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藏地16年，他用生命為未來留下4000萬顆種子

生命的綻放和枯萎只有短短53年

但他一直在努力播種

而留下的每一粒種子都會在未來生根發芽

十幾年裡，鍾揚走過藏北高原、藏南谷地、阿里無人區和雅魯藏布江江畔，收集了1000餘個物種，4000多萬顆種子，佔到了西藏物種總數的五分之一。 本組供圖/ 復旦大學

播種者鍾揚

本文首發於總第846期《中國新聞周刊》

「打開遮光板，調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飛機即將下降，熟悉的播報聲在耳旁響起。

「調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這些我都能理解，可為什麼要打開遮光板呢？」飛機即將抵達目的地拉薩，鍾揚有所困惑，他叫住了經過他身旁的一位空姐。

「先生，我們培訓時就是這樣講的。」空姐的回答顯然沒有解答鍾揚的困惑。

「我得查查，為什麼要打開遮光板？」在鍾揚心裡，這個疑問並沒有隨著本次飛行的結束而消散。

鍾揚後來諮詢了很多航空公司的高管，還是無果。最後是在乘坐一趟國際航班時，得到了解答。之後，鍾揚再次乘坐當時的同一趟航班飛往拉薩，他又遇到那個之前被他問住的空姐。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了嗎？」他叫住那個空姐，重複那個問題。

「還是不知道。」空姐坦誠作答。

「我給你講講啊。早先的飛機，質量沒那麼好，起飛和降落時都存在危險，尤其是降落的時候發動機容易著火，發動機在翅膀上，駕駛員看不見，打開遮光板，這樣乘客可以看到窗戶外的情況，發現問題能夠及時告知駕駛員。這是早先民航的培訓教材，幾十年沒改過。現在飛機已經很安全了，你們應該把這個教材改一改了。」鍾揚的科普課，不僅僅只停留在課堂上，生活中，他隨時在做科普，內容也不僅限於他所研究的植物學領域。

「他不是要跟空姐搭訕，他是真的好奇，也不怕尷尬。他是如此一個熱情洋溢的人，老在想這些莫名其妙的問題。他願意獲取新知識，並把知識傳播出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工會主席楊亞軍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描述和緬懷他的同事兼好友鍾揚。

2017年9月25日，鍾揚在去內蒙古城川民族幹部學院為民族地區幹部講課的出差途中遭遇車禍，不幸逝世，年僅53歲。

鍾揚是誰？

「來自復旦大學和西藏大學的一名人民教師，植物學家。」在2017年的一次公開演講中，鍾揚曾這樣做自我介紹。

「他一輩子都在趕時間」

2000年，鍾揚來到復旦大學，成為生命科學學院的一名老師。2009年，他受聘成為教育部長江學者西藏大學特聘教授，第二年，成為中組部第六批援藏幹部。三年之後，他主動申請繼續留任，成為第七和第八批援藏幹部。

這些年，鍾揚把主要的時間和精力放在了西藏大學。在他的帶領下，2011年，西藏大學首次獲批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這也是西藏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獲批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他培養出了藏族第一個植物學博士。與此同時，身為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鍾揚曾坦言，近些年他在復旦大學的研究生招生量逐漸減少。他選擇重點扶持一批日後會紮根西藏的當地的教師和學生，這是他援藏的方式。

鍾揚和藏族學生。

就在鍾揚不幸遭遇車禍離世的前四天，西藏大學剛剛宣布進入教育部雙一流學科建設名單。

2017年9月25日，聽聞鍾揚車禍，楊亞軍正在新疆做調研。

楊亞軍和鍾揚同為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老師，鍾揚援藏多年，常年往返於上海和西藏兩地。楊亞軍研究人類遺傳學，也常去西藏採集各民族的遺傳基因樣本。就這樣，研究領域不同的兩個人，因為西藏，慢慢拉近了距離。

