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的目標和結果
原標題：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的目標和結果
本文原載於《歷史研究》1994年第05期
作者沈志華
原題: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目標和結果
1945年8月，蘇聯對日宣戰並出兵中國東北，這一行動對於加速日本無條件投降，提前結束戰爭，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蘇聯出兵東北在其遠東戰略中的地位，特別是在蘇聯對華政策中的作用，在中蘇史學界過去的研究中卻較少受到重視。在中蘇雙方歷來的政治文件和研究著作中，或者出於政治需要，或者由於思想禁錮，人們都較多地或片面地強調了蘇聯出兵對於援助中國抗日和促進遠東和平的政治意義，只是從8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才開始提出一些異議。本文擬從蘇聯遠東戰略和對華政策的角度對這個問題做一點新的分析。
對日宣戰：蘇聯遠東戰略的既定方針
戰爭帶給人們的並不只是痛苦和災難。20年代末結束新經濟政策以後，斯大林在蘇聯建立的政治經濟體制雖然不適合社會主義和平建設的需要（這一點已為戰後的歷史所證實），但它與十月革命勝利初期的「戰時共產主義」相同，是一種非常適應戰爭需要的戰時體制。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們對斯大林模式多所指責而依靠這種體制蘇聯卻贏得了戰爭。的確，第二次世界大戰給蘇聯的政治經濟體制注入了活力，從根本上改變了蘇聯的國際地位。通過戰爭，蘇聯不僅擴大了自己的版圖，而且直接控制了近半個歐洲的衛星國。隨著大英帝國在戰爭中的衰落，蘇聯已經成為能夠在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上與美國共同主宰歐洲和遠東命運的超級大國。蘇聯的遠東戰略方針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實施的。
從表面上看，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的目標是消滅日本關東軍，與中、美、英等同盟國一道，徹底摧毀日本的軍事力量，結束戰爭，實現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和平。然而，如果揭開遮掩在蘇聯這一舉措上的帷幔，如果從歷史的角度對這一問題重新審視，人們不難看到，對日宣戰實際上是蘇聯實現其戰後遠東外交戰略的起點，是實現（或者說是恢復）其在遠東權益的既定方針。而這一方針與沙皇俄國的遠東戰略目標是一脈相承的。
幾個世紀以來，沙皇俄國奉行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對外方針，對周邊地區和國家，或直接掠奪領土、擴大疆界，或利用軍事、外交手段實施控制和影響，以此建立起一圈環繞俄國的勢力範圍和緩衝地帶。這一外交戰略的實行，不僅體現在歐洲（如對波蘭、波羅的海沿岸國家），而且體現在亞洲（如對中國的新疆、蒙古和東北地區）。中日甲午戰爭的結局為沙皇俄國進一步在遠東實現這一戰略目標提供了機會。一個貌似強盛的東方大國竟然如此不堪一擊，於是沙皇俄國以軍事力量為後盾，以「干涉還遼」為契機，以金融資本為先導，開始向中國東北滲透。通過開設華俄道勝銀行，修建東省（中東）鐵路，強行租借旅順和大連，一個獨佔中國東三省的「黃俄羅斯」計劃開始全面實施。不到10年的時間，沙俄一舉實現了以建立和保護太平洋出海口及不凍港為中心的遠東戰略目標。然而，好景不長，沙俄在中國東三省的勢力發展直接威脅到日本及其在華利益，終於導致了1904－1905年以中國東北為戰場的日俄戰爭。結果，沙皇俄國戰敗求和，從而喪失了除北滿外在遠東的幾乎全部權益。此後，沙俄的遠東政策略有調整：一方面將其矛頭轉向以中國為宗主國的蒙古，積極扶植親俄勢力，策劃外蒙古地區獨立，並與日本達成妥協，實現「用朝鮮『交換』蒙古」的計劃；一方面迫於德、俄矛盾日益激化而在遠東與日本結盟，通過4次「日俄密約」的確保其在北滿的壟斷地位。
