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譜：血脈相連的記憶

作者：朱悅俊

上世紀初，封建舊制度被推翻，曲阜孔氏面臨其官封祭田極可能被新政府沒收的巨大危機。曲阜孔氏遂決定承認散居外地的孔姓者的孔子後裔身份，並聯合全國孔姓人家撰寫孔氏族譜。修譜，這一意在擴大宗族政治影響的舉動，帶給散居全國各地的孔氏一種特殊的榮耀。及至上世紀90年代，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生來到甘肅省大川村進行田野調查時，這種因得到曲阜孔氏認同而聲望倍增的榮光，依然沒有絲毫褪色。

《神堂記憶》

景軍

福建教育出版社

在景軍的描述中，大川位於蘭州附近，是一個孔姓人家聚居的村莊，村裡也有不多的外姓人。大川孔氏將自己的來源直接追溯到孔子，並在村裡建了一座規模不算小的孔廟。在1949年以前，這座孔廟是大川村及附近22個村莊共達兩萬人的祖先崇拜中心。

後來，這座孔廟被摧毀了。

戴眼鏡、背破書包的景軍來到大川時，大川孔氏正準備修復孔廟，並編纂一部祭孔的儀式書。那正是改革開放後，大川人的臉面剛剛變得油光的時候。

這種傳統文化制度的復甦，並不早於中國社會的平均值太多。據有關專家介紹，當下興盛的「修譜熱」就是始於20世紀90年代，不少家族不惜重金，耗時十幾二十年修譜，而且絕大多數並非名門望族，不過是平民百姓。據說，上海圖書館的家譜閱覽室近年獲捐的新家譜連年走高，每個月都能收錄20到30種。

奇怪得很，中國人似乎總是一方面越來越現代，一方面越來越傳統。細想之下，也不奇怪，「我是誰，我從哪裡來，將到哪裡去」本就是終極哲學命題，而一部族譜至少回答了其中兩個。

在對大川孔氏修復孔廟的觀察中，景軍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無論是1905年所修的族譜，還是1991年編纂的儀式書，都對不利於祖先名聲一些史實進行刪除、迴避或改動，製造出一個神話，說當年來到西北的大川孔氏的始祖不僅是個愛國者，而且是捍衛國家尊嚴的民族英雄。

此外，1991年完成的儀式書以「豐富的歷史材料、很正式的文風、深奧難懂的語言，以及儀式器具的複雜名稱」構建了一個儀式參與者似懂非懂的指導藍本，從而建立廟宇和典禮的權威性。正如景軍所說，「一種古奧和神聖的語言，與世俗世界區分開，暗示了儀式和儀式辭彙是忠誠地從遠古繼承下來的，因而象徵了正統和權威。」

這就是記憶的建構。

社會記憶有集體記憶、官方記憶、民間記憶三種研究取向。民間記憶則受限於個體生活經歷的局限，而呈現出「盲人摸象」的狀態。而集體記憶本就是特定社會群體的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在往事的提取和復刻過程中，產生後輩為先人避諱、先人被後輩神化的現象就再正常不過了，畢竟「我是誰」「我從哪裡來」「誰是我最親近的人」等一系列問題的中心，都是「我」。或許，在修譜這件事情上，最重要的不是事實，而是基因傳承、血脈相連的感覺。

當然，修譜這看似很傳統的行為，也正在融入現代性的因素。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一些家族修家譜不再「重男禁女」。2018年春節期間，華中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甘麗華就其親身經歷，詳細記錄了這種變化：「在這次修族譜中，女兒第一次被允許獨立『上族譜』：以前的老譜里，女兒只會出現在其父親的名下，新修的譜里，女兒也有獨立的一欄，既介紹其『來處』——如其祖其父，也會說明其『去向』——嫁至何地何人。」這種新的時代特色，可能使家譜族譜成為血脈相連的更完整的記憶。（朱悅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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