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折、榮耀與夢想：馬丁·路德·金人生簡史

新聞 04-04

文 | 田思奇

編輯 | 陳升龍

像你們每個人一樣，我也想活得長久一點，長壽當然有它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對此我已不再介意了。我只想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他讓我來到了山頂，我向下俯瞰，看到了應許之地。也許我無法和你一起去到那裡，但今晚我想你們知道，作為一個民族，我們將會到達應許之地。

1968年4月3日，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發表了這篇名為《我來到了山頂》（I"ve been to the mountaintop）的演說。一天後的?4月4日，即距今整整五十年前，他站在下榻的汽車旅館陽台上，被街對面呼嘯而來的子彈打穿了脖子。這位黑人民權領袖的生命在39歲時戛然而止。

少年遭遇

時間回溯至「大蕭條」時代前夕。1929年，馬丁·路德·金出生於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這裡是可口可樂公司的總部所在地，也被稱為美國的「南方門戶」。馬丁·路德·金居住的社區很「平凡」：沒人掙大錢，也沒人窮得吃不上飯，大家的收入都在平均線附近。

6歲時的一天，這位黑人小朋友第一次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挫折：上小學後，他和3歲起就玩在一起的白人小夥伴「絕交」了。準確來說，是人家選擇不和他玩了。

在經濟寬裕、充滿愛意的家庭氛圍中長大的馬丁·路德·金不理解自己做錯了什麼。在當晚的飯桌上，他向父母提出了心中的疑問。

他的父親，老馬丁·路德·金，是一位堅強自信的牧師，也是全美有色人種協會（NAACP）亞特蘭大地區的主席。在兒子看來，世上就沒有比自己的父親更勇敢無畏的人。父親從來不怕那些「野蠻的白人」：如果他們對父親說了什麼侮辱性的話，他就會用確鑿無疑的語句表態說：我討厭這樣。

和如今的許多家庭一樣，馬丁·路德·金的母親則要面對如何教導兒子「什麼是黑人身份認同」的問題。母親說，自己要有一種「大人物」的感覺，但出門在外肯定會碰到「你不配」，「你不行」之類的論調，但最重要的是堅信「你和大家一樣出色」。

父母的經歷和介紹讓

馬丁·路德·金

開始對「種族」問題產生懵懂的認知。雖然父母還在教育他說「愛眾人是基督徒的責任」，但在之後的很多年裡，馬丁·路德·金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麼有一個種族的人迫使自己和最好的玩伴分離，自己卻還要去愛他們？

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馬丁·路德·金見證了數不勝數的種族隔離和歧視，他和小夥伴要被迫去上招收不同種族的小學，他不能在亞特蘭大游泳，還在漫長的巴士旅途中把座位讓給白人。他親眼見證暴力執法，以及三K黨如何殘忍毆打黑人。

同時，馬丁·路德·金還意識到社會不公存在多種表現形式，種族歧視和經濟歧視就像是永不分離的雙生子。打工的時候，他發現貧窮的白人受到的欺辱和黑人差不多，這為他20年後發起的運動埋下了種子。

1944年，連跳兩級的馬丁·路德·金進入亞特蘭大的莫豪斯學院上大學，在自由的學術環境里，馬丁·路德·金和學生學者一起理性地探討種族問題。後來，他北上去往賓夕法尼亞州的克洛澤神學院讀書。為了接受更系統的學術訓練，他又進入波士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在學校里，馬丁·路德·金非常清楚外界對黑人有著怎樣的刻板印象：黑人愛遲到、笑得很大聲、又臟又亂。有那麼一段時間，他特別在意這些事。即便遲到一分鐘，他也堅信教室里所有白人同學都注意到他來晚了；他刻意保持嚴肅，不怎麼笑；還經常穿得過於正式，房間一塵不染，鞋子鋥光瓦亮。

