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是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
加強對思想政治工作的領導，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也是中國共產黨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之一。被譽為「布爾什維克組織家」的任弼時，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裡手，他的很多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至今仍對我們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有著借鑒意義。
堅強的黨性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
1941年 7月 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要求全黨「更加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把個人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把個別黨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使全黨能夠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決定發出後不久，任弼時便專門寫了《關於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一文，提出克服黨內各種錯誤傾向和現象的重要方法就是「增強黨性的鍛煉」。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以堅強的黨性為前提，堅強的黨性又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保證。任弼時指出：「黨性是以黨員的思想意識、政治觀點、言論行動來作標誌，來測量的。」自確立共產主義信仰以後，任弼時始終注意「在領悟馬列主義理論方面修養自己，培植自己，堅定自己」。這種對黨的事業的無限忠實和堅定，使他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時，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善於同各種錯誤言行作鬥爭。
任弼時一向給人以溫和的印象，很少「疾言厲色」，但在黨的事業面臨重大考驗的緊要關頭，他從來都堅持原則，不向投降主義、機會主義等錯誤低頭。如果沒有堅強的黨性作保證，便沒有勇氣和力量同各種各樣的黨內錯誤作不妥協的鬥爭。正因如此，任弼時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時，堅持以黨性批評人、教育人、說服人，容易讓人心服口服，從而堅持真理、糾正錯誤，不斷取得革命的新勝利。
1927年，在大革命瀕臨失敗的重要時刻，面對以陳獨秀為代表的「自願地放棄對於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的右傾錯誤，任弼時三次代表青年團向中央遞交《政治意見書》，要求進行土地革命。儘管陳獨秀大發雷霆，將《政治意見書》碎之於地，但任弼時一方面毫不調和，另一方面堅持以理服人，為黨最終糾正陳獨秀的錯誤，制定挽救革命的新策略作出了貢獻。
長征途中，當紅二、四方面軍會合後，任弼時對張國燾企圖分裂黨、另立中央的行徑作了尖銳的鬥爭，堅持只准講團結，不準進行反中央的宣傳，並命令對張國燾送來的誹謗毛澤東等人的文件一律不準下發。他與許多紅四方面軍的幹部長談，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以誠懇和平的態度，堅定維護黨的團結，為促成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實現紅軍長征勝利作出了貢獻。
正因有堅強的黨性作後盾，任弼時才能在複雜環境中和大是大非問題上保持堅定立場，勇於揭露錯誤言行的危害實質，堅持符合國情的革命路線方針。可以說，堅強的黨性是任弼時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
善於傾聽和採取正確的批評方法
任弼時被稱為「中國革命青年的導師」。他為人公道正派，和藹可親。對待同志既能嚴格要求，又能循循善誘。在與別人的談話中，任弼時從不隨意制止別人發言，總是以冷靜的頭腦和說服的精神進行解釋，啟發教育，被稱為最善於傾聽和採納正確意見的人。
不論是向他報告或請示工作，或談論個人問題，任弼時都會耐心地讓人講完所要說的話，全面周詳地了解問題，而且能夠闡明談論者對問題不了解或沒有考慮到的方面。
一次，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擔任歷史研究室秘書的葉蠖生同任弼時談起邊區機關和部隊中存在的缺點，任弼時一言不發地傾聽著。葉蠖生以為這一定是因為自己提出的材料深刻新鮮才引起任弼時的注意。但在他談完之後，任弼時一條一條分析，葉蠖生才發現，原來任弼時知道得更多。後來葉蠖生感嘆地回憶說：「他如此傾聽」是「為著不願打斷下面同志提意見的熱忱」，是「希望從一百句話中聽到一兩句有用的話」。
做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只講一團和氣，有時還要一針見血，這樣才能使黨員幹部認識錯誤，改正缺點，不斷提高。
湘贛蘇區時期，一位幹部帶著擴紅突擊隊到江西吉安，在短時間內擴增了 600名紅軍新戰士，回來後向任弼時報告任務完成的原因時，過分強調工作隊和個人作用，任弼時立刻尖銳批評道：「人民群眾保衛土地利益的政治積極性和他們踴躍參軍是我們工作勝利的基本原因，離開群眾的支持，離開了當地黨的努力，是不可能完成任務的；過分地強調了工作隊和你個人的作用，是一種個人英雄主義的錯誤觀念。」、任弼時的一番話，既讓這位幹部滿臉通紅，覺得很不好意思，也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這樣嚴肅的批評，任弼時不止做過一次，接受批評的同志都感到心悅誠服。任弼時既能以身作則，率先垂範，又能教育、影響和帶動身邊人也都注意工作方式方法。他通過言傳身教的方式潤物細無聲地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在潛移默化中幫助大家解決思想認識和工作作風問題，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把自己擺進去，勇於自我批評
全面深刻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高高在上，不僅要教育影響別人，幫助他人不斷改正錯誤、提高認識，更為重要和難能可貴的是善於把自己擺進去，自覺反省檢查自身存在的錯誤。任弼時以其偉大的人格魅力和真摯情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正確認識自己，嚴於解剖自己，起了示範帶頭作用，實現他人教育與自我教育的統一。這方面他是全黨的楷模。