楊亞軍原本和鍾揚已經約好，9月份一起去墨脫。在那之前，楊亞軍需要先去一趟新疆。正是在等待楊亞軍從新疆回來的十多天空當里，鍾揚去了內蒙古，在途中遭遇了車禍。「他這個人沒架子，如果他要求對方派車來接他，就不一定會有這個車禍。他偏偏就自己聯繫了一個網約車，據說司機前一天晚上喝了酒。」楊亞軍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早知道這樣，我就先跟他去墨脫了。」得知鍾揚車禍離世的消息後，楊亞軍說自己那幾天就像個祥林嫂一樣，逢人就說。

楊亞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鍾揚在墨脫髮起了一個公益項目，有一個公益組織，三五十人，在社會捐款的資助下，徒步從林芝走到墨脫，如果捐款數額達到一百萬，就全部捐給當地的兩個中學。2017年9月底，徒步隊順利抵達墨脫，當地將舉辦一個捐款儀式，作為活動發起人，鍾揚需要出席捐款儀式。此外，鍾揚在墨脫種植了一片咖啡豆，他關心那些咖啡豆的生長狀況，想過去看看，「如果能種植出優質的咖啡豆，就能夠幫助當地脫貧。」楊亞軍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描述鍾揚當時的想法。

楊亞軍記得，鍾揚曾去西藏的牧民家裡，買牧民家自釀的酸奶，再帶回上海。「他做著植物，還想著微生物，他覺得什麼都是資源，乳酸菌也是一個資源，他采微生物種質資源，準備建微生物種質庫。他對那片土地是有熱情的，他希望把全國的專家都拽到那片土地上去。」楊亞軍說。

楊亞軍和鍾揚最後一次見面是在去年9月12日，他們在一起商討國家社科重大招標項目，那是他們合作申報的一個項目。鍾揚是這個項目的牽頭人，第一輪項目申報是12日截止的，10日和11日兩天晚上是鍾揚自己加班完成的。當時，鍾揚叫了楊亞軍和另一位老師同他一起加班，楊亞軍拒絕了。「我認為這個工作已經結束了，他還要繼續折騰一下。」楊亞軍說。「你要不來我今晚可就要一個人熬夜了。」鍾揚還是微笑著再次邀請楊亞軍和他一起加班。「你愛熬夜你就自己熬吧，反正我不熬夜。」楊亞軍還是很直接地拒絕了。

「他是研究生院院長，我們一個普通的老師，敢跟他這樣叫板。因為我們不覺得他位高一等，跟他說話也不用拐彎抹角。」楊亞軍知道，即便不去和鍾院長一起加班，也不會造成不愉快。「他就這樣感染我們，讓我們覺得也不好意思嘛。」 這個項目目前還沒立項，隨著鍾揚的離開也被擱置了。

鍾揚多年往返上海和拉薩。他不用拉杆箱，一個雙肩包就是他簡易的可移動的家。鍾揚離開後，復旦大學研究生院綜合辦公室副主任包曉明到鍾揚位於復旦大學的辦公室整理東西。她發現，鍾揚坐過的那把椅子已經掉皮了，「他之前都沒提起過，我們都沒發現，他經常雙手搭在椅子邊，轉個圈，跟我們說話。」包曉明說。辦公室的書櫃外掛著一套西裝，鍾揚平日的時間都是以半個小時為單位來計算的，有需要正裝出席的場合，他在辦公室換好衣服即可出發。

「他一直在趕時間，一輩子都在趕時間。」西藏高原生物研究所種質資源庫主任扎西次仁說，他是鍾揚培養的第一個藏族植物學博士。這也是幾乎所有和鍾揚接觸過的人一致的感受。扎西次仁記得，2017年6月24日，鍾揚中午到抵達拉薩，下午參加碩士生答辯，晚上和西藏大學理學院教授拉瓊等人商量學科建設，之後回郵件到夜裡1點多，3點半起來，趕去醫學院集合，前往墨脫。

鍾揚在野外考察。

「他以另一種形式征服著我們」

到西藏大學後，鍾揚發現西藏大學的整體科研水平與新疆大學、內蒙古大學、青海大學等同級大學有一定差距。提高西藏大學的科研水平也就成了鍾揚援藏的一個目標。在他的帶領下，2011年，西藏大學申請到生態學碩士點。

長期以來，英語是西藏學生考研的一個障礙，鍾揚提出，在藏大招收少數民族研究生，分兩類招，藏族學生和漢族學生成績分開排序。當年只有一個藏族學生考上了碩士，後來卻聽從家裡人的建議，放棄了讀書，選擇了直接就業。

