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對外傳播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首次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10月24日，中共十九大通過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被正式寫入黨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是黨中央根據中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做出的政治論斷，是對黨的基本理論的突破與發展；向世界宣介這一思想，則是新時代中國對外傳播工作的重中之重。

對外傳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首先需要解決認知問題（或避免認知偏差），因為認知決定著傳播行為，影響著相關信息的生產、加工，以及落地效果。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改革發展成功實踐的總結

理論來源於實踐，理論的創新與發展同樣離不開實踐。作為一種思想體系，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中國社會現實的反映，是對改革開放40年來，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治國理政、參與全球治理經驗的總結與提煉；進一步說，它是在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轉折關頭，在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全面把握的基礎上形成的，具有豐富的實踐內涵。而這一歷史轉折過程又在我們每個人面前真實地上演著。

從中國自身發展變化的角度看。十年文革期間，國內政治局面混亂，經濟發展幾乎停滯，甚至瀕於崩潰。197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只有3645億元，就人均經濟總量而言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20世紀80年代國門打開後，中國人驚訝地發現外部世界已經遠遠超出自己的想像，不要說歐美髮達國家了，就連「亞洲四小龍」（香港、台灣、新加坡、韓國）都實現了經濟騰飛，走向了高度富裕；即便是20世紀90年代崛起「亞洲四小虎」（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經濟也在突飛猛進，令我們望塵莫及。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韓國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四小虎超過3000美元時，中國人均GDP長期在300-500美元之間徘徊；當香港、台灣的家電產品、私人轎車開始普及時，中國大陸還有相當多的地區沒有用上電；當日本人乘坐新幹線上下班時，中國的火車時速還停留在每小時幾十公里。正因為如此，睜開眼睛看世界並主動擁抱世界就成為改革開放初期許多中國人的迫切需要；伴隨著出國留學大潮向歐美國家的涌動，也有不少內地人偷渡到香港、泰國、菲律賓等地，只為生活更好，收入更高。

從積貧積弱到解決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再到總體上實現小康，由「富起來」向「強起來」邁進；從一窮二白到經濟、科技實力不斷增長，與國際先進水平對接直至超越，中國用40年的時間完成了其他國家用了上百年甚至數百年時間才完成的轉變，實現了跨越性的發展，其中的每一步都是實實在在、有目共睹的。

從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角度看，由於文革十年經濟陷於停滯狀態，所處外部環境又具有一定的複雜性，改革開放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政府將工作重心放在國內的經濟建設上，對外則秉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原則，在國際事務中一般採取擱置爭議、淡化糾紛的策略，總體上表現出隱忍、剋制、低調的特點。中共十八大以後，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走上中國政治舞台的前沿，並在國際社會的矚目下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前幾屆國家領導人重點研判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基礎上，新一屆領導人開始站在全球戰略高度思考和規劃中國的發展，形成了與時俱進的全球化思維格局。基於這一思維格局，黨中央在國際關係方面不斷推出新舉措，立足於地區和全球戰略的新思想、新理念相繼面世：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打造「亞洲新安全觀」，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等等。與此同時，中國積极參与國際事務和全球治理，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方案，包括設立絲路基金，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參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籌建，推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建設和亞太自貿區的建立，在金磚國家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等地區性國際組織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迄今為止，中國已同80多個國家和組織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政府間協議，一系列重大項目已經落地並初見成效；中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相繼被聯合國決議、安理會決議所採納。

這些新思想、新理念、新舉措不但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一種自我超越，也超越了長期以來佔據國際社會主體地位的西方思想體系和發展模式。這一點不應被忽視。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具有客觀需要

長期以來，一些西方大國憑藉其經濟、軍事方面的實力，將自己的發展模式連同思想價值體系和政治制度一起向全球輸出；而那些二戰後獲得獨立的國家，也普遍存在「西方崇拜」情結，認為將西方發達國家的理論、經驗直接拿來使用就能取得成功，就能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追趕。但事實證明，簡單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經驗並不能夠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民富國強」的現代化夢想，這方面成功的先例少之又少。近些年來，許多國家對於西方模式，尤其是其中的價值觀捆綁戰略產生質疑與反感；一些採用了西方模式的國家也因「水土不服」陷入失望或絕望中。與此同時，「中國經驗」、「中國模式」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關注與重視。「中國經驗」的特徵恰恰在於：中國沒有迷信西方模式（包括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而是從實際出發，找到了一條適合自身發展的現代化道路，進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思想、理論和實踐模式。這正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自主實現現代化進程所需要的。就連一向認為民主是經濟發展動力的著名國際經濟學家丹比薩·莫約（Dambisa Moyo）也注意到：「西方的政治和經濟思想體系第一次迎來了真正的挑戰——中國體系……這種中國體系正被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國家的人們接受並學習。因為他們越來越相信，這才是能夠保證最好最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體系」。