日俄戰爭的另一個後果是點燃了俄國革命的導火索。為了新政權的生存和鞏固，新誕生的蘇維埃俄國一方面主張國家平等和民族自決，宣布廢除沙皇俄國的一切對外不平等條約，歸還和恢復被壓迫、被侵略國家和民族的主權；一方面號召、支持和策動各國人民起來革命，推翻反動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是，這種政策在現實中陷入了難以解脫和自相矛盾的境地。如果實行前者，一旦對方採取對蘇俄懷疑甚至敵視的立場，那無疑是太阿倒持，增加了對蘇俄的威脅和不安全因素；如果實行後者，一旦革命興起，又無疑是引火燒身，造成對方執政當局對蘇俄的不滿和敵視。顯然，這是一種兩個命題都正確而又相互排斥的二律背反。這種矛盾現象在蘇俄對華政策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十月革命勝利後不久，蘇維埃俄國曾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布願意廢除沙皇時代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沙俄在中國攫取的一切特權。但是，蘇俄的革命主張和號召引起北洋政府的不安和懷疑，而中國當局的這種心態以及對帝國主義的屈從和依賴，又使得蘇俄不得不從自身利益出發，始終不願意實現其諾言並對實現其諾言的結局深表憂慮。中俄談判往來反覆，曠日持久，無非是在外蒙古獨立和歸還中東鐵路這兩個涉及中國主權的問題上雙方堅持不肯讓步，「對華宣言」終於成為一紙空文。為了擺脫這一矛盾，蘇聯政府在兩次三番派代表與北洋政府周旋的同時，積極通過共產國際與中國的革命力量聯繫，鼓勵和支持各種革命組織和革命運動，期望在中國政權的更替中走出外交漩渦。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使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這一希望破滅之後，蘇聯轉而採取強硬手段，通過中東路戰爭以及依靠軍事力量維護外蒙古獨立來保證其在遠東的權益。
九一八事變之後，國際局勢急劇變化。蘇聯面對德國民族復仇主義的惡性膨脹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步步緊逼，為避免兩線作戰，只好採取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方針，將主要力量用於歐洲方面。而在遠東，蘇聯一方面對日本採取妥協、中立的態度，不僅事實上承認了日本扶持的偽滿洲國傀儡政府，而且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轉讓中東鐵路，以此安撫日本；一方面暗中鼓勵和支持中國政府對抗日本，力促中國各派力量形成統一戰線、一致抗日，以此牽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通過這樣的遠東政策，成功地保證了其東線的穩定和安全。但是，如果以為斯大林就這樣放棄了俄國傳統的遠東戰略，就完全錯了。
傳統的力量的確很沉重。為了洗刷沙皇俄國在日俄戰爭中失敗所遭受的恥辱，歐洲戰局稍有好轉，斯大林就在雅爾塔會議之前，幾次或明或暗地對美國提起沙俄在遠東的權益，並表示蘇聯對遠東是有「政治要求」的。在決定遠東未來命運的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在談到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時，明確地向美國總統羅斯福指出這些曾是沙俄的權益。雅爾塔會議關於遠東問題的秘密協定甚至堂而皇之地寫明：「恢復1904年日本背信棄義的進攻所破壞的原屬俄國的各項權益」。儘管這個協定是一年以後才公布的，但對於蘇聯所提的政治要求的實質問題，人們在當時也不乏認識。日本投降以後，蘇聯更是理直氣壯地把對日宣戰和日俄戰爭聯繫在一起，不僅蘇聯報刊反覆強調這一點，而且斯大林在日本投降簽字儀式當天的演說中也特別提到日俄戰爭的問題。斯大林說：1904年的失敗是俄國的污點，而為了清洗這個污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等待這一天，已經等了40年」。斯大林演說之後，蘇聯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還率人於9月6日特意前往旅順，為日俄戰爭中在旅順要塞戰死的帝俄官兵敬禮並獻花圈。這次意味深長的舉動進一步表明了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的真實目的。
以上情況說明，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戰略目標不是摧毀日本的軍事力量，甚至也不是僅僅如日本研究者所說的報復心理使然。而是要恢復沙皇俄國在遠東，特別是在中國東北的勢力範圍，雖然這一目的只有在打敗日本，而且必須通過自身參戰打敗日本以後才能實現。正因為如此，出兵東北參加對日作戰可以被認為是蘇聯遠東戰略的既定方針。