2012年，西藏大學招到第一批生態學碩士共9人，第一年，鍾揚帶他們到武漢培訓。扎西次仁回憶，到了武漢後，鍾老師自掏腰包，請大家到東湖邊吃了武昌魚，給每位學生1000元生活補助。「有好幾次出去見到學生鞋子舊了、壞了，就給學生買鞋，有時候還買阿迪達斯。」鍾揚培養的這九個研究生，五人畢業後留在了西藏。

2013年，鍾揚為西藏大學申請到了生態學博士點。此後，一直到2017年，才招收到第一個藏族博士生。

事實上，早在2003年的時候，鍾揚就帶領西藏大學理學院生命科學系獲得了藏大建校以來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迄今為止，鍾揚為西藏大學培養了8名碩士研究生，獲博士學位的教師3名，包括兩位生態學教授和一位副教授，在讀博士6名。

生長於海拔 2700~5700 米的山坡流石灘的植物——鼠曲雪兔子。

西藏大學理學院化學與環境科學系的副教授德吉就是鍾揚的博士生。德吉本科和研究生就讀於浙江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到西藏大學工作，一切剛剛穩定下來。德吉科研能力突出，吸引了鍾揚的注意。2011年，在植物標本實驗室，德吉第一次見到鍾揚。「你有沒有考博的計劃？」德吉當時愣住了，當時她的孩子剛剛六歲，丈夫駐邊防常年不在家，讀博完全不在她未來的規劃當中。她已經記不清鍾揚當時跟她說了什麼，不過她說，正是那幾句話，激發起了她讀博的念頭。當時丈夫希望她能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留給家庭，並不支持她讀博。後來在鍾揚的幫助下，和公公溝通，得到公公的支持後，才邁出了這一步。

一年後，2012年，德吉成為了復旦大學藥學院的一名博士生。畢業後繼續留在西藏大學工作，目前德吉已經獲得西藏自治區重大科研項目基金，同時還與武漢大學、復旦大學展開了合作，開展藥用植物的研究。

為盤點世界屋脊的生物家底，尋找生物進化的軌跡，十幾年裡，鍾揚走過藏北高原、藏南谷地、阿里無人區和雅魯藏布江江畔，收集了1000餘個物種，4000多萬顆種子，佔到了西藏物種總數的五分之一。

2013年，德吉第一次跟著鍾揚去珠峰採樣，七天時間，全靠餅乾、火腿腸和榨菜填飽肚子。德吉記得，有一次鍾揚帶著她和另外幾個學生，爬上5000多米的高坡採集麻黃，幾天後，下到坡底，大家煮了一鍋白米飯，沒有配菜，鍾揚和大家一起搶著吃，大口吃。學生們經常會去鍾揚在藏大的宿舍，鍾揚經常做飯給他們吃。做飯和吃飯期間，就同時給他們做科普，或者講論文。在宿舍外面，鍾揚種植了多種植物，藏大專家樓前面的一處草坪也被鍾揚種上了水稻，需要24小時灌溉。西藏大學理學院教授，也是鍾揚的博士生拉瓊擔心有人看到會提意見。「水費那從我的工資里扣。」鍾揚說。

「2009年之前，鍾揚在西藏大學的各種工作實際上是個體戶，沒有任何單位派他來。但他每一年都熱情飽滿，每年大約有150天待在西藏。」 西藏大學研究生院院長單增教授回憶。

鍾揚和他的團隊歷經8年，於2015年在上海海濱「種活」一片紅樹林。他創造了一個奇蹟：在緯度最高的北半球地區，成功實 現 人工栽種紅樹林。

有一年，楊亞軍來拉薩工作，在西藏大學，見到了鍾揚。「他因為痛風，不能喝酒，讓學生給我敬酒。他說這個酒是必須要喝的，那是真仗義。」楊亞軍坦言，他和鍾揚的相識也是源於一頓酒。楊亞軍記得，那天兩人聊了很久，後來他在西藏待了一段時間，看到了鍾揚在西藏大學做的很多事情。