事實正是如此。曾經擔任衣索比亞領導人21年的梅萊斯·澤納維2012年去世前就經常表示，希望本國效仿中國的經濟戰略；他指出自由市場的局限性，並就衣索比亞基礎設施和製造業建設謀求與中國的合作。事實上，在此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在國家資源嚴重匱乏的情況下，衣索比亞政府就以中國模式為樣板，制定政府部門主導的經濟發展計劃，大舉投資發展基礎建設和製造業，被西方媒體稱為「非洲版中國」。IMF數據顯示，衣索比亞2016年的GDP總額超過肯亞，成為東非第一大經濟體。雖然這個「非洲版中國」目前仍然面臨著很多挑戰，包括整體經濟基礎薄弱，失業率高，種族矛盾時有發生等等，但是其政局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成效是顯而易見的。不久前英國《衛報》文章引述衣索比亞一位官員的話說，「我們落後中國20年，我們要效仿他們，趕上他們。」文中表明，這樣的國家不僅是衣索比亞，其他如盧安達、玻利維亞等國都希望學習中國的經驗，實現本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我們周邊的一些國家在制定本國相關政策時，也借鑒了中國的經驗。例如2015年4月，中央對外聯絡部組織以學者為主要成員的交流小組對寮國、柬埔寨進行工作訪問。其間交流小組成員圍繞深化改革、治國理政的新理念等話題向老、柬政黨幹部做了專題介紹，老、柬政黨幹部則紛紛提問，迫切希望了解中國的治國、黨建理念和具體做法，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從嚴治黨、依法治國方面的經驗，黨的基層組織的建設以及反腐敗巡視、嚴查嚴打的做法等等。尤其是寮國，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寮國就學習中國經驗，開始實行「革新開放」；寮國人民革命黨借鑒中國紀檢工作的做法，對其紀檢系統進行了整改，建立了群眾、輿論及黨外監督一體化的機制。事實證明，對於那些尚未實現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的經驗或模式要比西方模式更具普遍意義和示範效應。這既是一種客觀需要，也是新時代中國對外傳播的歷史使命。

以「一帶一路」建設為抓手，細分受眾，提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對外傳播效果

落地涉及受眾，受眾需要細分。而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對於「受眾」有著明確的闡釋：「……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世界發展中國家的貢獻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在隨後舉行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我們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這本身就是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貢獻。我們也要通過推動中國發展給世界創造更多的機遇，通過深化自身實踐探索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並同世界各國分享。」

由此可見，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對外傳播中，廣大發展中國家是我們重要的受眾群體。值得注意的是，向發展中國家傳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單是指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的思想、觀念、主張進行普遍性的宣介，還要求傳播主體具有國別意識和問題意識，對於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提出的相關問題和所存疑惑做出必要的回應，擔負起釋疑解惑的責任。

我們知道，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明確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就是要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建設則是其中的重要抓手。而「一帶一路」沿線的65個國家，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

應當充分肯定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在出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時介紹這一倡議的理念、宗旨和目標，並與這些國家的領導人達成合作共識。2017年「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舉辦，進一步擴大了「一帶一路」倡議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國內主流媒體也投入其中，全力進行宣傳報道。但是「一帶一路」畢竟涉及不同地域的數十個國家，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狀況、社會文化習俗、歷史發展軌跡不同，對於「一帶一路」共建的訴求也有所不同，誤解、偏見與疑惑在所難免。我曾經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在「一帶一路」對外傳播中，中國對外傳播主體的當解之「惑」包括四個方面：慣性思維、對接困惑、認知落差和現實憂慮。所謂慣性思維，是指人們基於以往的經歷與感受，對當前事物產生的一種套路性認知和刻板印象。將「一帶一路」與「馬歇爾計劃」相提並論就是一例。所謂對接困惑，是指「一帶一路」倡議應與沿線各國自身發展戰略相契合，否則對方難免出現疑惑與排斥心理。所謂認知落差，是指中國的形象自塑並未在對象國受眾那裡獲得相應的認可，二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反差。所謂現實憂慮是指與中國有著利益糾葛並處於大國博弈角力場中的沿線國家對「一帶一路」表現出的複雜心理。顯而易見的是，這些疑惑的存在將會影響「一帶一路」共建的質量與進程，甚至直接影響它的落地效果。這就對包括主流媒體在內的對外傳播主體提出了新的要求：樹立「一國一策」意識，在充分了解沿線各國涉華輿情的基礎上，進行對應性的、細緻入微的溝通，該解釋的解釋，該澄清的澄清，防止因輿論畸變導致雙方利益受損。