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過程和背景是很複雜的。蘇聯政府的對日宣戰聲明中明確提到：「鑒於日本拒絕投降，同盟國建議蘇聯政府加入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雖然這種說法無疑有助於使蘇聯出兵在外交和輿論方面處於更為有利的地位，但這是不真實的，至少是不準確的。的確，中國政府自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一直渴望蘇聯公開對日作戰，甚至在蘇德戰爭爆發後還千方百計挑動蘇日衝突。而美國政府自德黑蘭會議以後，也確曾多次在私下交往中要求蘇聯做出參加對日作戰的保證，這是已為許多文件和史書證明了的事實，但是以下幾個問題更值得引起注意，因為這些事實可以說明蘇聯出兵完全不在於是否受到外界的鼓動或壓力，而是由蘇聯既定的遠東戰略目的使然。
其一，蘇聯參加對日作戰與中國政府是否請求根本無關。從歐洲戰爭一開始，蘇聯就極力避免處於被迫進行兩線作戰的危險境地。1939年8月23日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有這方面的考慮，1941年4月13日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也是出於這一目的。因此，儘管蔣介石絞盡腦汁要把蘇聯拉入對日衝突，而斯大林卻一再婉言拒絕，甚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政府建議中、美、蘇同時對日宣戰，斯大林在對蔣介石的複電中仍表示：「我再一次真誠地希望閣下不要強求蘇聯立即對日宣戰。」然而到1942年底，局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德國入侵使蘇聯與英、美結盟；通過斯大林格勒戰役的進展已經可以看到未來勝利的曙光。正是在這個時候，斯大林顯然開始考慮遠東的問題了。據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證實，早在1942年8月，斯大林就主動告訴他，蘇聯願意在適當的時候加入遠東戰爭。同年11月，斯大林會晤當時出任羅斯福特使的赫爾利時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到1943年10月在莫斯科舉行為德黑蘭會議作準備的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時，斯大林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他說：「蘇聯政府研究了遠東的局勢，並通過了決議，一旦同盟國打敗希特勒德國，歐洲戰爭一結束，蘇聯立即對日宣戰。」他請美國國務卿赫爾把這一段話作為正式立場轉告羅斯福總統。正是由於得到了斯大林主動傳遞的信息，遠東問題才成為德黑蘭會議期間三國首腦討論的議題之一。而恰恰在這個時候，由於新疆問題激化和蘇聯全面中止對華援助，中蘇兩國政府關係已經陷了僵局，特別是太平洋戰爭迫使美國加盟對日作戰之後，蔣介石的態度已完全改變：中國不希望蘇聯參戰。雖然他感覺到這種可能性正在日益增加，但中國外交的「當務之急」是使蘇聯在遠東參戰的計劃「落空」。不過，斯大林是從來不考慮蔣介石意願如何的。
無論從蘇聯的遠東戰略要求，還是從蘇聯的軍事力量來看，出兵對日作戰在蘇聯來說都是不可避免的，而盟國是否提出要求並不重要。波茨坦會議之前一段時期，蘇聯在對日宣戰問題上不急於公開表態，甚至還頻繁與日本方面接觸，無非有兩點考慮：一方面利用美國需要蘇聯在遠東助戰的迫切心情，為謀求恢復其遠東權益增加討價還價的籌碼；一方面利用與日本虛與委蛇的外交應酬遮人耳目，以便加緊軍事上和技術上的準備。所以正如小查爾斯分析的，美國這時已經感到：「不管需要不需要，俄國總是要參戰的，而且沒有辦法阻止他們這樣做。」
其二，美國在遠東問題上對蘇聯的要求並不在於蘇聯是否參戰，而在於是否能夠儘早參戰。減少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人員傷亡，是美國希望蘇聯參戰的根本動因。因此，斯大林一旦表示出參戰的意願，羅斯福立即抓住不放。美國此時所處的地位，正像兩年前斯大林急切要求英、美開闢歐洲第二戰場時蘇聯所處的地位一樣。參戰是遲早的事，問題在於何時參戰。美國的要求在1945年1月參謀長聯席會議上表達的十分明確：「我們希望俄國軍隊儘早地參加對日作戰」，「俄國儘早地參戰及全力投入進攻，是為我們太平洋地區作戰提供最大支援所必需」。美國軍方提出的這種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太平洋戰爭的過於悲觀的估計。據丘吉爾回憶，英、美曾認為在日本本土登陸作戰，「很可能需要喪失100萬美國人和50萬英國人的生命」。美國對日作戰的計劃也比較保守，1945年6月18日美國制定的「奧林匹克」戰役作戰計劃和7月24日由英、美參謀長提交波茨坦會議的對日戰略目標報告都提出，實施對日本本土最南端的九洲的登陸作戰要在1945年11月1日才開始，而佔領日本本土並迫使日本投降的日期估計是1946年11月15日。所以，如果蘇聯在美國實施登陸作戰前參加對日宣戰，既可以將日本關東軍主力吸引到中國大陸，不使其增援日本本土，從而大大減少美國軍隊的傷亡，同時，又可以加快戰爭進程，儘早地結束戰爭。
