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有關記憶——卡勒德?胡賽尼的《追風箏的人》和《燦爛千陽》

提起胡賽尼，人們馬上想到的，是他那部以童年、苦難、回憶、故鄉和精神救贖支撐起來的小說《追風箏的人》。

卡勒德·胡賽尼，1965年生於喀布爾，為躲避阿富汗動亂的時局，先於1976年隨做外交官的父親移居巴黎，1980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其父向美國申請政治庇護，舉家隨父移民到美國加州。胡賽尼在在美國接受教育。現為職業醫生。

童年往往意味著單純、乾淨、快樂、無憂無慮，正因如此，有那麼多歌唱童年的歌謠。但並非所人的童年都充滿美好的回憶。

《追風箏的人》是一部類似自傳小說式的作品，小說主人公阿米爾與僕人的兒子哈桑是童年的玩伴。在一次放風箏比賽中，代替阿米爾去追那隻被割斷的風箏時，哈桑為保住風箏遭受了雞姦。阿米爾目睹這一切卻選擇了袖手旁觀，二人的友誼也隨之破裂。隨後阿米爾隨家人遷居美國。但兒時犯下的罪一直是他的夢魘。那是一個破碎的童年。

當他知曉了家庭的巨大秘密——哈桑是他同父異母的弟弟後，他重返阿富汗。但那時，故鄉已物是人非。但哈桑已經去逝，他解救出了哈桑的孩子，並把孩子帶到美國。在與孩子的接觸中，在與孩子一起放風箏的脈脈溫情中，阿米爾獲得了最終的自我救贖。

因為離開，因為到了異鄉，家鄉才成為故鄉，因此故鄉本身具有一種張力——它本身隱含著「異鄉」之存在、安定與漂泊、寧靜與混亂、遠離與回歸……但這是別人故鄉，不是胡賽尼的故鄉，更不是小說主人公阿米爾的故鄉，只因為他們的故鄉是多災多難的阿富汗，於是故鄉於他們而言，只有苦難；童年對他們來講，只有不堪回首。

小說中對阿富汗的歷史與現實進行了書寫。小說有關苦難、犯罪與救贖，但所有這一切卻被作者用一種平靜的筆調書寫出來，所有的苦難與傷痛都被以一種緩慢的速度娓娓道出，其中飽含的深情在近乎自然的敘述中得到盡情流露。這一切都使這部小說沒有給人以矯情、無病呻吟之感，反而具有了一種撼動人心的力量。

2007年，胡賽尼的第二本小說《燦爛千陽》出版，該小說同樣以阿富汗的戰亂為背景，書寫了兩個阿富汗婦女的悲劇命運。

十五歲的私生女瑪麗雅姆在母親自殺、父親雅禮爾形同陌路的情況下，被許配給了四十五歲的修鞋匠拉希德。在一次流產生，她失去了生育能力。小說的另一位女主人公萊拉的家被火箭擊，父母雙亡。懷著好友法里克孩子的萊拉在聽說法里克身亡的消息後，被迫嫁給了拉希德，與瑪麗雅姆共事一夫。萊拉生下了法里克的女兒，又為拉希德生了一個兒子。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的兩個女人，從相互之間水火不容，到逐漸相互理解，特別是撫養孩子、對抗拉希德、經歷社會苦難的過程中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誼。突然有一天，法里克出現了，原來法里我的死只是一個騙局。知道法里克來過家裡並與萊拉見面的拉希德，怒火中燒，在其試圖掐死萊拉時被瑪麗雅姆用一把鏟子打死。在逃亡之前，瑪麗雅姆選擇留下來承擔罪責，在迦茲體育館被塔利班黨羽處以石刑，即用亂石投死。萊拉與法里克則步入了新的生活。後來萊拉找到瑪麗雅姆住過的泥屋，讀著雅禮爾臨終前寫給瑪麗雅姆的信，瑪麗雅姆與苦難相伴的人生浮現在萊拉眼前。

