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學詩性共燦爛――中國傳統人文教育的魅力

中國傳統人文教育如何創造性轉化並破除當代應試教育的積弊？

每到春天，總會記起那些傳誦千年的美麗詩篇，如朱熹的《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

無邊光景一時新。

等閑識得東風面，

萬紫千紅總是春。

在中國詠春詩的海洋中，朱熹吟出了可以作為春詩「詩眼」的一句：「萬紫千紅總是春」。而唐代，韓愈的詩，則有早春景觀，最富觀察力想像力的描述：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

「白雪卻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

多年以來，我一直驚諤於一種歷史文化現象：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可以將看似各不相容的最嚴正的道學與最靈動的詩性集於一身。

韓愈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蘇軾譽之道：「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在唐代本土儒道兩教此起彼伏，外來宗教大規模傳播的文化環境中，韓愈力主復古尊儒、排斥佛老，寫出了《原道》、《原性》、《原毀》、《原仁》、《原鬼》五文和《諫迎佛骨表》奏告，成為中國儒家的經典文獻，韓愈也位忝中國古代最純正儒家學士之列。然而學士韓愈一點也不刻板，並擁有文人的激情和靈動的詩性。

宋代的朱熹集古代理學之大成，是中國封建後期最重要的思想家。通常認為其理論禁錮了思想、壓抑了人性，他的「存天理、滅人慾」的主張也被清代思想家戴震改正為「順人之情，遂人之欲」。但是朱熹個人作為傑出的哲學家、教育家、科學家和活潑的詩人，似乎不應對身後的消極理論影響負很大責任。恰如孔子被後世推上大成至聖先師的高度，也不是他生前可以想像的。從正面來說，朱熹畢竟樹立了與韓愈前後輝映的道學詩性共燦爛的典範。

發人深省的是，中國古代的傳統人文教育培育了大批集嚴正道學與靈魂詩性於一體的人才，韓愈、朱熹之外，代不乏人。劉禹錫、柳宗元、歐陽修、司馬光、蘇軾、于謙、王陽明、王夫之、顧炎武、趙翼、鄭板橋、曾國藩等，即是其中傑出的代表，他們兼修道學和詩藝，或以道學垂史，或以詩藝名世，或如韓愈、朱熹，道學詩藝俱登高峰。令人驚讚的是，詩藝不僅是中國古代傑出知識分子的喜愛和特長，而且也為一般學士文人所喜愛和掌握，在中國文化寶庫中，文人學士的詩文集汗牛充棟。許多人名不見經傳，甚至生卒不詳，卻留下了膾炙人口的詩作，如吟出「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的林升，又如作詩如畫的葉紹翁詩：「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二人皆不知其生卒年份。

相比之下，在傳統文化衰落和應試教育背景下成長起來的當代文化人，不僅是自然科學工作者，還是人文社科工作者，也不管是普通學士文人，還是聲名顯揚的著名學者，絕少有理性與詩性均衡發展的人才，更不見雙峰並峙的巨擘，多的是詩性湮沒的理工男和理性貧乏的文藝青年。中國傳統人文教育的魅力也因此而顯現。至於中國傳統人文教育何以有此魔力，本文不能詳述，而只想指出一點：在科舉強制力和社會詩藝風氣共同作用下，由書院教育和家教長期熏陶積澱而成傳統。唐代進士科舉同時要考詩賦和經義，使唐代成為詩歌繁榮的朝代，詩藝成為文人學士必備的修養。至宋代詩風猶存而經義見重，書院和家教執此兩端不放，由此奠定中國千年的文化價值和學風文潮。雖有「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學拘束，終不能扼殺中國文人學士骨子裡的浪漫情懷和靈動詩性。即便是在傳統餘緒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即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生的一代，無論是政界、軍界、人文社科領域還是自然科學領域，還有大批理性、詩藝皆臻一流的名家大師，如魯迅、郭沫若、毛澤東、華羅庚、蘇步青等。

中國傳統人文教育如何創造性轉化並破除當代應試教育的積弊？

作者簡介：朱亞宗，國防科技大學教授，少將，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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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目恰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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