「很多人援藏，都是去了開個講座，效果甚微。一開始他去援藏，我以為他也就是兜一圈。」在西藏大學，鍾揚親自給普通的本科生上課，「西藏的孩子們接受程度其實是很弱的，沒必要親自去給他們上課。」楊亞軍這樣跟鍾揚建議過。「他的出發點就是想好好把西藏大學幫扶一把。扶起一幫老師，扶起一幫學生，這些人是能夠紮根在西藏的。他是有情懷的，這樣的教授，在現在的中國，是稀缺資源。」楊亞軍說。

在鍾揚離世後，復旦大學中文系的教授梁永安採訪了鍾揚生前的同事、好友以及他的家人，他多次聽到人們提起「情懷」一詞，「他的家國情懷，並不只是一種熾熱的感情，情懷之下，是高度契合時代需要的科學素養。」梁永安這樣總結。

楊亞軍那次從西藏大學回來後的第二年，復旦大學要推選全國的五一先進人物。楊亞軍是工會主席，他負責推薦候選人。「我提出了生命科學學院的幾個科研大牛，別的院系表示不屑，因為別的院系也有很多科研大牛。」楊亞軍回憶。他想到了一年前在拉薩和他一起喝酒聊天的鐘揚。由於前一年的五一先進人物獲得者就是生命科學學院的老師，原本今年應該輪到其他學院，可當楊亞軍講述了鍾揚在西藏做的事情後，「我們學院找不到這麼一個人，就他吧。」學校各個院系的工會主席都表示了贊成。

「鍾揚老師之所以在我們心中有這麼大的分量，不是因為他是科研大牛，起碼在生命科學學院他不是頂級，但是他以另一種形式征服著我們。」楊亞軍對《中國新聞周刊》坦言，五一獎章獲得者，這個獎章沒有任何實際的利益回報，只是一個榮譽，在楊亞軍看來，鍾揚在乎榮譽，榮譽能夠給他滿足感和繼續走下去的力量。

「被科研工作耽誤的段子手」

除大學教授的教育者身份之外，鍾揚還是一名植物學家，他一直在做科普工作。

2012年，鍾揚受聘成為上海科技館學術委員會專家。六年以來，從未缺席過任何一次學術會議。上海自然博物館（上海科技館的分館）建設期間，需要找一個團隊，負責全館的圖文創作。這是一個難度高且回報低的項目。在陸續被幾大高校婉拒後，自然博物館當時負責圖文項目的鮑其洞找到了鍾揚老師，因為知道鍾揚平日穿梭於上海和西藏兩地。時間很緊，她並沒期待鍾揚能接受這份需要長期投入時間和精力的工作，她只是想找鍾揚幫忙引薦合適的團隊。讓鮑其洞沒想到的是，鍾揚得知情況後主動接下了這個項目。

整個博物館有近五百塊知識圖文，通常，一天的時間最多可以完成二十塊圖文的討論工作。有一年五一小長假，鍾揚來自然博物館參與「地質古生物」部分圖文創作的討論會，午飯時，他邀請大家去吃東來順火鍋，後來大家才知道，那天是他50歲的生日。自那次之後，鍾揚每次來博物館工作，都會和大家去吃一頓東來順。吃飯的時候通常是鍾揚老師的個人「脫口秀」時間。鮑其洞和同事經常會調侃一下，說鍾老師是「被科研工作耽誤的段子手」。

上海自然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徐蕾回憶，自然博物館的同事，無論哪個部門，何種崗位，只要聽過一次鍾揚講座，立即對他「路轉粉」。「在人群中立刻就凸顯出來，讓你想忘都難。」徐蕾說，鍾揚的講座，會講到科學和自然這些頂級學術期刊上的論文，也會提及網路紅人和明星八卦。他會提到脫口秀主持人王自健和網路紅人papi醬。

提起鍾揚，幾乎每個人都會提到他的幽默。

楊亞軍有次和鍾揚一起吃午飯，一個大科學家的女兒找鍾揚，想成為他的學生。「你跟著你爸做實驗已經很好啦。」鍾揚聽聞後提議。「我跟我媽商量過了，我爸那點水平，根本就不行。」那個女孩說完這話後，楊亞軍和鍾揚都愣住了。「這是我們第一次聽說這麼機密的事情。」鍾揚轉過身看著楊亞軍，開玩笑說。之後他轉過身對那女孩說，「你這麼真誠，那我就同意了。」