如果說美國軍方人士的出發點純粹在於軍事戰略方面，那麼美國總統和政府則還有更深一層的政治戰略的考慮。羅斯福很明白，既然蘇聯參戰是不可避免的，那麼最好的結果是在軍事上要求蘇聯儘早開始對日作戰的同時，在政治上也必須與蘇聯達成某種協定，取得斯大林的承諾，從而限制戰後蘇聯勢力在遠東的擴張。而且，這種承諾越早做出，美國在遠東付出的政治代價就越小。這是美國急於同蘇聯達成遠東問題的協議並多次要求蘇聯履行諾言的更為重要的政治原因。1951年5月，哈里曼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透露的羅斯福的「深層考慮」，很能說明當時美國的心態。哈里曼說：「關鍵的問題倒不在於蘇聯將是否參加太平洋戰爭，而在於是否能及時參戰，有助於參謀長聯席會議關於進攻日本本土的計劃的實施。存在的巨大危險是蘇聯可能袖手旁觀，而等我們犧牲了大批美國人生命，打敗日本之後，紅軍長驅直入滿洲和中國北部大片地區。那時蘇聯人就能輕而易舉地以『公眾要求』為借口，建立滿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國了。羅斯福總統力圖使斯大林先前所談的一般保證變為俄國儘早參加太平洋戰爭的明確行動，限制蘇聯在東方的擴張時和取得蘇聯對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支持。」美國最擔心的是蘇聯出兵的機會選擇在美軍已經在日本登陸並付出重大犧牲之後，如果這樣，蘇聯就會輕而易舉地取得在遠東任意行動的實力地位。
其三，美國從未在外交上正式和公開向蘇聯提出參加對日作戰的建議或要求。雅爾塔協議屬美、蘇之間的秘密外交，而蘇、日當時還處於外交上的中立狀態，因此，蘇聯對日宣戰必須師出有名。但局勢的發展又使美國不願承擔為蘇聯尋找外交借口的責任。相反，由於在波茨坦會議期間美國原子彈爆炸成功這一重大因素直接進入了美國遠東政策的制訂過程，杜魯門和丘吉爾甚至認為不需要蘇聯參戰可能是更好的結果。儘管美國軍方因無法預測使用原子彈的效果而認為蘇聯參戰仍然是需要的，同時鑒於外交和政治上的考慮，阻止蘇聯參戰也是不現實的，但這個時候讓美國對蘇聯參戰提出正式的建議和要求，顯然是不可能了。結果，波茨坦會議前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準備的一個擬在會議上提出的蘇聯對日宣戰的方案，變成了美、英單獨做出的強迫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最後通牒。到1945年7月下旬，已經不是美國急於要求蘇聯出兵，而是蘇聯在獲知美國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後急需找到一個對一直與蘇聯保持中立關係的日本宣戰的理由和借口了。於是，在斯大林因病缺席的波茨坦最後一次會議上，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提出：蘇聯政府認為最好的辦法是美、蘇和其他在遠東作戰的盟國，正式向蘇聯政府提出參加對日作戰的要求。而杜魯門對此首先想到的是「其中的諷刺性的外交動向」：蘇聯終於要在最後關頭來摘取勝利果實了。儘管杜魯門很不情願，但是鑒於上面提到的原因，他還是在7月31日給斯大林發出了一封充滿圓滑的外交語言的信件。當然，期大林很難利用，實際上也沒有利用這封信件。不過，這根本不能妨礙蘇聯出兵，作為一位信奉實力外交原則的政治家，斯大林顯然認為是否具有外交上合理的借口無關大局，憑藉實力，蘇聯就可以收回沙皇俄國40年前在遠東，特別是在中國喪失的全部權益，或許收穫還會更大些。
實力外交：蘇聯在中國謀取政治權益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蘇聯在遠東作戰的對象是日本，但它在遠東所要謀取的真正的和最大的權益卻是在中國。這同1904年的日俄戰爭一樣：失敗的是俄國，真正受到損害的是中國。問題很清楚，打敗日本之後，在國際上對遠東問題具有發言權的主要是美國和中國，而美國是強國，中國是弱國。所以，蘇聯欲置身遠東，其外交策略必定是通過與美國的合作和爭奪，在中國身上取得它所需要的權益。美國的外交思路也很明確：既然無法擋住蘇聯勢力在遠東的滲透，那麼唯一的作法只能是一方面盡量樹立中國的大國形象，以便於遏制蘇聯；一方面對中國施加壓力，適當地滿足蘇聯的要求，從而將蘇聯在遠東的影響限制在儘可能小的範圍內。於是，當戰爭接近尾聲時，在美、蘇之間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秘密往來中，中國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雙方討價還價的籌碼。既然斯大林可以與丘吉爾輕易地在一張紙條上劃分各自在巴爾幹的勢力範圍，可以憑藉實力與英、美確定波蘭、希臘、芬蘭等許多歐洲國家戰後的命運，那麼顯而易見，蘇聯在謀取遠東權益時所依據的也必定是實力外交的原則。
