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為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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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是清代晚期的能員幹吏，作為封建時代 的官員，自有其歷史的局限性。但其思想中 還是有不少積極的內容，可供我們今天借鑒採納。

此外，正如克羅齊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面對現實中不斷出現的問題，在歷史資源中翻撿，也會給我們帶來對當下有益的借鑒和啟示。

勤廉明

在曾國藩看來，為官之道最重要的是「廉」「勤」「明」三字。「廉」是德行，「勤」是風範，「明」是素養。

所謂「明」指的是為官要做明白人，實事求是，力戒虛浮。就其對立面而言，「廉」要去的是濁氣，「勤」要去的是官氣，「明」要去的則是虛氣。

直白而言，其中的「勤」和「明」針對的就是現今所說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

曾國藩任湘軍主帥時常在下屬呈報的公文上寫批語，這就是「批牘」。他在給副將洪德發寫的批牘中稱：

「作營官之要，不外『勤』『廉』『明』三字。『勤』則足以率眾，使常有奮興之象；『廉』則足以服人，不致來怨讟（怨恨）之聲。此皆人力之所能為也。

惟『明』之一字，須帶有幾分天性，然亦可以由人力做去。如事理有不明者，時時向統領、僚友講求之，退而加以思索；

思之不得，仍復再問，必使瞭然於心然後已。如此日積月累，自覺進益無窮，心境漸幾於明白矣。」

曾國藩（1811-1872）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與「勤」「廉」相比，為官的「明」更難，因而更要用力去做，不恥下問，努力尋求，多加思考，以使自己不成為糊塗官。

與「明」相比，曾國藩對「勤」的強調更多，論說也更為詳盡。如他對來軍中幫辦文案的江紹華批牘稱：

「該員既充禮營幫辦，總以『勤勞』二字自勵。凡點名、看操、修牆、查街以及偵探等事，無分粗細，皆須身親為之。閑暇則讀書習字，深思立行，總不使此身此心有一刻之怠惰。」

類似的說法還有：「營官之要，全在一個『勤』字。訓練勤，則弱卒亦成勁旅矣；稽察勤，則哨隊咸守營規矣；肢體勤，則風寒難入，筋骨日強矣。」

總之，勤是辦事成功的關鍵。

戒虛浮

曾國藩提倡的為官之道除提倡廉政、勤政外，還有倡導務實、力戒虛浮的方面，這實際是反對形式主義。

他主張官員要勇於負責，踏踏實實辦事。對晚清官場不務實際的弊端，曾國藩早有議論。在咸豐皇帝即位初，他就上書指出：

「以臣觀之，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地方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

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

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顢頇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

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將來一有艱巨，國家必有乏才之患。」

在他看來，當時的官場普遍存在辦事敷衍、虛浮粉飾的風氣，無論是京官還是地方官，許多人都遇事推諉，不肯負責。

曾府三傑圖（從左至右：曾國荃、曾國藩、曾紀澤）

等到曾國藩掌管兵事，在與捻軍交戰的戰場發現還有更嚴重的問題，不少將領慣於飾敗為勝，虛報戰功。

1866 年，河南屢次報告打了勝仗，經查詢發現當地並無戰事。這年湖北方面又報告，當地的鄂軍與劉銘傳帶領的淮軍這年正月二十八日攻克湖北黃陂。

經查詢，當天白天劉銘傳帶兵攻下黃陂，至夜間鄂軍才到達黃陂西門外駐紮，並未參與作戰。

結果兩支軍隊均准開單請獎，有功者與無功者都獲得了嘉獎。

另外，前兩年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的死也與這種虛浮粉飾的風氣有關。

本來僧格林沁的蒙古騎兵因連續追擊捻軍很疲勞，不久前又遭遇失敗，損兵折將，已不能繼續作戰，需要休整。

增格林沁（1811-1865）

但各省的奏報都稱，捻軍最害怕僧格林沁，不敢與之交戰，或是說捻軍已所剩無幾，很快就要被全殲。

使朝廷得不到真實的戰況，一再催促僧格林沁追擊，終於使其馬隊因疲累不堪而大敗，被捻軍消滅。

針對這種弄虛作假的風氣，曾國藩給朝廷上書稱：

「臣愚以為欲求眾心之警懼，須先戒奏報之虛浮。奏報之於兵事，關係最重。所奏果實，則一軍之是非悉公，朝廷之賞罰亦當；」

「所奏若虛，則勞苦多功者從而寒心，巧偽僨事者反以得志。」他要求對那些屢報勝仗而毫無實際者嚴加懲處。

清理獄訟

1869 年，曾國藩調職北上，出任直隸總督。

他任直隸總督時間不長，卻政績斐然，主要體現在整頓吏治上，尤其是清理獄訟，在短時間內將直隸積壓多年的案件審理完畢。

他的前任官文是個典型的懶官，辦事拖沓，督促不嚴，以致「風氣之壞，竟為各省所未聞」。曾國藩在奏摺中稱：

「直隸之吏治，臣入境以後，略詢民間疾苦，大約積獄太多，羈累無辜。聞有州縣到任年余，未曾坐堂一次，訊結一案者。」

直隸全省案件的積壓已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曾國藩上折稱：「臣履任月余，見直隸日行公事，訟案居十之七八，他件不過十之二三，積壓極多。」

「督署應題之本，未辦者二百三十餘件，府局京控（上告到京城）上控之案，未結者一百三十餘件，各屬委審及自理之案，未完者殆以萬計。或延擱二三年，或五六年八九年不等。吏治之疲，民生之困，端由於此。」

張樹聲（1824-1884）

積壓案件多達萬起，拖延時間長達數年，給百姓的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困苦，因而清理積案成為當務之急。

於是，曾國藩與負責直隸刑名（司法）的臬司張樹聲合作，「日夜孜孜」，「力籌清厘積案之法」。

他親自製訂《清訟事宜十條》，又讓張樹聲制訂《清訟限期功過章程》十餘條。曾國藩自定的《直隸清訟事宜十條》，內容具體，條條切實可行。

張樹聲制訂的《直隸清訟限期功過章程》是補充條款，對清訟進程有具體的時間規定。

經過一番整頓，在八個月的時間內，「歷據各屬審結，並註銷、息銷（同治）七年以前舊案一萬二千零七十四起」，將直隸的清訟之事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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