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藍皮書：上海傳媒發展報告
近日，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了《上海藍皮書：上海傳媒發展報告（2018）》。
《上海傳媒發展報告（2018）》以「網路生態治理與建設」為主題，分析網路生態構成以及影響因素，追蹤網路生態治理中的熱點焦點現象，關注網路生態治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探索治理與建設的理論與可能路徑。藍皮書認為，互聯網生態治理是不斷探索、反覆實踐、持續改進的動態過程，多元化、複雜性、整體性、動態性是常態。未來要在「網路發展觀」、「網路人民觀」的指導下，通過制度設計、技術治理、行業規範、文化建設、價值認同等協同創新發展，完善網路生態的治理與建設體系，維護網路生態平衡，提升全球網路話語權和網路競爭力。
全書由總報告、專題篇、調研篇、案例篇、轉型篇、國際借鑒篇等六大部分構成。總報告介紹網路生態治理與建設的概念理論，總結2017年中國網路生態治理的主要成就、焦點問題，並對未來治理趨勢做出展望。專題篇聚焦網路生態治理中政府的角色職能、微信平台謠言治理等重大問題。調研篇討論一帶一路建設中輿情演變、網路倫理、對外傳播輿情等議題。案例篇集中探討十九大傳播、政務傳播敘事等具體案例，轉型篇考察傳統媒體在網路生態建設中的發展路徑。國際借鑒篇考察美國和印度的媒體發展案例。
網路生態治理在根本上是一個文化認同、價值認同的過程。通過不斷增強技術的競爭力、經濟的影響力、文化的吸引力，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提升全球網路話語權，促進互聯網快速穩步發展，才能構建清朗有序、生機勃勃的網路空間，維護網路生態平衡，建設網路強國。
互聯網治理法規滯後零散，網民隱私存在較大安全隱患
我國已是擁有7.5億網民的網路大國，並且正在向網路強國闊步前進。然而，伴隨發展出現的新業態、新事物、新問題也會越來越多，互聯網治理是個任重道遠、變數頗多的漫長過程。目前而言，我國互聯網治理領域依然存在不少尚待解決的問題。
由於互聯網具有扁平無中心等特徵，現行的法律體系、倫理規範在網路世界並不完全適用。因此，互聯網治理大多採用事後追究方式。通常只有當某一類型的問題集中式爆發乃至釀成嚴重後果之後，才進行專項整治，規制、法律才能逐漸建立，其中的風險在於往往付出的代價比較沉重。例如「徐玉玉案」、「李文星案」都涉及個人信息安全問題，「魏澤西事件」中虛假信息和平台失職的問題等，都導致了巨大的損失，以致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騰訊公司的微信、阿里巴巴的淘寶，掌握的活躍賬戶數近10億，幾乎涵蓋了中國超半數網民的個人信息，在大數據技術的應用框架下，網路用戶幾乎是透明人，如何確保這些個人信息的安全？這是事關每一個網路用戶的嚴峻問題。技術漏洞、商業交易等幾乎每一個環節都存在風險，隨著實名制的日漸深入，網民的個人隱私、生活方式等信息幾乎完全暴露。這樣巨大的隱患如果純粹依賴運動式整治、事後追究來防範，顯然是遠遠不夠的。相關法律法規的滯後性、零散化存在著比較大的安全隱患。
兩岸社交媒介使用差異導致溝通難度較大
藍皮書指出，所使用的社交媒介不一樣，輿論場不同，兩岸當前溝通難度較大。
自媒體時代到來後，從理論上說兩岸同胞可以直接溝通，但現實是溝通較少也較難。
「在台灣的新媒體陣營中，line、臉書和PTT為主要平台。Facebook使用率高達65%，在2014年的反服貿運動以及2016年大選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微信使用率僅1%，在兩岸間為重要社交平台」。而大陸主要社交媒介是微信，日活躍用戶數為7億。新媒體網路互通時代，兩岸所使用的媒介幾乎不一樣。
同時兩岸各擁有兩個輿論場，各自不同，加起來是四個不同的輿論場。大陸民間輿論場快速膨脹對官方聲音形成衝擊。政府的輿論引導稍顯得應接不暇。官方輿論轉而軟化且以政治社會化形式出現，如《人民日報》辦的俠客島、上海的澎湃新聞，不再以官方名稱和官方語氣出現，且不局限於官方話題，轉而以名稱「軟」，方式新媒體化、青年化，語言及議題角度更民間化的形式出現。而台灣輿論也形成了兩個輿論場。但非官方輿論場和民間輿論場，而是政治輿論場和社會生活與安全輿論場。「2015年台灣輿情報告顯示，社會討論前20位的話題，首先是社會議題(20%)、公共安全(20%)、食品安全(15%)；其次是台灣政治包括選舉(10%)、貪瀆(5%）、政黨角力(5%）三個子議題共占(20%)；再次是兩岸關係及對外事務(5%)、島外新聞(5%)、防務安全(5%)、教育政策(5%）及影劇娛樂(5%）」。