1954年，將要取得神學博士學位的馬丁·路德·金接受了蒙哥馬利德克斯特浸信會教堂的邀請，與妻子南下，子承父業，正式成為一名牧師。

成名瞬間

牧師馬丁·路德·金深刻意識到，講道內容源於人們的生活經歷。因此，他必須了解聽眾們面臨的具體問題。受過教育的傳道人經常會讓人們迷失在抽象的神學中，而不是根據人們的經歷來展示神學。而他決心恪守的宗旨是：永遠要把複雜的過程變得簡單。

最重要的是，馬丁·路德·金認為傳道是一個雙向的過程。一方面，他試圖改變個人的靈魂，以便他們的社會可以改變。另一方面，他必須試圖改變社會，讓個人的靈魂有所改變。因此，他有責任關心失業、貧民窟和經濟困窘等社會議題。

平靜的牧師生涯只維持了一年多。1955年底，黑人女子羅莎·帕克斯在公交車上拒絕讓座給白人，這一行為標誌著黑人沉默的終結，開啟了美國民權運動歷史的新篇章。在當時，它的直接後續便是引爆了為期超過380天的蒙哥馬利公交抵制運動，組織者之一就是馬丁·路德·金。

抵制活動伊始，蒙哥馬利促進聯合會（MIA）還需要選舉一名新主席。有人說：「我想提名馬丁·路德·金牧師」。就這樣，馬丁·路德·金還來不及考慮，這項提議便獲得通過。當時，他只有20分鐘時間來準備一生中最具決定性的演講。

猶豫不決的馬丁·路德·金又耽擱了5分鐘，現在他只有不到15分鐘的準備時間。然而他又陷入兩難境地：如何發表振奮人心的言論，鼓動人們採取行動，並且還能保證這種熱情是可控的，在基督教劃定的界限之內？

時間很快就到了。馬丁·路德·金走到台前說：

……我們沒有錯。我們在做的一切並沒有錯。如果我們錯了，這個國家的最高法院就是錯的；如果我們錯了，美國憲法就是錯的；如果我們錯了，全能的上帝就是錯的；如果我們錯了，耶穌便只是一個從未踏入塵世的烏托邦主義者。我們下定決心在蒙哥馬利工作、戰鬥，直到正義如波濤江海奔涌而下。」

從那時起，馬丁·路德·金的身份便不再僅僅是一名牧師，更是民權運動的倡導者。在《時代》雜誌於1957年2月發表封面文章報道抵制公交運動後，馬丁·路德·金在全美範圍內收穫了巨大的聲望，成為出門在外會被各種族的人簇擁著的名人。

1958年，馬丁·路德·金完成了記錄抵制運動的新書，並在紐約哈勒姆區舉行了簽售會。簽售現場，一名黑人婦女走上前來問道：「你就是

馬丁·路德·金

嗎？」他頭也不抬地回答說：「是的。」下一秒，這名黑人女子拿刀刺入了馬丁·路德·金的胸膛。

手術後，馬丁·路德·金從這位精神失常的女性手裡撿回了一條命。後來他才得知，在刀沒有被拔出前，如果他打個噴嚏，自己的主動脈就會被刺穿，他會溺死於自己的血液。

事後，他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問候，其中一位白人小女孩這樣寫道：「我讀到了你遭遇的不幸。聽說如果當時你打個噴嚏就會死。我就是想寫信告訴你，你當時沒打噴嚏，這一點可真令人高興啊。」

至耀時刻

從南到北，從伯明翰到奧爾伯尼，馬丁·路德·金把民權運動帶到了全美各地。1963年夏天，他來到了華盛頓。8月27日，他分別在紐約和華盛頓準備次日的演講。晚上10點，他抵達華盛頓的酒店，又花了一個小時過了一遍自己要說什麼，之後準備演講提綱到凌晨4點。?

