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賢揭秘：我和丈夫溥儀的真實生活
溥儀有一次與外賓談話時情不自禁地說：「1962年五一節，我和李淑賢建立了我們溫暖的家，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這確實是他的肺腑之言。
溥儀當過皇帝，而我卻是個普通護士，然而我們真誠相愛，無論是溥儀所在的全國政協，還是我所在的醫院，人們都知道溥儀對我特別好。
說起來也不怕大家笑話，溥儀這個人好像離不開我似的。我每次上街，他有空就一定陪我，或把我送到公共汽車站，晚上下班，也常常會看到他已在車站上等著了。每逢輪到我值夜班，溥儀都會幾次電話打來，或直接找到醫院，無論如何總要到我所在的值班室待一會兒。有時拿件衣服、送把傘或買點兒吃的東西送來，往往要到趕末班車的時候才肯回家去。
我們戀愛的時候，溥儀每次見面總是穿一套筆挺的制服，分頭也抹了髮蠟，亮光光的，給我的印象似乎他很注意修飾、打扮。其實，這不過是遵照五妹夫老萬的叮囑，在搞對象的時候「裝裝相」而已。我和溥儀結婚後才發現，原來他這個人並不講究穿衣戴帽，從不張羅添新衣，國家經濟困難時期，他總把發給自己的布票全部交還國家。婚後他仍是阻攔我給他買衣服，總說：「小妹啊，還是少給我買衣服，夠穿就行了。」平時，溥儀連皮鞋也不穿，有一雙隨腳的布鞋他就滿足了。
有人以為溥儀在宮中時，吃飯有御膳房伺候，每餐一百多樣菜，當了公民以後也總比別人要講究些吧？其實不然，他很隨便，也很儉樸。結婚初期我家不起伙，溥儀和我都在本單位食堂吃。直到1963年6月搬到東觀音寺以後，才逐漸添置一些鍋碗瓢盆，每逢星期天自己動手在家裡做。兩人吃飯往往總要剩一點兒，溥儀不許扔掉，下頓總是搶著吃剩飯，還不讓我吃：「你胃口不好，我胃口比你好。」他說，糧食是農民辛辛苦苦種出來的，一粒粒麥子積起來，實在不容易。
至於住的地方，溥儀一點兒也不挑剔，我們婚後就在溥儀的獨身宿舍內臨時安家，有一間卧室，一間客廳。有一次，我和溥儀一起到政協秘書處連以農處長家閑坐，連處長說：「你結婚了，現在住的房子太小，一定不習慣吧?」溥儀說：「我覺得還很不錯嘛!」他講，宮裡的房子很多很大，但天地狹小；現在的房子雖小，卻天地廣闊，因為是兩個世界呀!
赦後的溥儀生活在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社會裡，接觸方方面面的人，人們怎樣看待這位特殊身份的人物，而他又怎樣對待別人呢？在植物園的一年裡，溥儀和俞德浚、田裕民、胡維魯等領導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植物園職工中間，溥儀也交了許多朋友。劉寶安和劉寶善是與溥儀住在一間宿舍里的年輕人，正是他們幫助當時還不大會生活的溥儀逐漸適應了新社會的要求。溥儀犯了痔瘡或是得了感冒，他們悉心照料，端水取飯，無微不至。溥儀同樣關心兩位年輕人，比如天氣突變的時候，他會想到把劉寶安和劉寶善晾曬在室外的被褥收進來。
前半生里的溥儀生活極不正常，每天從早晨6點到晚上12點，他隨時都有可能用皇帝專用術語「傳膳」下令開飯，害得服侍他的人叫苦連天。如今不同了，溥儀關心著他身邊的勞動者。政協老工友趙華堂，在溥儀獨身生活期間對他有不少照顧，兩人之間建立起很深厚的感情。溥儀常帶我去看望趙大爺、趙大媽，趙大爺病了，他就帶著點心一次次地去探病，安慰二位老人。我們先後僱傭過幾位保姆，溥儀待她們都非常好，誰家有困難儘力幫忙，改善生活的時候，溥儀總不忘記把已經離開我家的保姆再請回來聚一聚。一位姓杜的保姆，常為女兒繳學費犯愁，溥儀每次都替她繳上。還有一位曾在我家當過保姆的老太太，一次不慎跌倒，膝蓋碰出了血，溥儀和我輪流去看護她，並送去錢和糧票。溥儀每次去就像在自己家裡，往炕沿上一坐問冷問熱。
由於溥儀的特殊身份，常有素不相識的路人認出了他或希望與他交往。對此，凡屬好意的，他都很尊重地以禮相待。有一次，溥儀在汽車上認識了一個人，兩人交談十分投機，並互相留了地址。後來，他上街偶然路過那人的家，就進屋坐了一會兒。回來後和我講，那位同志很鑽研，養花草入了迷，搞了不少科學實驗。溥儀還對我說：「這位很普通的朋友有許多長處，是我學也很難學到手的，確實是勞動者最聰明。」
很多國際友人來到中國，都想看看末代皇帝現在是什麼樣子，完全不相信當年威風凜凜的皇帝能夠變成今天普普通通的公民。1963年5月22日，日本自民黨北海道議會議員阿部文男在北京見到溥儀時問他：「您過去身為皇帝，在生活上總有許多人伺候。今天不一樣了，您感到不方便嗎？」溥儀回答說，他過去當皇帝都是受制於人，並不自在，雖是北京生人，卻連北京什麼模樣也不知道。在後半生的公民生活里才有了真正的自由，有了真正的幸福。溥儀的工作和生活，以一種新的方式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影響，許多客人被他的談話所感動。一位日本朋友回國後寫了一篇文章叫做《人間奇蹟》，敘述了訪問溥儀的經過和自己的感受。一位法國記者聽了溥儀談話後對他說：「你現在是真正獲得了自己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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