1931年，任弼時曾批評毛澤東所提出的反對「本本主義」和「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主張是「在黨內流行一種狹隘的經驗論調」。在 1932年的寧都會議上，由於受「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任弼時指責毛澤東「等待觀念的錯誤」，批評毛澤東「過去向贛東發展路線與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等，並主張將毛澤東調到後方開展工作。
在後來領導蘇區建設的實踐和長征的過程中，任弼時逐漸認識到毛澤東觀點的正確。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弼時先後認真閱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和《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同時又看到毛澤東領導各項工作的高超藝術，進一步認識到毛澤東之所以正確，「是基於堅定立場和正確思想方法」，同時也為毛澤東深遂的思想理論所折服，因而對毛澤東從此「愛戴佩服」。
隨著對毛澤東了解的逐步加深，任弼時在擁護毛澤東的正確思想同時，並對自己的錯誤不斷反省和總結。
延安整風時期，任弼時在各種會議上對自己所犯錯誤進行總結。在 1941年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檢討自己當年在贛南會議上曾對毛澤東認為蘇區內部也能打仗的正確主張不以為然，說，「當時毛主席反對本本主義即是反對教條主義，我們當時反對所謂『狹隘經驗主義』是錯誤的」。
1943年，在中央高級學習組會議上，他又以十分真誠和實事求是的態度開展自我批評。事實上，任弼時將反省和自我批評貫穿於整風全過程，他甚至在為七大準備的發言稿中都明確表示：「在過去黨內領導犯三次『左』傾錯誤時期中，我都參與成為積極的執行者，錯誤的性質都是偏『左』」。批評之深刻、自覺和到位體現了任弼時的博大胸襟，為其他同志深刻地進行自我審視作了表率。
1944年，延安召開了湘贛工作座談會，以討論黨的歷史問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任弼時曾擔任過一段時間湘贛省委書記，故參加了會議。
他在發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現在我們來檢討歷史問題的時候，首先，應該從各種不同的歷史情況出發，了解歷史問題，檢討自己的錯誤。」在會上，他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我在省委的這一時期，對清理舊案，我沒有盡到責任。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他還對自己曾經執行了某些錯誤政策進行了深刻反省和剖析。
任弼時客觀而坦誠的分析和總結，尤其是勇於承擔責任的精神，獲得了大家的理解和肯定，也使大家統一了思想，認清了是非，心情愉快地投入新的工作中。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主動承認並及時改正錯誤，不僅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智慧，也是思想成熟和立場堅定的重要表現。任弼時不僅能夠幫助別人認識和改正錯誤，包容曾經犯過錯誤的人，而且敢於面對自身存在的缺點和不足，勇於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主動提高認識能力，樹立了改造主觀世界的榜樣。
實事求是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從根本上說，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沒有統一的模式、普遍適用的方式。所以，科學、有效地開展思想政治工作，要根據實際情況、條件和對象的不同而有針對性地進行。
任弼時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處理和解決問題。這就使他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時，能敏銳地覺察到各種潛在的問題，妥善處理各種複雜關係，找到解決問題的關鍵。
他慣於通過具體細緻的調查研究獲取真實信息，了解真實情況，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求內在規律性，從而預見發展的趨勢。他認為，注重調查研究能讓我們少走彎路，「每當一個新的問題發生需要處理時，能夠事前加以深入的調查研究，事後詳盡地總結經驗教訓，使我們少犯錯誤，不重犯錯誤，而能較快地走上正確的軌道」。
1933年，任弼時被調到湘贛蘇區任省委書記。面對肅反運動愈演愈烈的擴大化勢頭，他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做了大量客觀細緻的調查工作，包括找幹部、戰士和群眾談話，聽取受迫害同志的申訴等等，不僅正確評估了蘇區幹部隊伍，重申了黨的幹部政策，而且堅定地維護了黨的團結，逐漸地恢復了正常秩序。許多被解救的同志在回憶這段歷史時，都懷著十分感激的心情說：「我們都是倖存者，是任弼時同志救了我們！」
做思想政治工作，任弼時強調要理論聯繫實際。他認為，「『根本問題是思想方法問題，即如何使理論與實際真正聯繫的問題』。真正的理論家，『那就是能理論與實際聯繫起來，能從經驗中找出發展的規律而靈活的運用』，是『善於以理論為武器，根據具體的客觀事實正確的決定鬥爭政策』」，而不是空談和死背教條與公式。任弼時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
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是新時代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思想是行動的指南和先導，不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我們都要擰緊思想認識這個總開關，從源頭和根本上解決問題。思想政治工作既是黨的組織了解黨員幹部的渠道，也是提高黨員幹部責任感、使命感的有效方式。因為出色的思想政治工作，任弼時被稱為「黨內的媽媽」和「布爾什維克組織家」，他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至今仍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作者李祥，南京審計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文章來源：《黨的文獻》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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