純選舉的信息為10%，政治信息共佔20%，而社會議題、食品安全、公共安全及防務安全佔60%。因此形成了政黨角力與社會安全兩個輿論場。因此大陸為官方政策與民間生活，台灣為政黨角力與社會安全，加起來共四個輿論場。大陸與台灣各議各題，甚至台灣為Facebook全球化佔有率最高地區，但其輿論場沒有被全球化。只有5%的島外議題，議題討論呈現內向性及全島性。大陸與台灣所使用的社交平台不同，所討論的話題也均未全球化，沒有一致話題，也沒有共同的輿論場，雙方很難形成溝通。雙方在出現矛盾與危機時話題一致，而輿論場不同，仍然是各說各話。如每年圍繞「二二八事件」所展開的爭議，以及曾經討論現仍然餘熱未消的「茶葉蛋事件」、「周子瑜事件」、「反服貿」學生運動均是雙方各自討論得很熱鬧，但並沒有形成廣泛對話。
從雙方輿論討論熱點來看，也存在共同特點，即對青年話題尤其青年價值觀相關話題關注度均較高，如高中課綱事件、周子瑜道歉事件、帝吧出征事件等。因此，大陸輿論可以適時嘗試拋出與兩岸青年價值觀相關話題，讓話題來碰撞輿論場間相隔的牆壁。同時也可以用民間較活躍的經濟交流來帶動輿論溝通。2016年10月1日起正式實施了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2次會議審議通過的《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修正案。對這麼大的政策台灣內部媒體報道並不充分，但大陸方可以利用新媒體及經濟平台、影視傳媒平台進行民間輿論傳播。
半成品知識付費產品賺得盤滿缽滿，完善的在線教育產品卻大多免費，局面尷尬
國內互聯網在線教育起步並不晚，2010年前後，美國可汗學院的運營模式開始影響世界之後，中國就誕生了成百上千個在線教育機構，互聯網巨頭們，包括騰訊、網易、百度和新浪都紛紛入局，但這些年的發展一直是不溫不火，以果殼為例，其基於MOOC（大規模在線公開課）提供學習服務的「MOOC學院」發展並不算順利，反倒是另一個小產品在行的一個小探索分答火了，成了知識付費的引領者。這說明，並非用戶不喜歡在線教育，而是現有的在線教育模式大多是把線下課程簡單地搬到線上，難以滿足大家對信息碎片化時代更高的學習效率和更強的學習目的性的要求。
現在一個尷尬的局面是，許多還是半成品的知識付費產品賺得盤滿缽滿，而相對較為完善的在線教育課程卻大多還在走免費的路子。傳統在線教育可以向新興知識付費產品學習借鑒，比如更加突出名師的宣傳和包裝，將原本冗長的課程打碎提煉，融入直播、讚賞、問答等多種互動元素來提高在線教育的吸引力。
總之，走過一年多發展歷程的知識付費產品，還處在一個探索發展的階段，無論未來的發展態勢如何，市場份額如何，這些新興互聯網知識付費產品帶來的諸多創新方式，都值得更多行業學習借鑒。知識付費不是終點，而是用知識更好地服務各行各業的一個起點。
調查顯示公眾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國家獲得感高於個人獲得感
2017年5月14~15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隆重舉行，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首倡舉辦的層級最高、規模最大的主場外交活動。為準確了解國內民眾對「一帶一路」和本次峰會的認知與態度，上海社科院輿情調查與研究中心於5月17日完成了對國內17個主要城市3000名城鎮居民的問卷調查。樣本分布涵蓋了京津冀（北京、天津、石家莊）、長三角（上海、杭州、南京）、珠三角（廣州、深圳）、中部（濟南、鄭州、武漢）、東北（哈爾濱、長春、瀋陽）和西部（重慶、西安、蘭州）等有代表性的地區。本次調查，從關注度、知曉度、滿意度、信心度、獲得感、信息需求、風險意識等各個方面，調查了被訪者對「一帶一路」的認知和態度。調查結果表明，民眾在面對這一國家重大外事活動時，充分展示了理性成熟的大國國民心態。
公眾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國家獲得感高於個人獲得感。「一帶一路」是一個全球性的民生工程，民眾認為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都從中獲益良多，但民眾對國家的獲得感明顯高於個人的獲得感。調查顯示，民眾認為「國家」「獲得很多」或「獲得較多」的超過八成五，達到87.3%。而認為「自己和家人」「獲得很多」或「獲得較多」的約為六成（60.8%），雖然比例也較高，但是明顯低於對國家的獲益感知。此外，低收入群體和東北地區民眾，對「一帶一路」的個人獲得感相對較低。個人月收入在4000元及以下群體的獲得感，明顯低於個人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群體。東北地區民眾的獲得感則明顯低於其他地區。