「我有一個夢想，」這個句子其實馬丁·路德·金在以前演講里用過很多次了，但他覺得應該在林肯紀念堂再重複一次。

「我有一個夢想

，

」不知為什麼，講到這一句之後，馬丁路德金徹底偏離了自己準備好的講稿。

我夢想有一天，這個國家會站立起來，真正實現其信條的真諦：「我們認為真理是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我夢想有一天，在喬治亞的紅山上，昔日奴隸的兒子將能夠和昔日奴隸主的兒子坐在一起，共敘兄弟情誼。

我夢想有一天，甚至連密西西比州這個正義匿跡，壓迫成風，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將變成自由和正義的綠洲。

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將在一個不是以他們的膚色，而是以他們的品格優劣來評價他們的國度里生活。

今天，我有一個夢想。我夢想有一天，亞拉巴馬州能夠有所轉變，儘管該州州長現在仍然滿口異議，反對聯邦法令，但有朝一日，那裡的黑人男孩和女孩將能與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攜手並進。

今天，我有一個夢想。

我夢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聖光披露，滿照人間。

次年10月的一天早上，馬丁·路德·金被妻子打來的電話驚醒。挪威政府宣布，他獲得了1964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

馬丁·路德·金很震驚。當然，這位1963年的《時代》雜誌年度人物已經知道自己被提名了，但在平權運動過程中，誰會有時間考慮是否獲得榮譽呢？

儘管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他還是興奮地前往奧斯陸領獎。因為他意識到，這不僅僅是發給他一個人的榮譽，更是對民權運動的高度認可，而諾貝爾獎也證明，世界站在他們這一邊。雖然黑人是美國社會中的少數，但數十億外國人正盯著美國，而且他們認同：膚色不應該是現代社會中的阻礙。

我代表這個運動獲得和平獎，是對以下事實的深刻認同：非暴力並非是對我們時代的至關重要的政治與道德問題的回答——人類必須克服壓迫與暴力，而不訴諸暴力與壓迫。非暴力並非毫無結果的消極被動，而是一種導致社會變遷的強大的道德力量。世界上所有的人或遲或早都要找到一種和平共處的辦法，從而將這首即將來臨的茫茫哀歌變成兄弟情誼的讚歌。如果這就是要實現的目標，那麼，人們就必須為所有的人類衝突找到一種解決辦法，一種排除復仇、侵略和報復的辦法。這種辦法的基礎便是愛。

——?馬丁·路德·金在諾貝爾獎和平獎頒獎禮上的演講

?超越種族

1964年和1965年，美國接連通過《民權法案》和《選舉權法》，在全國範圍內消除了種族隔離、保障了黑人的投票權。?同時，諾貝爾獎得主馬丁·路德·金也開始涉獵更多議題。

作為非暴力的倡導者，他公開反對越南戰爭。同時他還認為，美國國會花在戰爭中的巨大開銷原本可以被用來提升國內公民福祉。但從他表示反對的那一刻起，馬丁·路德·金就開始迎來來自美國國內鋪天蓋地的抨擊。人們並不理解，他作為一個民權鬥士，為何要趟反戰這灘渾水？

他應約翰遜總統的邀請前往白宮，明確告訴後者自己為什麼反對越戰。馬丁·路德·金表示，這不是約翰遜總統一個人的罪行，而是集體犯罪，他更關心的是如何結束噩夢一般的戰爭。即便如此，他的這一表態還是讓他失去了包括約翰遜總統在內的不少白人支持者。

當我走到絕望、被拒絕和憤怒的年輕人中間時，我告訴他們莫洛托夫雞尾酒和步槍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我一直努力為他們提供我最深切的同情，同時堅信只有非暴力行動才能使社會變革最具有意義。但他們問——那越南呢？他們問我們自己的國家是不是用大量的暴力來解決問題……在我為被壓迫者遭遇的暴力發聲前，我必須明確地對當今世界最大的暴力提供者 ——我自己的政府——表態。為了這些男孩，為了這個政府，為了成千上萬在我們的暴力下顫抖的人們，我不能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