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專家在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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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老師真負責任，真不錯。」87歲的俄語系教授左少興一邊打開60多年前斯維亞托果爾教授的講義，一邊讚歎著曾經在北大任職的蘇聯專家。

上世紀五十年代，在冷戰背景下，中國颳起了「向蘇聯老大哥」學習之風。為了響應「全面學習蘇聯」的方針，蘇聯專家被聘請至北大講學，在幾年時間中幫助改造舊教育、發展新教育。

1952年11月3日，蘇聯政治經濟學專家古馬青珂教授初到中國，作為北大聘請的第一位蘇聯專家，開始了兩年的任職。流轉65年，當時聽專家用俄語授課的少年如今早已白髮蒼蒼，卻依然記得別樣的五十年代。

作者：

中國語言文學系2015級本科生黃竹莎

外國語學院2016級碩士研究生夏琪

「我沒想到我能考那麼好」

蘇聯專家到達北大後，紛紛投入到各個院系的課堂。然而，專家和學生的語言交流存在著障礙，上課方式和考核方式都與傳統模式不同，北大的學生在好奇中開始了新的學習之路。

為了跨越師生間的語言溝壑，學校引入了「翻譯教師」，從俄語系選出學生到各個院系進行翻譯工作，以便中國學生有效地聽懂老師的授課內容。

蘇聯專家主講的馬列主義基礎課便是如此，翻譯念講稿，學生埋頭記錄。每次上課，蘇聯專家西裝革履，學生亦衣著整潔、坐立端正以表示敬師敬業。講課時由於翻譯速度很快，學生們必須全神貫注，容不得走神半點，否則筆記就難記全。為了不遺漏，各人都自創速記符號，下課後再重新整理。課後，青年教師將學生集中在小教室輔導小組討論，同學們對重點疑難問題進行爭辯，直到弄清，最後由老師給出正確結論。

翻譯教師的節奏把控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講得太快，學生就記不下來，反之則無法跟上蘇聯專家的腳步。1952級北大中文系碩士生陸穎華對文學概論課上的俄語系翻譯張秋華印象深刻，「講課翻譯這個環節是很緊的，但是她翻譯得很好，水平很高。」

蘇聯專家沒有因為語言問題放鬆對學生的管教，相反，他們嚴格地要求學生的學習態度。薩坡什尼可夫的研究生班主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課程和畢業論文，按照北大當時的計劃，研究生班不用作畢業論文。但這位蘇聯專家要求研究生必須作論文，讓四個翻譯將二十本畢業論文全部翻譯成俄文後拿給他審閱，然後一個個進行論文答辯。

薩坡什尼可夫將班上的同學分成兩組，各設組長檢查讀書筆記，1952年進入北大哲學系的朱德生便是其中之一。有一次，朱德生組內一位同學沒有完成筆記，薩坡什尼可夫把當時的哲學系系主任鄭昕叫到辦公室，當著鄭昕的面大罵一通，發脾氣狠狠地拍桌子，裝糖水的杯子被他拍打至地。

他嘆了一口氣，皺著眉頭說：「像你們這麼學，我回去怎麼向蘇聯人民交代！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現在改一下，不想當科學院院士的研究生不是好研究生！」朱德生回憶，「薩坡什尼可夫要求很嚴格，我還是十分懷念他的。」

期末季的到來往往讓學生感到焦慮和緊張，尤其在新型的考試前，北大的學生們更是無所適從。學校的課程被劃分為兩種類型——考試課和考察課，考試課成績從原來的百分制改為優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級，考察課成績則分為通過、不通過。同時，北大參照蘇聯的模式增加口試的考核形式，按照「5分制」的標準進行打分。

圖1 文學史口試現場，右為卡普斯欽，中間為彭克巽（助手），左邊是考生（研究生）

陸穎華對文學概論課的期末考試印象尤其深刻。白紙上寫好題目再裹成小捲兒，學生從紙卷中任取其一，思考幾分鐘後根據題目進行回答，由翻譯老師將漢語譯成俄語講給蘇聯專家聽。陸穎華說：「我印象比較深是因為當時得了一個5分，我沒想到我能考到那麼好。」一直站在一旁目睹大家考試的中文系系主任楊晦老師欣慰地看著拿了滿分的陸穎華，露出了笑顏。

馬列主義基礎課的學生在小考場外間抽題，按序入場，四位老師像法官一樣分坐上面，學生們似「被告」坐在對面抽題回答後再由老師進一步提問，直到學生對此題的方方面面完全理解透徹。老師合議後由主考老師根據學生回答的全面深刻程度，給以5、4、3、2即優、良、中、劣四級分數。

