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反對納粹政權，但卻幸運的逃離了被關入集中營的命運

導讀：愛因斯坦發對過納粹政權，這是大家知道的。那麼作為一個猶太人，他是否受過迫害，看看此文，就知道了。

對納粹黨人而言，愛因斯坦並不僅僅是一個猶太科學家。他在社會的名望使他擁有大量的聽眾，而這就意味著政治影響。作為一個忠實的民主和和平人士，他反對納粹黨人和德國民族主義者的政治目的，也因此成了長達幾年誹謗戰的主要目標。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希特勒「接管」了政權，這為「秋後算賬」提供了良好的機會。１９３３年３月２日，愛因斯坦，還有一批藝術家和作家，遭到了納粹黨報《民族觀察者》的猛烈抨擊。

幸運的是當時世界顯示了奇蹟，愛因斯坦沒有進集中營。就在希特勒奪取政權的那天，愛因斯坦攜帶妻子愛爾莎已安全離開德國，踏上了去美國訪問的旅途。具有歷史諷刺意味的是，愛因斯坦此行的目的是為了「增進德－美友誼」，並且由美方資助。愛因斯坦迅速抓住來自國外消息的暗示，並逃離了德國。

愛因斯坦，一個忠誠的和平主義戰士，只有他懂得：只有政治手段和政治決定才有助於反抗第三帝國。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０日，愛因斯坦在對美國記者的談話時講：「只要有可能，我只願意生活在一個政治自由、寬容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國家裡。言論自由和書面發表政治意見的自由也是政治自由中的一個部分，尊重個人信仰是寬容的一部分。這些條件，目前在德國還不成熟。在那裡，特別是那些以促進國際間相互理解為事業的人正慘遭迫害。」

愛因斯坦的採訪談話在德國報紙上引起了強烈的負面反應。德國的物理學家們驚慌地在愛因斯坦和新的「國家政府」間躊躇彷徨。

普朗克寫道：「我知道以後十分痛心，在這個困擾和困難的時刻，正是謠言風起之時，到處都在轉播你的公開和私下的政治聲明。你不該多講話，我不是要檢驗誰錯，我只是清楚地看到您的講話使得那些尊重和敬慕您的人更加難以捍衛您了。」

３月２９日，帝國特派員向文化部要求，就愛因斯坦發表反對第三帝國言論新聞報導進行調查，如果需要的話可以給予紀律處分。普朗克似乎再也無力調解。２０年前，普朗克把愛因斯坦引薦給柏林學院。兩人彼此間的傾慕產生了友誼。

他們倆政治觀點不同，年齡相差幾十歲，脾氣也不同，他們間的相互尊敬從未溢於言表，但的確相當深厚。因此，要求愛因斯坦自願退出柏林科學院對普朗克而言是非常困難的，但卻又必須如此。然而，愛因斯坦早已經提出辭職。「我已經考慮到，我的辭職對科學院是件好事至少對那些較好的成員而言是這樣。」目的似乎達到了：隔離愛因斯坦的任務已經完成，新政府「不能容忍他」，科學院也得以保持它的聖潔了，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但聰明人的網編織得太天衣無縫了，納粹們不會以這麼惹人注目的方式結束這件事。文化部下 達「緊急通知」，要求科學院發表一個公開的聲明。在３個秘書缺席的情況下，律師恩斯特·海曼ＥｒｎｅｓｔＨｅｙｍａｎｎ宣讀了一項可恥的聲明，說柏林科學院沒有機會為「愛因斯坦的辭職而感到遺憾」。

這份聲明是科學院對「聯合抵制猶太人日」的一點貢獻。１９３３年４月１日，就在這一天，柏林科學院公開發表了對愛因斯坦事件的觀點，ＳＡ（德國納粹衝鋒隊）進駐了大學和技術學院，猶太教授和工作人員在備受辱罵和攻擊的情形下，被趕出了研究所。ＳＡ小隊強行進入法庭，擾亂猶太法官正在進行的審判。在城市，顧客不得進入猶太人開的商店。這些胡作非為的行動中，ＳＡ和ＳＳ（德國納粹黨衛隊）行使所謂「編外警察」的職能，這實際上是執行新當權人物的意旨。

面對這些事件，雖然德國知識分子感到憤怒、羞恥，但他們只能把感情深深埋藏起來。敏感和容易激動的勞厄卻沒有這種明智的自制力。他現在不能將來也不願意保持沉默。他強烈地反對海曼宣讀的官方聲明，還準備申請，請求在科學院召開全體院士非常會議，重新討論這件事，他還想力爭儘可能更多的人簽名以支持他的動議。結果如何呢只有兩個院士簽了名。

勞厄打電報給在泰奧米納的普朗克：「這兒急需你親自出席會議。」但這是白費，普朗克深知勞厄的呼籲不會有任何結果。勞厄的請願失敗了。科學院贊同海曼反對愛因斯坦的聲明，甚至為「感謝他堅持不懈的努力」而投了海曼的票。愛因斯坦原來學院的同事們明白，在當前政治形勢下與愛因斯坦脫離接觸是不可避免的，否則十分危險。他們認為只能如此。政府還指控愛因斯坦正在導演反德國的「暴行」，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甚至贊同與愛因斯坦保持一定距離。

１９３３年，這些遭遇都發生在這樣一個人，一個世界上稱他為牛頓第二，德國科學黃金時代的頂樑柱，一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外國科學家急於認識他，並由此而與德國建立聯繫的人，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身上。