《燦爛千陽》是一部「阿富汗30年歷史的揪心記錄，一部關於家庭、友誼、信念和因愛得救的極其動人故事。」而胡賽尼通過這部小說讓我們看到，女人對家庭的愛竟能夠讓她們投入不可思議的英雄般的自我救贖，而依憑對愛的回憶，就能讓苦難中的女性活過滄桑。這是一部關於「不可寬恕的時代，不可能的友誼以及不可毀滅的愛」的小說。

卡德勒·胡賽尼的小說在美國獲得巨大成功，自然與其小說本身的文學價值，特別是作者操控文字的個人能力不無關係，但更重要是，胡賽尼的這兩部已出版的小說皆以阿富汗為背景，適應9·11後美國媒體和民眾對阿富汗問題的熱切關注。有評論認為，胡賽尼的小說將新聞報道中的阿富汗人格化地呈現在了美國讀者面前。

無論是《追風箏的人》還是《燦爛千陽》，胡賽尼都在試圖將其對阿富汗的回憶融入他的作品中，如果說文學本身是一種關於記憶的書寫，那麼胡賽尼的小說通過書寫回憶洞悉了人類心靈最隱秘的部分，並同時將集體的、歷史的情愫成功地融入其中。正如《追風箏的人》開門見山地寫道：「我成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個陰雲密布的寒冷冬日，那年我十二歲。我清楚地記得當時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牆後面，窺視著那條小巷，旁邊是結冰的小溪。許多年過去了，人們說陳年舊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終於明白這是錯的，因為往事會自行爬上來。回首前塵，我意識到在過去二十六年里，自己始終在窺視著那荒蕪的小徑。」接著第二段馬上寫道：「今年夏天的某天，朋友拉辛汗從巴基斯坦打來電話，要我回去探望他。我站在廚房裡，聽筒貼在耳朵上，我知道電話線連著的，並不只是拉辛汗，還有我過去那些未曾贖還的罪行。」就這樣，過去與現在，回憶與現實緊密地結合到了一下，小說的主題似乎也自然展現出來了——回憶、緬懷與救贖。《燦爛千陽》雖沒有那麼嚴重的「回憶情結」，但同樣顯示了對阿富汗人苦難、艱辛的生活狀態的關注，只是關注的對象轉向了女性群體。人性的偉大在現實的殘酷、破敗與絕望中越發顯得美好；生命在千瘡百孔之後仍然堅強才越發顯得偉大；希望與救贖在周圍一片黑暗中越發顯得可貴。

哪怕胡賽尼只有這兩部著作，也足以使其成為世界經典作家，因為在這兩部作品中，他展現的不只是阿富汗人的生存狀況，更以此為材料對人性、生命進行了剖析。而事實上，繼《燦爛千陽》，胡寒尼還有《山谷迴音》等作品問世。

顯然，作為一位出身阿富汗，在美國接受教育的移民作家，胡賽尼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場上審視阿富汗文化，相較純粹西方人或阿富汗人而言，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身為阿富汗人對故國的熱愛與眷戀之情與其不自覺的西方文化視角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張力結構，對其在小說中深入剖析與反思阿富汗文化帶來很大幫助。趕時髦式地、單純地利用後殖民理論對之進行否定，不僅不利於我們深入了解作家本人的創作，影響我們客觀地分析其作品，將文學本身等而下之地視作文化解讀的註腳，使文學的活力與豐富喪失殆盡，而且常常會把我們陷入理論的誤區中，無法對活生生歷史和現實進行客觀的、具體的關照。

但有一點很可惜，胡賽尼在阿富汗卻受到了批評和地址，在很多阿富汗人來說，胡賽尼在揭故國的「家醜」，這是不可原諒的，甚至有人認為，胡賽尼在利用阿富汗人視之為羞辱的東西為自己謀利。由他的小說改編成的電影在阿富汗是禁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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