由於條件還不成熟，或者說還不具備相當的實力，蘇聯雖然早在1942年就表示出對遠東的興趣，但是一直沒提出參戰的條件問題。直到1943年10月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斯大林主動提出參加對日作戰時，據赫爾回憶，蘇聯也沒有提到任何附加條件。不過，作為政治家的羅斯福非常明白斯大林讓赫爾轉達這一信息的目的：蘇聯出兵是不會不附帶政治條件的，斯大林之所以要選擇10月25日，即剛剛確定一個月後在德黑蘭舉行三國首腦會議這樣的時機透露這一信息，無非是讓美國先行與盟國去磋商讓步的條件而已。果然，斯大林因蔣介石參加而拒絕派代表出席11月22日召開的開羅會議，而羅斯福則在這次會議期間開始探詢中國的態度。羅斯福在給蔣介石戴上一頂「四強首腦」之一的桂冠之後，便提出把大連作為國際自由港的建議，蔣介石得到中國將在戰後收回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的保證後表示：當時機成熟，如果中國主權不被分割，他可以考慮這一建議。
羅斯福在取得蔣介石同意出讓中國東北的某些權利的允許後，第二天便趕往德黑蘭會晤斯大林。在11月30日德黑蘭會議的一次午餐會談時，斯大林首先表示完全贊同將要發表的《開羅宣言》的全部內容。接著，當談到蘇聯在波羅的海的入口問題時，斯大林問道，在遠東能夠為蘇聯做些什麼。丘吉爾要斯大林談談對遠東和那裡的不凍港問題的看法，斯大林回答說，蘇聯當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等到蘇聯參加遠東戰爭時，再提這個問題或許更好一些。斯大林顯然不願過早地談出他的全部考慮，但又不能放棄這樣一次機會，所以緊接著又提示性地補充了一句：蘇聯在遠東沒有一個完全不凍的港口，因為海參崴只是一個部分不凍港，而且還被日本控制的海峽所包圍。羅斯福擔心蘇聯不明確表示態度，因此抓住機會接過話題說，自由港的主張可以適用於遠東，而大連就有這種可能性。羅斯福還表示，在國際保證之下中國人會喜歡建立自由港的主張。會議記錄表明：斯大林對此表示滿意。這裡應該提醒一下，開羅會議宣言之所以要等到12月1日才正式發表，恐怕就是為了取得蘇聯的認同。
事實表明，就蘇聯對遠東的要求而言，德黑蘭會議還只是序曲。因為這時斯大林並沒有明確地提出蘇聯出兵遠東的政治條件，而只是對大連港國際化表示贊同。1944年的歐洲戰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盟軍在諾曼底登陸成功，蘇軍開始把戰爭推出國境，法西斯德國的崩潰已成定局。隨著形勢的發展，遠東問題就顯得更加突出了。與此同時，斯大林在遠東的戰略目標也越來越明確，越來越具體。1944年10月15日，斯大林在同艾登、哈里曼談到蘇聯對日作戰準備工作時說：雖然還沒有確定對日作戰的最後日期，但計劃工作應立即開始。又特別補充說：「而且，還有一些政治方面的問題要加以考慮。」這無疑是表明。蘇聯要正式談談在遠東出兵的條件了。羅斯福接到哈里曼的報告後一方面在11月18日給蔣介石送去一封信，暗示蘇聯將要出兵，一方面指示哈里曼直接向斯大林探詢蘇聯對日作戰的全部條件。12月14日哈里曼拜訪斯大林時，得到蘇聯明確而具體的答覆。斯大林說，千島群島和薩哈林島（庫頁島）南部應歸還蘇聯。同時強調，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的海路現在完全由日本人控制著，蘇聯有權保護通往這一重要港口的通道，而該港口通向太平洋的一切出口現在均為敵人所封鎖。這時，斯大林（指著地圖）在包括旅順港和大連在內的遼東半島南部畫了個圈說，蘇聯希望再次租借這些港口及其周圍地區。哈里曼向斯大林指出，德黑蘭會議設想的是一個國際自由港，而不是由俄國人租借這個地區。斯大林在答應「這可以討論」之後，又進一步提出蘇聯希望租借中東鐵路和連接大連的南滿鐵路。在重申蘇聯無意干涉中國對「滿洲」的主權後，斯大林又要求承認外蒙古的現狀，即保持外蒙古作為一個獨立的實體。於是，以此為基礎，斯大林和羅斯福便背著中國開始了雅爾塔會議關於遠東問題的秘密會談，而會談大部分內容都涉及中國的主權和利益問題。1945年2月8日，羅斯福、哈里曼（譯員波倫）與斯大林、莫洛托夫（譯員巴甫洛夫）進行了私下會談。在討論了某些涉及遠東的軍事問題後，斯大林說他想討論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政治條件。