愛因斯坦曾參加過大量德國科學機構的創建工作。當他離開普魯士科學院時，原來他與這個國家文化生活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所有關係都已破裂。現在有些團體，或出於自願，或是在上級的監視之下，開始審查他們與愛因斯坦的關係。而新聞界肯定會就其所需地加以混淆，愛因斯坦不得不痛苦地承受長期的內心折磨。他給勞厄寫道：「我知道名冊中還有有我名字的組織，由於無法澄清的原因，可能會為我的還在德國的許多朋友帶來許多麻煩。因此，我委託您，如果可能的話，將我的名字從這些機構中刪去。這些組織包括：德國物理學會……等等協會。我全權委託您代我辦理這件事。但在行動過程中最好避免引起新的麻煩。」

「物理泰斗」愛因斯坦被驅逐出柏林來到新世界，十分令人注目，而這就意味著：德國在物理學中的領導地位現在結束了，它已從柏林轉移到了大西洋對岸美利堅合眾國。

一陣又一陣的自吹自擂，終於將一個法制國家變成了獨裁的統治。１９３３年４月７日通過了《內政職務恢復法》。這完全是專斷橫行。過去任命的教授一直是「終身制」，如今這個既定的權利被大筆一揮全部勾銷。凡符合第４節內容者即可被解僱，而這節中含糊的詞語，為政治恐嚇和威脅提供了良好的機會。第３節是直接針對猶太人公務員，也傷害了高水平的猶太科學家和學者。其實他們無論怎樣也沒認為自己是「非德國人」，相反，他們和絕大多數市民一樣都屬於德國民族。

根據這一法律，所有任職１０年以上的公務員在被辭退時可以得到一筆退休金，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前線作過戰的人將不會被辭退。最初幾個月還按法執行，但過了這幾個月就不再「仁慈」了。猶太人公民權都沒有，他們去哪兒申訴？

因此，在毫無責任意識的「振興德國」的口號下，真正傑出的人才都湧出了這個國家。對德國科學來說這是一次大放血。沒有精確的移民數字，但１９３７年一個不完全統計表明，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冬季，德國的大學和技術學院的７７５８名教職員工中，１１４５名教授和大學教師被解僱，佔１５％。在物理學界則更高。在教育系統中，大約有四分之一的有才幹的知識分子離開了德國。部分德國大學的在校生減少了一半，從１９２９年的１１２，０００減到１９３９年的５６，０００；在校生的減少與這種文化遷移有部分關係。德國學者們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共事多年，昨天還在一起的同行們幾乎在一夜之間相繼離開，他們對此既感到無能為力，又感到羞恥和憤怒。以前他們在一起共同教學，共同研究，一起度過了多少美好的時光，現在卻被迫天各一方。

哈伯的命運最慘。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毒氣之父」，無論在戰爭時期還是在和平時期他一心只做有益於「祖國」的事情，現在卻被驅逐出境。１９３３年以後，新的「國民政府」把國外稱作「戰犯」的那些人譽為英雄和愛國者。當哈伯得知他不能獲得這種「讚譽」的惟一的原因是因為他是猶太人時，他完全崩潰了，他那先前那種人所共知的自信心被徹底摧毀了。

勞厄講：「就我所知，還沒有哪位研究所所長像哈伯那樣把研究所看成是他自己的組成部分。因此，１９３３年他被迫離職時，他所受的傷害是無法痊癒的。我知道幾年前他就染上了心絞痛，這時迅速加劇。我還記得他在一次陣痛之後嘆息：『這痛太難於忍受了，怎麼還不死去』勞厄和邁特納幾乎每天輪流看護著哈伯。邁特納後來回憶說：勞厄的同情心和熱心真讓我驚訝，他總是設法儘力緩解哈伯的困難處境。」

當時，愛因斯坦寫信給玻恩，一個移民給另一個移民寫信，說：「您知道我從未從道德和政治的關係方面過度估計德國人。但我必須承認，他們殘暴和懦弱的程度仍然使我吃驚。」愛因斯坦不知道普朗克決定親自去同希特勒交涉。「希特勒攫取政權後，作為威廉皇帝學會主席，我有責任去見元首。我決定利用這次機會為我的同事哈伯講幾句公道，如果不是他發明從空氣中提取氮以合成氨的過程，第一次大戰一開始時我們就會失敗。

希特勒一個字一個字地回答說：『我絕對沒有排斥猶太人的意思。但猶太人都是共產主義者，後者才是我的敵人，這才是我鬥爭的目的所在。』我講，猶太人有好多種……也包括有良好德國文化的古老家族，必須區別對待。他答道：『不對，猶太人就是猶太人，所有猶太人聯合起來就有麻煩。哪裡有一個猶太人，其他猶太人馬上就聚集到 一起。猶太人自己的任務是將自己區分為不同類型的猶太人，但現在他們還未能做到這一點，因此我必須一視同仁地反對所有猶太人。』我講，如果有才華的猶太人被迫移民，對我們意味著自己傷害自己，因為我們需要他們的科學和技術，再者他們會給別的國家帶去好處。他不願再多說什麼，概而括之，最後他說：『傳說我偶爾受到神經衰弱之苦。那是謠言，我的精神是鋼澆鐵鑄成的。』同時把身體俯到膝部，話越說越快，開始發脾氣了，我再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我只有沉默，然後離開。 」

普朗克是「元首和帝國總理」希特勒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接見的一位著名科學家。希特勒從不關心基礎研究，他從來都不理解基礎研究對現代工業國家的意義。更糟的是，他還嫉恨科學家，他忘不了１９３３年以前知識分子對他人格的蔑視。

民族的領袖，「國民政府」的「元首」，無動於衷地看著智力源泉——國家的無價之寶一個個被逐出柏林，趕出德國。當粗暴的強權政治被認為能把德國推上世界至尊統治地位的政治開始時，德國在世界上地位所賴以建立的主要支柱卻被盲從的輿論損壞了。

獨立學者靈遁者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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