楊亞軍有次和鍾揚一起去機場，鍾揚是金卡用戶，楊亞軍是普通用戶。「跟我走，有好吃的。」辦好手續，候機的時候，鍾揚對他說。「他是我的隨從。」兩人一起走到金卡用戶休息室門口，鍾揚對服務人員說。

「各個領域，他都能談出個道理來，不是簡單地靠聽來的幾個概念在那忽悠。再大的圈子，別人講得再熱火朝天，只要他一開口，談話的主角就變成他了。但這麼多年，我從沒聽到過他哪一次是靠講黃段子來吸引人的。他內心是特別純潔的一個人，至少不是那麼放肆的一個人。」楊亞軍說。

上海自然博物館的劉漫萍是《播種未來》的第一批觀眾，這是為記錄鍾揚老師援藏十三周年所拍攝的一部紀錄片。她記得，片子剛完成的時候，在一次講座現場，鍾揚為了活躍氣氛，現場播放給他們看。「極具大片水準，鍾老師是個好演員。」大家看後這樣開玩笑發表評論。「溪邊的鏡頭是如何擺拍的？片尾的回眸一笑是如何成型的？怎麼用光才能拍得好看？」就這樣，科研工作者臨時切換成紀錄片導演的身份，成功調動了在場的人們對接下來講座的熱情。

鍾揚作科普講座。

上海自然博物館的宋嫻負責科技館展教工作時，曾邀請鍾揚老師參加了「達人帶你逛（請科學家帶著觀眾參觀展區）」活動，「原本只招募了20組家庭，走著走著，那個區域的其他觀眾也都跟著鍾老師走了。」宋嫻回憶。

自然博物館中，人們可以看到極其罕見的青藏高原溫泉蛇標本。溫泉蛇僅見於西藏，標本難尋。自然博物館負責兩棲爬行類的工作人員徵集數年，尋遍全國的大學、科研院校和標本公司，都沒找到。得知鍾揚常年在西藏採集標本，請他幫忙。2011年聖誕節前夕，好消息傳來，鍾揚採集到了溫泉蛇。此後多次就溫泉蛇的運輸過程進行郵件溝通，四個月後，溫泉蛇順利抵達上海。當時負責自然博物館兩爬徵集任務的劉漫萍回憶，除了溫泉蛇，此後徵集到的八個高山蛙標本，也源於鍾揚的幫助，而正是這些標本為青藏高原的形成和隆起學說提供了可展示的標本物證。

鮑其洞回憶，和鍾揚的接觸中，從未看到他有所抱怨和憂愁，「沒關係，我們一起來想想辦法嘛！」工作中難免遇到難題，鍾揚總是笑著安慰大家。

「就像一個普通的大哥，對每個人都非常和藹。不會敷衍了事。他從來不會對來找他的人說『對不起，時間到了。』他絕對不會讓任何一個老師和學生對他失望。」楊亞軍說。在復旦，很多其他教授不願意帶的學生，鍾揚會收來自己帶。楊亞軍就跟他提過一兩個這樣「不受歡迎」的學生，後來都成了他的學生。「他是教師的良心，大家紀念他，如此敬仰他，正是因為他稀缺。」

「爸爸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

存在感真的是太低了」

楊亞軍和鍾揚相識多年，工作之外，他們也會聊到自家的孩子。楊亞軍記得，鍾揚跟他提起過，兩個孩子讀小學的時候，是班裡有名的「差生」，一個考倒數第一，另一個考倒數第三，回到家裡，兩個孩子就「誰才是最差的？」這個問題展開討論。為了幫助他們找到答案，鍾揚把兩個孩子轉到一個班，結果是：一個倒數第一，一個倒數第二。