羅斯福說，他已收到斯大林與哈里曼談話的報告。關於庫頁島南部和千島群島在戰爭結束時交給俄國的問題，羅斯福認為沒有困難。關於遠東不凍港問題，羅斯福提醒斯大林在德黑蘭討論時曾建議給蘇聯使用的是南滿鐵路終點的大連港，並說還未與蔣介石討論此事，因此，不能代中國人說話。但羅斯福又表示蘇聯獲得這個港口的使用權可以有兩種辦法：或者向中國租借，或者使大連成為國際共管的自由港，而他贊成後一種辦法。羅斯福還說，希望香港也成為自由港。斯大林接著提出使用滿洲鐵路問題，並特別提到沙俄曾使用過「滿洲」鐵路。羅斯福表示有兩種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1.通過租借，由蘇聯直接管理；2.由中蘇聯合委員會共同管理。談到這裡，斯大林說，顯然，如果這些條件不能滿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難於向蘇聯人民解釋，為什麼俄國要參加對日作戰。談話快結束時，斯大林希望在雅爾塔會議結束時，能由三大國將這些條件寫成書面文件。羅斯福表示同意。會談後，蘇聯便很快準備出一份蘇聯參加對日作戰政治條件建議的英文本，2月10日哈里曼看過這份文件後指出，美國總統必將提出下列修正意見：旅順口和大連應是自由港，「滿洲」的鐵路應由俄中聯合委員會經營，而且所有協議應該得到中國人的贊同。當晚，斯大林與羅斯福單獨交談時說到，他同意「滿洲」鐵路由聯合委員會經營，也不反對要得到中國人對所達成的協議的確認。但他補充說，中國人還應該同時確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斯大林也同意大連成為自由港，但仍堅持以租借原則使用旅順口，而那裡將成為蘇聯的海軍基地。羅斯福接受了這一改變，並承擔了責任，蘇聯一旦通知他時機成熟，他就立即與蔣介石磋商。於是，以上美、蘇雙方達成協議的條件，便成為第二天簽訂的雅爾塔秘密協定的全部內容。剩下的就是在適當時機勸說中國接受這一協定的條件了。
為了保密，在雅爾塔會議的公告中沒有涉及遠東問題，同時蘇聯還揚言對遠東問題不感興趣。但蔣介石根本不相信，他在3月6日與回國述職的顧維鈞談話時表示對雅爾塔會議的內容「深為關切」，但顧維鈞所能奉告的只是在倫敦聽到的一鱗半爪的消息。於是，蔣介石命顧儘快去美國打探。不久，3月12日駐美大使魏道明發來電報說，他訪問羅斯福時問及在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關於遠東問題的意見。羅斯福回答說：「斯大林提出3條：1.承認蒙古的現狀；2.承認中國對中東鐵路的主權，但必須要有一個託管制度；3.蘇聯要在旅順港南面有一個不凍港，如大連或其附近的港口。」對於以上3點，電報說羅斯福本人的看法是，由於中國仍保留對外蒙的主權，維持現狀似乎不會有什麼問題：中東鐵路主權仍屬中國，但可以由中、美、蘇三國派代表實行託管；關於軍事港口，旅順港可以租借給蘇聯若干年，只是主權仍屬中國。3月18日蔣介石與顧維鈞密談時出示了這份電報，顧的回憶稱，魏道明還報告說，當時羅斯福曾向斯大林提出，此事需要與中國研究。「不過，總統的語氣流露出他傾向於滿足斯大林的願望。」從電報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得出，羅斯福為使中國能接受雅爾塔協議，確實用了一番腦筋。由於蔣介石以研究為由壓住了對魏道明電報的答覆，3月22日羅斯福又直接給蔣介石發電，再次談到蘇聯對中國的要求，並希望早日示復。這使蔣介石處於十分為難的境地，一方面他不甘心把中國的權益出讓給蘇聯，一方面又很難拒絕羅斯福的建議。畢竟，在蔣介石看來，中國抗戰的勝利是離不開美國幫助的。
斯大林要求美國承擔說服中國接受蘇聯條件的責任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一則中蘇關係因新疆糾紛此時正處於緊張狀態，二則蔣介石對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一直深感憂慮。相反，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中美關係則日益密切。所以，斯大林需要羅斯福做他的說客。當然，斯大林也沒有忘記及時向美國對華政策靠攏，並通過美國不斷向蔣介石表示親近和友好。早在1944年8月，莫洛托夫就向羅斯福的特使保證，蘇聯決定支持蔣介石而阻止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活動。1945年4月15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與赫爾利會晤時，又表示願意同中國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關係，蘇聯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而且也不支持中國共產黨。他們嘉許蔣介石，並說他們會支持美國關於統一中國武裝部隊和在中國建立一個自由統一的民主政府的政策。總之，赫爾利在他向國務院的報告中說，斯大林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無條件表示同意」。
