《呂覽》、《繁露》雖然非常重要，但隨著原計劃的荒蕪，我對它們的研究也就更無從談起了。
此書的研究中，我差不多是把「劉向校書」作為基礎的方法論（或者可以叫做「元方法」）來使用的。這是一個很古怪的說法，但卻最為直觀。西漢以前的古書多經過了劉向父子的校勘與整理。我們可以設想在劉氏父子所處的兩漢之際畫一條虛擬的線。在這條虛擬的界限前後，存在不同的書籍形態，也存在不同的知識型——這就是那條摺痕。
可以說，在公元前一世紀晚期，中國上古文獻的文本形式發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巨變，其劇烈程度甚至超過了孔子時代。同一部書，比如《左傳》、《論語》，在此界限前後，我們需分別對待，而非等而視之。這不僅關乎我們對傳世文獻的認知，也會左右我們對出土文獻價值的評判。若混同這種前後的變化，以東漢以來的傳世文本為基礎，以《漢書·藝文志》為想像模型，來描述先秦學術或文學，我們勾勒出的只是先秦的鏡像，而非早期知識世界的真實圖景。
所以，觀察西漢以前的知識世界，劉向和《漢書·藝文志》是必要的起點，但也是特別需要超越的視點。劉向、劉歆父子所描繪的早期知識世界，被班固簡化為《漢書·藝文志》中的六藝、諸子等清晰的線描圖像。但是，這個圖像只是一種敘事的結構，我們後來的人被這個敘事結構給「規範」了。這個結構的意義，以及如何超越它對我們的「規範」，是此書所致力的地方。
此書的研究差不多有四五年，期間遇到了發表的困境。從我讀到的評閱意見來看，早期文獻物質形態的轉折，並未進入學者們的常識詞典，雖然我是以常識視之的。故在2014年的夏天，我用了整整一個暑假，把沒有必要說出的「元方法」，仔細地寫了出來，這就是此書的上編。
或許因為自己曾長期沉溺於繪畫的原因，我特別在意問題選擇的美感。在斟酌題目時，總要考量「經營位置」，希望所落筆墨可以呼應全局，這便有了一股匠氣。自然，小小的折枝，即使苦心經營，終也難以撐起一片大宇宙。下編的幾章，差不多就像水墨的折枝，雖然有著境界塑造的雄心，最終還是落入了細節的描摹，並不令人滿意。
只能期待下一本書了。
2017年4月1日於通州藏山室
責任編輯：重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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