「你怎麼能笑著談這樣的事情，一般人都崩潰了。」楊亞軍不解。

「崩潰的不是我，我去開家長會，被他們的班主任臭罵了一頓。班主任說因為班上有這倆活寶，他月月沒獎金啊。」鍾揚繼續笑著跟他講述。

教育不應該那麼急功近利——這是鍾揚的觀點。

「我想通了。一個孩子喜歡打遊戲。打遊戲也可以成人才。一個孩子喜歡拆家裡的電器，以後可以去學做動物標本，那是一門手藝活啊，以後有口飯吃就行。」那個時候，鍾揚對兩個孩子的未來做了這樣的預想。

「你心真大啊！」楊亞軍感嘆。

鍾揚的兩個兒子是雙胞胎，孩子出生時，鍾揚初到復旦，他希望集中精力工作，他和妻子張曉艷當時就做了一個約定：孩子15歲之前主要由張曉艷照顧，15歲之後交給鍾揚。

張曉艷回憶，2003年開始，鍾揚西藏上海兩頭跑，幾乎沒有時間照顧家庭。張曉艷當時在同濟大學的生物信息專業任職，不需要經常出差，在實驗室里做一些計算相關的工作。張曉艷當時也很忙，那個時候，她練就了一個本領，「當我在備課的時候，兩個孩子在身邊，無論怎麼吵鬧，我都可以忽略，當是沒有聽見。」她回憶。

15年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

2017年9月9日，兩個孩子15歲了。全家人一起吃了牛排，給哥哥大毛過生日。那是大毛和爸爸吃的最後一頓飯。「OK，孩子今年15歲了，下面就託付給你多多管教了。」張曉艷說。「OK，沒問題。」鍾揚當時就說了一些話，告訴大毛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年紀，接下來應該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當時大毛在媽媽的建議下，加入了英才計劃的申請，這是一個針對全國青少年科研人才培養的預備計劃，9月10日是報名日期，那天吃飯時，大毛和爸爸提起，爸爸表示支持。

大毛最後一次見到爸爸，是9月23日，英才計劃的申請材料需要爸爸簽字，那是一個周六，他補完課後他去辦公室找爸爸簽字，爸爸簽完字後，大毛在學生簽名一欄也寫了自己的名字。鍾揚看了一眼，覺得兒子的字寫得實在不好看，「大毛，你的字可不能這麼寫。」鍾揚對兒子說。大毛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這或許是15歲之後，爸爸教會他的第一件事。

張曉艷回憶，他原本和鍾揚已經約好了，在9月份找一個時間，好好談談孩子的學習問題，然而，鍾揚又一次失約了。

父親鍾揚經常對兩個孩子失約。經常是答應好了孩子一起吃飯或者出去玩，突然有工作上的事情臨時插進來，計劃被迫取消。就這樣，鍾揚成了兩個孩子心中「不靠譜的爸爸」。

在大毛的印象里，爸爸很少回家。有一次，媽媽帶他和外公外婆去蘇州遊玩，弟弟那時候身體不太好，爸爸回家照看了一個晚上，這是他記憶里爸爸唯一一次回家住。他和弟弟學校開家長會，基本都是媽媽去。「爸爸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真的是太低了。」大毛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一般到春節，全家人會去武漢爺爺奶奶家過年，大年三十，全家人都在客廳看春晚，爸爸自己待在書房工作。「我可以理解，他是為了更重要的事情，我們應該要包容他。」大毛說。

在大毛的印象中，從小到大，父親從來沒打過他，甚至沒怎麼批評過他。「和藹可親」是他對父親的印象。他記得，弟弟用媽媽給的生活費配了新眼鏡，花了三百塊，找爸爸給他報銷，說是花了四百。弟弟住校，大毛記得，當時爸爸帶著他一起去看弟弟，「你有沒有發現，小毛今天有點躲著我。」在回來的計程車上，爸爸問他。「你這麼說，好像是有點，發生了什麼？」大毛這才得知，弟弟原來是想「貪污」一百塊，結果被爸爸識破了。「這點小把戲，我要還被騙，怎麼當你們爸爸。」爸爸笑著對他說。

大毛的作文一直寫得不好，語文老師知道他的父親是教授鍾揚，建議他可以寫寫父親的故事，中考的時候，作文題目叫「就這樣，埋下一顆種子」。大毛以此為題，寫了父親的故事。模擬考的時候他的語文成績從來沒上過一百分，中考考了130分，他覺得作文功不可沒。