儘管如此，蔣介石還是希望能說服美國盡量維護中國的利益。他在4月初指示宋子文轉告羅斯福，任何把旅順或大連租借給蘇聯的做法都將遭到中國人民的反對。羅斯福逝世後，蔣介石又囑赫爾利致電杜魯門，說中國一直在為保衛其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而奮鬥，並希望美國政府將此意轉告斯大林，中國不會接受違背這一原則的任何要求。斯大林十分清楚蔣介石真正擔心的是什麼，於是在5月28日與霍普金斯和哈里曼會談時再次明確地表示，凡是蘇聯軍隊開進的地方，中國的行政機構都將由蔣介石建立。杜魯門6月9日便致電赫爾利，讓他將雅爾塔協議的內容和斯大林5月28日的許諾正式轉告中國政府。6月10日左右，蔣介石給宋子文發去幾個電報，關於旅順問題談判方針的態度已經不那麼強硬了，只是強調不能讓蘇聯單獨佔有或租借旅順港並保留中國的主權和管轄權，並指示宋子文準備去蘇聯談判。這樣，在美蘇雙方的外交攻勢下，除了對租借旅順還有些不情願以外，蔣介石在中蘇之間的談判開始以前，基本上默認了雅爾塔秘密協議的全部條款。這時斯大林的確擺脫了蘇維埃政權初期外交戰略的矛盾困境，但他的做法是同時拋棄了這兩條原則：既不放棄沙皇俄國在遠東已取得的特權，也不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鬥爭。
6月30日，宋子文、蔣經國等攜帶蔣介石給斯大林的私人信件到達莫斯科。中蘇之間開始了正式談判。鑒於蔣介石已基本上同意了雅爾塔協議的條件，所以，宋子文在會談前估計，談判的困難主要在旅順港的租借問題上。當中國代表團坐到談判桌前時，宋子文才明白中國過於低估了斯大林對遠東的胃口和談判的手段。會談中，斯大林一改與英、美會談時彬彬有禮、鎮靜自若的風度。據蔣經國回憶，斯大林在會談一開始便粗暴地把雅爾塔的秘密文件往宋子文面前一擲，盛氣凌人地說：「你看過這東西沒有？你談問題是可以的，但只能拿這個東西做根據。」而實際上蘇聯重新提出的條件與雅爾塔協議有很大差別：1.關於維持外蒙古的現狀，蘇聯的理解是承認外蒙古獨立，而中國的理解是外蒙古雖然當時是獨立的，而且那裡只有蘇聯軍隊，而沒有中國軍隊，但在法律上中國還是宗主國；2.關於旅順和大連，不只是港口的問題，還加上了「陸地和鄰近海域」的內容，旅順、大連周圍地區雖由中國的民政部門管理，但管理人員的挑選卻要由蘇聯批准；3.大連城市由中蘇共管，大連港口要成為中蘇專用的海軍基地，而且由蘇聯管理；4.旅順港雖由中蘇共同使用，但蘇聯想獲得行政管轄權；5.中國必須同意建立一個為期40年的中蘇聯合委員會管理「滿洲」鐵路，而且委員會負責人、經理以及董事會的大多數成員都必須是蘇聯人。
中蘇之間的談判十分艱苦，雖然經過反覆討價還價，中國代表團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不得不做出讓步，但在談判因波茨坦會議召開而中斷時，中蘇之間仍有中蒙邊界的劃定、大連的管理、旅順海軍基地範圍的劃定及旅順港的管理、東北鐵路的使用和在東北的軍事合作等6個問題尚未解決。
然而，當8月7日中國代表團回到莫斯科的談判桌前時，遠東局勢已經發生了急劇變化：8月6日美國在日本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8月8日即重開談判的當天，蘇聯對日宣戰。本來蘇聯出兵是以中蘇簽約為先決條件的，斯大林曾多次強調這一點，甚至在波茨坦會議上，蘇聯軍事代表安東諾夫上將仍然向英美盟國表示，蘇聯出兵的具體日期要視中蘇談判的結果而定。當然，蘇聯發出這種信號不過是督促美國對中國施加壓力，所以當美國投下原子彈而遠東局勢發展到蘇聯再不出兵就將失去它在遠東謀取權益的有利時機時，雖然軍事上尚未做好充分準備，蘇聯仍然倉促地向中國東北大舉進軍了。這就是說，當中蘇雙方還在談判桌上討論關於蘇聯對日宣戰的交換條件的時候，蘇聯大軍已經發起進攻，並且日本也已經乞求投降了。於是因果倒置——蘇聯出兵本來是以中國答應蘇聯的條件為前提的，現在卻成了迫使中國接受蘇聯條件的動因。
城下之盟：以最小代價取得的最大成果
實際上，當蘇軍大舉進攻之前，日本的失敗和投降早已成為定局。
8月17日，日軍提出停戰交涉，蘇聯認為，關東軍應於8月20日12時以後停止戰鬥行為。這種沒有要求日軍立即停戰投降的反常舉動，顯然表明蘇軍對當時戰鬥的推進和戰果還不滿意，而一旦宣布接受日軍投降，就有可能招致中國和美國介入受降。蘇聯希望利用達成停戰協議以前的時間，加速擴大在「滿洲」的佔領區。事實上，蘇聯正是在8月18日到20日之間短短的兩三天里，依靠空運部隊和地面快速先遣部隊相繼搶佔了哈爾濱、佳木斯、齊齊哈爾、長春、瀋陽、承德、旅順、大連和平壤。這樣，蘇軍便以最小代價取得了輝煌戰果並佔領了整個東北。