公眾對「一帶一路」信息需求迫切。隨著「一帶一路」的國際影響越來越大，相關輿論報道激增，民眾希望了解更多有關「一帶一路」的權威信息。本次調查（多選題）對民眾的這一期待進行了回應，結果發現，人們最想了解的信息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對國家發展有什麼好處？（選擇率為50.3%）；實施了哪些重大項目？（選擇率為41.3%）；做了哪些重大規劃？（選擇率為39.2%）。其他依次是：對個人發展有什麼好處？（選擇率為37.9%）；中國對外投資的效益怎麼樣？（選擇率為34.1%），面臨著哪些重大的風險？（選擇率為33.7%）；中國為實施一帶一路投了多少錢？（選擇率為29.1%）。這說明，人們對「一帶一路」相關信息的透明化有著比較高的訴求，渴望獲得一些權威的信息。
主流媒體報道的新趨向：「賣萌」
藍皮書指出，縱觀2017年《人民日報》的兩會新聞報道作品，最突出的特點當屬「賣萌」，這也是2017年兩會新聞報道中各家主流媒體都在努力的一個方向。近些年，各地黨報都在嘗試H5作品，讓新聞報道更加鮮活起來，讓高高在上的新聞報道變得可親可敬，易於讓受眾更好地接受，達到應該達到的傳播效果，避免單向度的傳播。
新聞作品僅僅有H5的形式還不行，必須讓新聞作品的傳播內容、表達的語言都「萌起來」，這樣才能使原來刻板的會議報道「活」起來。對於傳統主流媒體而言，也就是要在時政報道上有所突破。李良榮教授認為，「時政報道不突破，我們國家的新聞改革難言成功」。在我國各級黨報的新聞報道中，時政報道佔有很大的比重，是黨報新聞報道中最重要的一塊。新聞改革的重點和難點也是時政報道。如果時政報道千報一面、千台一聲，那麼新聞改革如同鏡中花，只是一句空話。
全國兩會新聞報道，是時政報道的重中之重，是中國政治生態的風向標，備受媒體和受眾的關注。《人民日報》作為黨中央機關報，是我國新聞宣傳工作中的核心媒體，在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佔有重要位置。在當前媒介融合大背景下，《人民日報》報道方針、報道理念、報道形式的改變，成為全國各級主流媒體密切注意的動向。隨著國家的不斷發展，受眾對信息公開的需求增加，主流媒體有能力、有必要為受眾呈現一個全方位、多角度、多層次的兩會，滿足受眾的知情權，讓兩會的政策能夠很好地落地。
但是，歷年對兩會的新聞報道仍沿用以往傳統媒體時代的時政新聞報道模式，融合新聞報道的力度不大，受眾對兩會新聞報道有一種刻板印象，同時，兩會新聞報道本身存在嚴重模式化、與受眾的互動性不強、報道方式陳舊等問題。
如何才能讓兩會新聞報道深入人心，使受眾感興趣、能接受、記得住？這不僅是《人民日報》亟待解決的問題，更是全國各級主流媒體面臨的問題。2017年8月CNNIC發布的第40次《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7.51億，佔全球網民總數的五分之一。一方面，中國網民的規模每年都在增大，另一方面，傳統主流媒體的受眾在不斷減少。如何將這些受眾的注意力吸引到黨報上，吸引到主流媒體的新媒體上，只有不斷改變老套的傳播方式，革新傳播理念，採取適合網民的話語表達方式、信息接收方式，才能做到有效傳播。在這種技術與受眾不斷變遷的形勢下，黨報唯有選擇改變，才能增強主流媒體的傳播力，於是「賣萌」這種形式應運而生。
我國傳統主流媒體是社會公共利益的守護者，應確保由媒體控制資本，而非資本控制媒體
近年來，非公資本進入我國傳媒領域的外部環境不斷改善。非公資本對傳媒領域核心業務（新聞和出版）的介入受到嚴格限制，但在非核心領域的投資較為多元，實踐領域呈現較為複雜的現狀。綜合國內外經驗，藍皮書認為相關政策制定應當對非公資本進入傳媒領域保持開放態度，但考慮公共利益、文化安全、意識形態安全等多種因素，依然要保護好核心領域主導權，尤其要對外資進入我國傳媒領域做出適當限制。
我國傳統主流媒體是社會公共利益的守護者，同時也具有維護文化安全、意識形態安全的功能。在媒體融合已上升為國家戰略的背景下，通過市場的配置，將「一股獨佔」或者「一股獨大」的股權結構轉變為多元化、社會化的股權結構，可以賦予傳統主流媒體在經營上的靈活性，為媒體拓展產業鏈、拓展經營和發展空間不無助益。但非公資本進入傳媒領域，其資本邏輯和傳統主流媒體的經營邏輯必然發生不可避免的碰撞和彼此牽制。在媒體融合發展的大背景下，傳統主流媒體轉型發展需要社會資本參與，但必須首先把握輿論引導主動權。努力確保傳媒控制資本，而不是資本控制媒體，從而不忘守護公共利益、文化安全、意識形態安全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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