「大毛，你一定要堅強。」 9月25日，鍾揚遭遇車禍，之前給大毛補過課的一個老師發來簡訊。大毛掏出手機，打開百度，還沒等他輸入「鍾揚」這兩個字，「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鍾揚因車禍不幸去世」網頁跳出來這樣一條新聞。那個時候大毛在機場，準備去銀川，他只是知道爸爸出事了，不過並不知道結果。媽媽在一旁接電話，「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有些決定需要媽媽來做，大毛看到媽媽紅著眼眶，不知所措。

孩子15歲那天，張曉艷如釋重負，她原本以為可以把孩子交給父親了。然而，鍾揚又一次失約了。

對於鍾揚的工作，這麼多年以來，妻子張曉艷理解並支持，她唯一擔心是鍾揚的身體。2015年，鍾揚大病一場，是腦溢血。生病之後，家人和同事都勸他放慢腳步，「他不僅沒有放慢，反而節奏更快了，很多事情，以前他可能還會想一想再去做，那次之後，他一想到就立即去做了。」張曉艷說，「其實到現在，別說是孩子了，我們大人，也沒有完全接受，他可能還是在某個遙遠的地方，忙著他自己喜歡的事情。」

小時候的鐘揚。

「他會追問，而且是追到底」

鍾揚在上海的家，是一套一百三十平米的房子，除了他們一家四口，張曉艷的父母也住在這裡，如今，這套房子成了鍾揚留給家人唯一的「資產」。

雙方父母年事已高，身體都不好，車禍的消息傳出後，張曉艷一直極力瞞著老人，電話打到電信局，切斷了家裡的網路。後來鍾揚父親收到了一條簡訊，是他以前在黃岡中學的同事發來的，「請二老節哀。」老人沒反應過來，打電話過去問，對方謊稱是發錯了信息。後來，家裡陸續來了很多人，一些兩三年沒來往的親戚陸續都來了。張曉艷覺得也瞞不住了，給遠在武漢家鄉的兩位老人打電話說了實情，電話那頭是號啕大哭的聲音。

鍾揚的父親，1955年考入華中師範學院（現華中師範大學），是這所大學的第一屆本科生。母親1957年考入陝西師範學院（現陝西師範大學），大學畢業後，來到湖北黃岡中學任教，在這裡她結識了鍾揚的父親。鍾揚出生於1964年，那是一個學習資源極其匱乏的年代，走在街上，看到各種宣傳畫和連環畫，父親都會通過講故事的方式對鍾揚講解畫作的內容，或許，鍾揚日後對世界的好奇和想像，從那個時候就開始了。鍾揚從小就擅長講故事，在同齡人中有極強的號召力。「35歲以後，才知道父母是自己最好的老師。」鍾揚曾這樣說過。

1979年，鍾揚考入中國科大少年班，學習無線電電子學。後獲得了日本國立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生物系統科學博士學位。1984年，進入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研究所工作，從研究實習員做起。三十歲出頭，鍾揚已經是武漢植物研究所的副所長了。2000年，他放棄了這一切，來到復旦大學，成為了生命科學學院的一名老師。一邊培養學生，一邊採集種子，幾乎成為了此後這些年鍾揚全部的生活圖景。

迄今為止，鍾揚在西藏培養的第一個植物學博士扎西次仁和鍾揚一共採集了650多份種子，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和昆蟲。青藏高原特有的1000多種物種之中，266種是由鍾揚採集的。

鍾揚曾經想像過這樣一個場景：大概一百年後，癌症還是難治之症，科學家發現在西藏有一種植物具有抗癌作用，可由於氣候變化，那時候在西藏已經找不到這種植物了。這時候科學家們得知，一百多年前有一個姓鐘的教授曾採集過這種植物，他們找到了那個存放種子的罐子，裡面有五千粒種子，那些種子重新被種植，50粒存活了下來，結出了新的種子。有人問他，如果一百年之後發現他採集的這些種子並沒有被需要呢？「那說明那個植物還在。」 鍾揚說，那是他最為期待的結果。