蘇聯的勝利還不僅僅體現在戰場上。蘇軍緊急出兵東北，迅速擴大戰果，對於正在莫斯科進行的中蘇談判的結果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在波茨坦會議期間，美國由於原子彈爆炸成功，對蘇態度開始強硬起來，不僅在保證「滿洲」門戶開放的問題上對蘇聯施加壓力，而且也對中蘇條約提出干涉，「反對把大連港劃歸蘇聯軍事區或把它作為蘇聯海軍基地」。有了美國的支持，蔣介石的腰桿也顯得硬朗起來，他甚至在8月13日指示中國代表團停止談判並堅持要在下列幾點達成明確的一致意見：1.劃定外蒙的邊界；2.旅順海軍基地成立中蘇軍事委員會；3.為大連委派一名中國港務員。在這種情況下，杜魯門甚至對中蘇恢復談判能否達成協議已經「不抱太大的希望」了。但是，比起原子彈的威懾力量，蘇聯向東北迅速推進給予斯大林在談判桌上的優勢更為現實，而對於蔣介石來說，個人的權力比中國的主權更重要，中國共產黨發展的威脅比蘇聯在東北奪取權益更使他痛心疾首。這時，中國代表團最擔心的問題是，在蘇軍已經開始進軍東北的情況下，如果不馬上籤約，以便在條約內對蘇軍的行動有所限制，那麼一旦蘇聯佔領整個東北，後果可能更壞。斯大林抓住了問題的要害。他在8月10日不無威脅地對宋子文說：「中國最好快些達成協議，不然的話中國共產黨將要進入滿洲……」面對蘇聯150萬大軍在東北的迅速推進，中國代表團在談判桌上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8月14日，蔣介石無可奈何地批准簽約了。正是這一天，日本政府決定無條件投降。
戰爭已經結束，《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也基本上按照蘇聯的意願簽訂了，但是斯大林對於條約所保證的在遠東的權益還不滿足。在條約即將簽訂前，斯大林曾提出了「戰利品」問題。當宋子文詢問這指的究竟是什麼時，斯大林推託過去了。現在，當蘇聯已經佔領了整個東北三省之後，蘇軍的實際行動回答了宋子文詢問的什麼是「戰利品」問題。據杜魯門的私人代表鮑萊在「1946年6月關於日本在滿洲財產致美國總統的報告」中說：「蘇軍抵達滿洲的工業區後，就開始有系統地沒收糧食與其他存儲的物資，並且在9月初就開始有選擇地搬運工業機器。」顯然，蘇聯沒有忘記攫取更直接、更實惠的利益。在中蘇條約的補充記錄中，斯大林保證蘇軍在日本投隆以後3個星期內開始撤退，並最多在3個月內撤退完畢。然而撤軍期限將至時，蘇聯又提出了新問題。1945年11月24日駐東北蘇軍總司令馬利諾夫斯基的顧問斯萊特考夫斯基提出一項建議，要求中蘇聯合經營東北80%的重工業。中方答覆說，中蘇在東北的經濟合作問題，只有在蘇軍完全撤退後才能開始討論。斯萊特考夫斯基於12月7日通知國民黨當局，所有東北的工業企業均為蘇軍的「戰利品」。馬利諾夫斯基則在稍晚一些時候聲稱如果留下這批設備，蘇聯要求得到這些企業的股票，並在重工業股份中佔51%，在輕工業股份中佔49%，甚至要挾說：經濟合作方案未獲協議前，不能預料蘇軍撤退的確切日期。於是，中蘇之間又展開了關於東北經濟問題的拉鋸式談判。東北地區的經濟戰略地位勿庸贅述，而蘇聯在1946年2月9日宣布戰後第一個五年計劃這一事實，就充分說明了蘇聯此時提出東北經濟合作問題的目的所在。
後來，雖然在國際干預和中國輿論的壓力下，蘇聯軍隊於1946年5月撤出中國東北，但在這個期間，蘇聯還是運走了大批的工業設備和其它資產。對於這批資產的估計，有很不相同的統計數字。比較可信的是聯合國調查團1946年12月報告的估計：蘇聯佔領期間「滿洲」的經濟損失達8.58億美元，而恢復和重建這些企業的費用則達20億美元。或許可以用一些更形象的材料說明問題。據蔣介石得到的報告，蘇聯運走的資產，佔東北電力設備的65%和鋼鐵工業設備的80%，而撫順、本溪、阜新、北票的煤礦則「都被劫掠」。總之，蘇聯依靠軍事佔領，在東北攫取了談判桌上沒有得到的利益。
最成功的外交，莫過於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成果。蘇聯通過出兵東北，實現了在遠東的政治目標。就其結果而言，戰後蘇聯在遠東獲取的勢力和利益，不僅全部恢復了沙皇俄國40年前之所失，而且超出了雅爾塔秘密協定和中蘇條約的規定。同時，蘇聯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比它在歐洲戰場付出的要小得多。從這個意義上講，可以認為這一時期蘇聯在遠東的舉措，是自推翻舊政權以來一次最成功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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