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對外傳播中，除了發展中國家之外，西方發達國家的民眾更是我們應當重視的受眾群體。如前所述，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是要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西方發達國家就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直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並憑藉其信息資源佔有上的優勢將這種看法傳遍世界，影響著更多人對於中國的認知與判斷。如果說，在對外傳播中，我們面向發展中國家主要是釋疑解惑的話，那麼有的發達國家則主要不是「疑」與「惑」的問題，而是有意為之，其言行背後是意識形態偏見和利益博弈的考量。

正因為如此，在中國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的幾十年間，來自西方國家的「中國威脅論」幾乎沒有中斷過；最近一段時間，從政治領域到安全領域，從經濟發展到科技進步，新一輪的「中國威脅論」又捲土重來。2017年12月18日，美國白宮發布了特朗普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在這份報告中，特朗普政府重新界定了中美關係，將中國（和俄羅斯）列為戰略「競爭者」(competitors)；而在特朗普的首個國情咨文演講中（2018年1月31日），他則進一步將中國（和俄羅斯）定義為競爭「對手」（rivals）。其他國家也緊隨美國發表指責中國的言論。例如英國針對中國提出「銳實力」（sharp power）的概念，《經濟學人》雜誌在封面文章《銳實力——中國影響力的新形態》中指出，中國試圖對其他國家的政界、媒體和學術界進行滲透和分化；澳大利亞的一些媒體捕風捉影，刻意渲染中國對澳的所謂政治滲透；德國、法國、義大利聯合起草了一份加強對外資併購審查和控制的法律草案，以遏制中資在歐洲的收購。

就其性質而言，新一輪「中國威脅論」是世界格局、大國力量對比變化之下的產物，它所針對的不再是那個積貧積弱的中國，而是綜合實力快速增長、國際影響力不斷上升的中國，因而具有更強的威懾與攻擊力度，或可視為西方國家與中國（和俄羅斯）進行新的戰略博弈的開場鑼鼓。面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輿論攻勢，中國不能迴避。不但不迴避，還要儘快學會、掌握輿論戰的策略、技巧，進行有效的應對，並做好長期作戰的準備。如果應對不力，西方國家的涉華輿論必然會在短時間內迅速聚合，廣泛擴散，產生集群與極化效應，從而使中國在「缺席審判」的境況下被貼上更多的標籤。這對中國的影響將是非常負面的。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進行輿論應對時，應當避免兩種傾向：一是妄自尊大，二是妄自菲薄。具體來說，我們既沒有必要以西方人的視角反觀中國，人云亦云，人輕我輕，缺乏自尊自信，喪失國格人格；也沒有必要自我膨脹，大言炎炎，睨一切，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在詭譎多變的國際局勢面前喪失判斷能力，以至腹背受敵，陷於被動。說到底，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都是缺乏自信的表現。我們既要堅持原則，敢於發聲，向世界表明自己的態度，又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講究戰略戰術，以大國心態從容應對，以包容、和平、理性贏得尊重。這才是由世界大國向世界強國邁進的中國應有的姿態。

綜上所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具有堅實的實踐基礎，這一思想的傳播又具有廣泛的需要。既然如此，我們就應當堅信：當今中國的快速發展，是我國獨立自主進行改革開放探索的必然結果，它充分印證了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仍然葆有生機與活力，並打破了西方模式具有唯一優越性的神話。由此出發，我們需要進行觀念和心態上的調整，充分樹立自信，進一步增強主體意識和引領意識，以中國在轉型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經驗、理念、思想與世界分享。與此同時，包括媒體在內的對外傳播主體還應具有問題意識，並由一般性的政策闡釋轉變為針對性傳播、嵌入式傳播和精準傳播，及時回應不同國家對於中國的關切與質疑；進行必要的輿論引導與糾偏，避免這方面話語的主觀性、概念性、空泛化與表面化。這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外傳播的題中應有之意。

注釋請查閱《對外傳播》紙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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