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財經委：抓緊協調建立中央地方金融監管機制

金評媒（http://www.jpm.cn）編者按：如果說因為金融是經濟的血脈，又因金融風險具有隱蔽性、複雜性、突發性和傳染性，使得國家將防控金融風險提到如此之高的位置，再進一步去看金融風險的源頭，一定意義上則是高槓桿。

自「一委一行兩會」的新金融監管框架浮出水面，除了彌補監管空白，市場也讀出宏微觀監管不斷結合的意味。4月2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研究了如何打好三大攻堅戰的思路和舉措，其中在三大攻堅戰之首的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方面，提出要抓緊協調建立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機制，強化地方政府屬地風險處置責任。業內認為，中央與地方的協調分工，更能讓金融監管形成「全國一盤棋」的局面。

明確打好三大攻堅戰

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這三大「攻堅戰」，在2017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被列為未來三年的工作重點，又被寫進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4月2日，在由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習近平主持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進一步研究了打好三大攻堅戰的思路和舉措。

排在三大「攻堅戰」之首的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核心是金融風險防範，會議從結構性去槓桿、分類施策、強化組織保障等方面提出打好這一攻堅戰的要求。其中，會議指出，要分類施策，根據不同領域、不同市場金融風險情況，採取差異化、有針對性的辦法；要集中力量，優先處理可能威脅經濟社會穩定和引發系統性風險的問題；要集中力量，優先處理可能威脅經濟社會穩定和引發系統性風險的問題；要強化打好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的組織保障，發揮好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重要作用等。

精準施策也是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的關鍵舉措之一。會議指出，產業扶貧要在扶持貧困地區農產品產銷對接上拿出管用措施，易地搬遷扶貧要著力加強產業配套和就業安置，就業扶貧要解決勞務組織化程度低的問題，教育扶貧要突出提升義務教育質量，健康扶貧要降低貧困人口就醫負擔。

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方面，會議不僅提出要調整產業、能源、運輸、農業投入「四結構」的舉措，以及相對應的「四減四增」，也明確到2020年使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大幅減少，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等目標任務。

此外，會議還審議通過了《中央財經委員會工作規則》，強調要加強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做好經濟領域重大工作的頂層設計等。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金融協創中心研究員李虹含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本次會議落實了十九大報告以及兩會對於防範金融風險等政策的具體措施，也延續了2017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關於防控金融風險的路線方針。

金融監管邁向一盤棋

本次會議針對打好三大「攻堅戰」提出的一些舉措也備受熱議，其中就包括在防範金融風險方面提出的「要抓緊協調建立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機制，強化地方政府屬地風險處置責任。」

事實上，2014年國務院出台關於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和風險處置責任的意見，就已經初步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兩個層面的金融監管體系。當年的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時任廣東金融學院院長的陸磊表示，中央金融監管應避免過度的微觀滲透，中央和地方應該進行監管層面的分工。他還提到，無論「一行三會」模式如何調整，地方金融監管的制度或許應該考慮建立起來。

「一行三會」模式目前已變更為「一委一行兩會」（即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央行、銀保監會和證監會）新格局，且中央監管層面已經建立了由人民銀行牽頭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金融監管體系得以完善，但地方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尚未建立。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淼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從近些年民間借貸領域的風險可看出，眼下地方政府金融監管職能配置過於分散，導致了風險出現後處置責任並不明晰的情況。

地方政府在金融風險防控中的作用也有待加強。2017年年中召開的第五次金融工作會議上，明確了地方政府要在堅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權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統一規則，強化屬地風險處置責任。彼時分析便指出，這意味著未來地方政府需要積極配合金融監管機構處理地方金融風險。

董希淼認為，未來在堅持金融監管主要是中央事權的前提下，應進一步完善地方金融監管機制，制定新辦法、探索新模式，發揮地方政府在金融監管和風險處置中的作用。中央與地方金融監管機制進一步協調，也被業內人士視為金融監管向「全國一盤棋化」邁進。

防範風險重點去槓桿

如果說因為金融是經濟的血脈，又因金融風險具有隱蔽性、複雜性、突發性和傳染性，使得國家將防控金融風險提到如此之高的位置，再進一步去看金融風險的源頭，一定意義上則是高槓桿。

本次會議提出，要以結構性去槓桿為基本思路，分部門、分債務類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要儘快把槓桿降下來，努力實現宏觀槓桿率穩定和逐步下降。根據日前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發布的2017年中國去槓桿進程報告顯示，包括居民、非金融企業和政府部門的實體經濟槓桿率由2016年的239.7%上升到242.1%。

「2017年我國總槓桿率上升主要歸因於居民槓桿率攀升，但國有企業槓桿率依然是當前我國最突出的債務問題和去槓桿工作的重點領域。」恆豐銀行研究院商業銀行研究中心主任吳琦指出，從國企債務總量看，根據財政部發布的數據，2018年1-2月，國有企業負債總額已超過106億元，同比增長9.3%。

吳琦表示，近年來國有企業降槓桿工作積極穩妥推進，但總體成效仍低於預期，而且一些內生性、結構性的問題日益凸顯，例如有企業同時肩負稅收、就業、投資等職能，在去槓桿過程中，易於受地方政府部門的干預，以及地方保護主義的壓力；又如部分國有企業集中在鋼鐵、煤炭、電力等行業，在這些行業中去槓桿又與去產能、補短板等任務相交織，進一步加大了企業去槓桿的壓力。此外，一些創新的債務重組方式，比如資產證券化、市場化債券股等，在實施過程中受政策法規不明確、中介服務不完善等因素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國企債務重組的進程和效果。

對此，吳琦認為，未來國企降槓桿需遵循「嚴格控制增量，有序化解存量」的總體原則，一方面嚴格控制增量債務，推動國有企業形成合理的資產負債結構，另一方面以優化債務結構為主線，有序化解存量債務，推動國有企業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率。他還提到通過市場化債轉股、資產證券化等方式，盤活國有資本存量，積穩妥推進企業債務重組，推動企業脫困發展和轉型升級。

（編輯：楊少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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