但是，蘇聯專家並沒有一味地看重分數，他們常常從學生的角度思考。一次，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課舉行測驗，有一位教師沒有給第一個應考的同學充分的準備時間，令其抽題後立即回答。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教研組的鮑羅廷教授知道這件事後非常生氣。他說：「這是不近人情的事，簡直是和學生為難。學生有權利要求給他準備答案的時間，要是這種權利遭到剝奪，他可以提出控訴。」以學生為本，蘇聯專家給很多北大學生留下了「親切」的印象。

未名湖畔的舞會

不遠千里而來，帶著兩個國家的期待，蘇聯專家感受到了肩上的重量。生活在北大，他們成為文化溝通的橋樑，讓蘇聯的舞曲落入中國人的心中，種在五十年代的土壤里，同時又在一次次的交流中感受到了中華文化的魅力。文化的碰撞使蘇聯專家與北大師生間建立起了跨越國界的友誼。

居住在蘇聯專家招待所（現為友誼賓館）的蘇聯專家保持著用足尖感受生命的習慣，每逢周末和節假日，舞曲的聲音便縈繞在招待所的上空。

1956年十月革命紀念日的時候，北大俄語系助教左少興帶著班裡的幾名同學前往參與慶祝活動，在俄語歌中跟著專家們一同起舞。北大俄語系彭克巽教授提到教授文學的卡普斯欽專家最愛跳舞，未名湖畔的舞會成為他回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穿著布拉吉的夫人坐在湖邊談笑風生，學生們伴著音樂舞動著年輕的身姿，孩子的笑聲驚起陣陣波瀾。

圖2 蘇聯專家和研究生在未名湖畔舉辦舞會

閑暇之餘，專家也會跟著北大的老師或同學四處遊玩，女外教鮑羅金娜在天壇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在衛國戰爭中受傷的卡普斯欽拄著拐杖站在魯迅故居門前，感受著中國文學家的氣息……

圖3 卡普斯欽在魯迅故居前留影

不同的文化在融合時可能發生偏離，蘇聯專家與中國教授的相處並非一直平靜如水，相互碰撞後盪開的漣漪讓彼此在爭論中增進感情，成為跨越國界的好朋友。

1954年任北大化學系膠體化學教研室主任的傅鷹曾經一度瞧不起同在膠體化學教研室的諾沃德拉諾夫專家，他在公開場合散布說：「他只配做我的講師！」，兩人的關係由此十分僵硬。後來經過江隆基校長的調停，傅鷹才逐漸改變自己的觀點。

1956年7月，諾沃德拉諾夫任職期滿，準備回國時，傅鷹與他握手言好，談笑風生，相互贈送禮品。在諾氏代表專家組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之後，傅鷹即興賦詩一首，贈別諾沃德拉諾夫專家。他站起身，大聲念著：「二年絳帳春風暖，桃李盈庭一手栽。」後來諾沃德拉諾夫回應：「傅鷹教授確實是一位權威學者，我很欽佩他。」

文化在園地碰撞，兩個國家在北大融合靠近，向對方展示自己獨特的精神記憶。蘇聯專家與北大的教授們交流溝通，在共同的目標中留下了不同的情感體驗，彼此的爭論萌發著跨越國界的友誼，久久地盤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不願離開。

「那是知識分子的黃金年代」

1950年4月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決議，批准了蘇聯部長會議關於派遣一組蘇聯教授和講師前往中國工作的決議草案，以回應中國政府請求。為此，蘇聯挑選出42名教授、副教授和講師前往中國工作。以此為始，高校根據本校專業發展需要向高教部提出申請，引入蘇聯專家。

北京大學自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教學改革工作，包括將學制由學分制改成學年制，移植蘇聯高校的教研室制度等，目的是要按照蘇聯高等學校的榜樣把北大改造成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的大學。

當時湧入的蘇聯專家大致分為三類：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方面的專家、自然科學方面的專家、人文科學方面的專家。幾年的時間中，一些教研室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漸成長。向蘇聯專家學習的中國學生自覺地擔負起傳承的使命，在有限的時間內學到最精華的東西，隨之將其傳向各地。

根據「學習蘇聯先進經驗並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方針，北京大學在蘇聯專家的影響下逐步建立起新專業。

蘇洛諾夫於1954年初來到北京大學後，幫助建立了高級神經活動生理學，根據教師每個人的具體情況安排進修方向，從基礎的高級神經活動課起一直到分析器學說等專門課止。物理系電子物理教研室的專家謝曼，也把電子光學的最新成就帶給全體教師，他親自主持的討論會，每周三次，一年內從不間斷。

1956年初的一天，俄語系語言教研室的主任田寶齊教授找到當時為團支部委員的左少興，建議他脫產學習古代俄語，當時黨政領導的要求是：「蘇聯專家回國後，必須由你們頂上專家的課程。」儘管奉行「服從組織安排」的原則，他心中忍不住想：「現代俄語還要提高呢，還學古代的？」一段時間後，在俄語系工作的A·克里欽開始在靜園六院208室教授俄語歷史語法，四個月內讓左少興完成了由蘇聯出版的古俄語練習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