「他實際上一直有超前的思考，他做的並不是當下看來非常熱門的工作領域，這個在早期就已經顯現出來了。」張曉艷記得，鍾揚曾建立了一個青年工作室，叫計算生物學。當時大部分人是不認可的，到底應該以分子數據為主，還是以形態數據為主，在當時是有爭論的。 最近這十年，「生物必須通過計算和建模來進行預測。」才得到了普遍認可。「他想到的事情，都要去做，可能做了十件事情，最後真正做成的就一兩件，但他一定都要去嘗試，這就是他為什麼那麼忙碌的原因。」張曉艷說。

楊亞軍至今留著一張上海到杭州的高鐵票，那是他紀念鍾揚的方式。這張高鐵票是他在上海火車站弄丟的，碰巧被鍾揚的朋友撿到。之後兩人每次見面，都忙著談科研合作，火車票一直沒機會物歸原主。2017年8月份，兩人見面後，楊亞軍開始跟鍾揚聊項目，「先別說這個，我先把火車票還給你，咱們再說別的，否則一說起來，又把這個事給忘了。」鍾揚打斷了他。楊亞軍打算一直留著這張票，「他的腦子裡裝了很多事，但是他把這點小事一直惦記在心裡。」

鍾揚在美國打青黴素，他伸出胳膊，準備好做皮試。結果醫生告訴他不需要。「你為什麼不做皮試？這是嚴重地對生命不負責任，這一針下去，可能會要了我的命。」他不解，對方堅持不做皮試。他妥協了，困惑還在繼續。「為什麼中國要做皮試，而美國可以不做？」他找來了當時實驗室的一位生化博士就這個問題做了一個詳細報告。最後得到了解答：中國的青黴素質量控制不過關，所以必須做皮試。美國則不需要。

「他會追問，而且是追到底。『這就是科學家和普通人的區別』。」楊亞軍給藥學院的學生講「生命科學導論」的課程，他會把這個故事講給每一屆學生聽，他希望給學生一些思考。「不是每個人都去研發新葯，成為科研大牛。如果能夠投身工藝流程的改觀和質量控制的提高，也是大有可為的。做一些看似普普通通，但實實在在的事情。」楊亞軍說。

在楊亞軍的提議下，復旦大學學生黨支部主動和西藏大學的學生黨支部建立了聯繫，「藏族的學生主動問復旦大學的老師一個問題，他們會很不好意思。但是他們可能會跟學生交流，這是我們實實在在可以做的事情，也算是對他的紀念。」楊亞軍說。

而拉瓊和扎西次仁做的還是鍾揚生前最看重的兩部分事情。拉瓊負責學科建設，扎西次仁負責種子採集和種子庫建設。扎西次仁已經到了退休的年紀，目前沒有退休的打算，他要延續老師未完成的事情。

「留下的每一粒種子都會在未來生根發芽。」2017年9月，復旦大學的校園裡，白布黑字，學生們自發悼念鍾揚教授。學生們寫下送別的話，折成紙鶴，在校園中隨風飄動。

「他真的是像一顆流星，那麼激烈地燃燒自己，最後璀璨那麼一下。」鍾揚生前的同事兼好友楊亞軍在採訪的最後這樣感嘆。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復旦大學的學生，寫了詩詞，紀念鍾揚老師，每讀一篇，楊亞軍都會不自覺地流下眼淚，那些學生中很多人只是聽過鍾揚老師一次講座。

復旦大學的老師悼念鍾揚老師。

「一個人感動我們，不是因為他太高太遠，他就活在我們身邊，又比我們優秀那麼多。」

2018年1月份，楊亞軍看了電影《無問西東》，想到了鍾揚。「會說美麗話語的人很多，會踐行的人不多，他是一個。他給西藏拿到了一個雙一流學科，那個是屬於藏大的。他都無法享受了。用享受這個詞，其實也不準確。應該說，他總算可以緩一口氣了。」

鍾揚去世後，楊亞軍作為工會主席，多次去鍾揚家裡慰問。「我其實不太想做這些事，慰問，我們能慰問什麼呢？」楊亞軍感嘆。他想起了魯迅創作於1919年的短篇小說《一件小事》里的幾句話：「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後影，剎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而且他對於我，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甚而至於要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周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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