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應對貿易摩擦更需做大、做深、做厚內需市場
近期，中美貿易摩擦不僅牽動著全球資本市場的走向，更受到各方的重點關注。全球資本市場開啟了寬幅震蕩模式，由於涉及美國核心利益，根據上世紀美國與日本貿易摩擦的頻率來看，未來一段時間中美貿易摩擦將不斷，並會對中美經濟和世界經濟走向造成較大影響。
全球貿易規則不管是關貿總協定還是WTO都是在美國主導下建立的，這意味著這套規則一定是為美國利益最大化而生，當美國利益受損時對順差國設置貿易壁壘的做法也就不難理解了。
在WTO的前身「關貿總協定」簽訂前的1944年，各方在談判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時，經濟學家凱恩斯曾提出建立一套全球貿易收支平衡以及世界貨幣體系，後人稱之為「凱恩斯計劃」。該計劃主張建立多邊清算體系，提出解決國際收支失衡問題的基本原則，順差國將盈餘存入賬戶，逆差國可按規定份額申請透支或提存，即逆差國和順差國應承擔同等和對稱的調整責任。
當時二戰剛剛結束，英國經濟軍事實力有所衰退，美國則經濟實力和製造業水平都蒸蒸日上，且美國是貿易順差國，因而美國主張國際收支不平衡應主要由逆差國承擔調整責任，並主導了「懷特計劃」，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貿總協定。
當然，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貿易具有較強的單邊主義色彩，因而產生問題也不可避免。70年後，美國逐漸由順差國變為逆差國、美元由強轉弱最終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不僅緩解了美國黃金兌付壓力，更把美元變成了信用貨幣，只要印美元就可以從全球源源不斷獲得商品；上世紀80年代日本靠對美貿易順差擴大導致美國對其多個行業採取貿易壁壘措施，後來廣場協議的簽署讓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為刺激國內經濟大松銀根製造了巨大的資產泡沫，最終導致日本經濟泡沫破滅；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美國互聯網等新經濟快速發展，誕生了谷歌、亞馬遜等一系列創新企業引領時代；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國成功實現了去槓桿，而全球其他國家則加槓桿。基本每次的結局都是朝著美國利益最大化發展的，因而美國對此樂此不疲。
中國加入WTO後外向型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綜合國力大幅提高，而美國卻在貿易逆差國上越走越遠，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經常項目逆差已超7000億美元，金融危機後隨著美國經濟的復甦經常項目逆差隨之擴大。不僅如此，其經濟結構也出現了問題，美國自身儲蓄率不斷降低，凈儲蓄占國民總收入比重近10年平均維持在3%以內，美國產業結構呈現出啞鈴型，即高附加值的尖端製造業、科創企業、以房地產為代表的服務業以及現代化農業發展良好，但機械製造、家電、紡織等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卻嚴重依賴外部，同時由於貿易逆差導致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國將手中持有的美元投資美債，美國的對外負債逐年增加，按巴菲特的計算，如果貿易逆差持續延續，未來十年內外國人持有美國資產數目將增到11萬億美元，以5%的投資報酬率計算，美國年均須向國外額外支付5500億美元的勞務與貨品。
解決之道要麼是美元大幅貶值，要麼是構築貿易壁壘的高牆，而美元貶值對以美元為主的全球支付體系十分不利，會影響美國全球影響力，所以構築高貿易壁壘就成了必選項，這點其實在里根時期已經有所實行，所以特朗普如今戰術並不新鮮。一方面在國內加大基建投資刺激國內需求，又不想這部分利益再被外國人轉走，於是就通過減稅政策促使海外製造業回遷美國，通過加息和稅改吸引海外資本迴流美國，通過提高關稅達到抑制海外產品在美國競爭、保護國內產業的目的。
也就是說，雖然此次貿易戰可能以談判手段最終解決，但未來一段時間內中美貿易摩擦仍不會減少，美國會選擇一些中等附加值又佔美國逆差水平比較高的機電音響等行業持續製造貿易事端，而不會選擇紡織、玩具等對美國通脹影響較大的行業。
對我國而言，短期貿易摩擦來臨時，可採取一些必要反制措施，如針對美國對我國出口量和影響美國就業較大的產品如雜糧、種子、汽車等徵收關稅。一旦這些行業的失業率上升必然會對美國政府產生壓力，最終讓雙方回到談判桌前和平解決。
長期而言，提升自身經濟抗風險能力、促進自身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打鐵還需自身硬」才是重中之重。我國具有其他依靠外需拉動經濟起飛國家所不具備的龐大內需市場，逐步做大、做深、做厚內需市場是有效應對貿易戰的根本途徑，也是避免像日本經濟一樣因貿易戰和本幣升值導致經濟長期萎靡。因而，保持2017年去槓桿力度，有效控制債務規模特別是過快增長的居民債務、抑制金融過度創新、嚴控房價上漲帶來的地租成本大幅上升、給實體經濟持續減負、扶持晶元等高精尖行業發展逐步增加這類商品的國產化率是未來一段時期必須堅持的，只有如此才能降低束縛實體經濟的高地租、高利息和高人力成本，才能逐個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才能逐步釋放出國內的消費潛能，才能避免持續的外部貿易衝擊。
關注飯飯財經，轉載請留言說明轉載賬號
TAG:飯飯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