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的迴響：當我們紀念馬丁·路德·金時，我們在點燃什麼？

青年力，讓青年的發聲更有力

來這裡，讀懂青年中國

作者：雋銘，青年力網專欄作家

1968年4月4日傍晚，美國東南部的交通樞紐城市孟菲斯，正沐浴在和煦的暮春晚風中。這座城市的黑人人口比例，達到了40%。

然而，一梭「春田」式（又譯「雷明登7600式」）步槍發出的槍擊聲，打碎了這座城市的寧靜；並且伴隨著一具偉大軀殼，在血泊中的倒下。隨後他被緊急送往該市的聖·約瑟夫醫院，然而僅僅一小時後就宣告不治。而且令世人心痛的是，由於他平日過度操勞，屍檢報告顯示他的心臟健康程度已經居然相當於六旬花甲的老人，而他遇害時年，卻僅僅39歲。

這個魂歸天國的偉大靈魂，正是一代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他在遇難當時，正倚在欄杆上與站在樓下的他的民權活動夥伴傑西·傑克遜談話。而在此之前，金博士剛剛邀請傑克遜的一位朋友（音樂家本·布蘭奇）在兩小時後就要召開的支持孟菲斯環衛工人罷工的集會上演奏一支黑人聖歌《親愛的上帝，請拉住我的手》。然而，他再也無法聽到這首慈悲的樂章……

馬丁·路德·金當年遇刺的洛蘭旅館如今已經被闢為紀念館。旅館外旁的標牌介紹了他當年遇刺事件的始末。

此事的神秘感不僅於此，它冥冥中彷彿如一個早已烙印上的詛咒——

在金博士遇刺前一天即4月3日，他參加了基督神教會全球總部聚會。而為了趕赴這次聚會的飛機航班本身就因為炸彈威脅而延誤。而在趕到聚會後，馬丁·路德·金髮表了他生平的最後一次演講（史稱《我登上過山頂》），並提到了這次炸彈威脅。這場大會的執行主席安德魯·揚事後回憶道，那些日子曾一直流傳說法，有人要加害於金博士。但他表示，金博士當時給出的答覆為：「這樣的傳聞並未使我受到影響。我已登上了非暴力運動的圓滿頂峰。」

然而實際上，金博士在為爭取種族平等的運動中衝鋒陷陣時，他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個宿命論者。無數次的徒手挨打自然是家常便飯；1958年他在紐約哈萊姆（註：黑人較多的街區）的一家百貨商店，被人刺傷左胸；1964年又在喬治亞州的一座小教堂裡布道時，有人向鄰近的房屋開槍。事後他說：「我有可能被釘在十字架上受盡折磨；我甚至有可能死去。但是，即使在鬥爭中我死去了，我要人們這樣說『他是為使我獲得自由而死的』。」

之後的事情眾所周知：這位被害的黑人民權領袖的戰友們想方設法來撫慰他生前的黑人夥伴們，提醒他們要記住他生前那些有關非暴力的信條，但儘管如此，在國民警衛隊趕來維持秩序之前，金博士遇難地的某些地區還是發生了騷亂；刺殺他的案犯傑姆斯·厄爾·雷半年後在英國落網，並被引渡回美國接受審判（獲刑99年，後病死於獄中）；1977年，時任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向他追贈總統自由勳章；2004年，美國國會決議向金追贈國會金質獎章，兩者都是美國平民最高榮譽；1986年，每年一月的第三個星期一被定為「馬丁·路德·金紀念日」，是美國聯邦假日之一；2011年，位於華盛頓特區國家廣場上的馬丁·路德·金紀念碑正式開放給公眾參觀；此外，全美已有數百條街道以馬丁·路德·金命名。

全美以馬丁·路德·金命名街道的分布圖。由此亦可推知美國黑人的分布疏密。

然而，這一切榮譽的背後，卻不及「正義仍然在遲到」：美國聯邦調查局多年來一直被公眾質疑對於金博士遇刺一事負有「可能早有不懷好意的密謀」之責，因此直接兇手傑姆斯·厄爾·雷多年來一直自認為「聯邦調查局一直在還沒確定密謀始末的情況下，就急於推我這個替罪羊到輿論前台」，且他自己也屢次遭到過將其滅口於囹圄的死亡威脅。金博士的夫人科列塔·金在獲悉孟菲斯地方法院的判決後說：「決不能讓認罪掩蓋犯罪過程，也不能以認罪來終結對誰幫助扣動槍機的偵查。一切對這起兇殺案並非無動於衷的人，都應該要求田納西州和聯邦政府繼續偵查，直到查清所有參與這件罪行的人。」迫於輿論壓力，在金博士被害10年後，1978年美國國會不得不對金被刺一案重新進行專門調查。調查於1978年結束，所得材料達數十萬頁，總結報告達800頁，最終作出了金死於密謀的新結論，但卻無法查明密謀的具體參加者。因此總之，馬丁·路德·金的被害真相仍是一個謎。

雖然敵人以卑劣的手段從肉體上消滅了金，雖然誰是殺害他的元兇或許將永遠是不解之謎，但他的反抗精神是永存的，依舊激勵著熱愛平等、自由的人們繼續向種族主義制度發起猛烈進攻。雖然他喋血江湖，但他美妙的夢想和不屈的形象卻永遠留在了美國人民心中。隨著時間的推移，金在美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愈發高大。

正是他所領導的那場轟轟烈烈的黑人民權運動風潮，讓大衛·丁金斯能夠入主紐約市政廳，成為這座全球財富之都的第一位（也是全美第一位）黑人市長，更讓康多莉扎·賴斯、巴拉克·奧巴馬這些更努力奮鬥的美國黑人政治精英在新的時代成為國務卿和總統，掌握全球範圍內最大的政治權柄，從而為「美國夢」賦予新的內涵。

而遠在黑人的故鄉——撒哈拉以南非洲，納爾遜·曼德拉的事業更是直接受到馬丁·路德·金的鼓舞，他為在非洲大陸消滅最後一個種族隔離政權品嘗了長達27年的牢獄之苦，最終帶領南非有色人種獲得了這場偉大鬥爭的勝利。

那麼，是什麼支撐著金博士多年如一日地為他的事業奔走呼告，最終捐軀呢？

這便要從美國的種族問題說起。儘管1860年代的美國經歷了慘烈的南北戰爭、且廢奴功勛總統林肯也遇刺身亡等如此大的代價後，至少在法理上把黑人從「劣等」地位解放出來，但在此後的很長一個歷史時期，黑奴制度事實上只是被「閹割」了，即「升級為了新的壓迫方式」。

眾所周知，1955年12月1日發生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的「黑人女工（她就是載入史冊的美國「民權之母」羅莎·帕克斯）拒絕在公交車上給白人讓座」事件，是讓時任該教區牧師的馬丁·路德·金揭竿而起發動「抵制該市公車行動」的那粒「星星之火」，並且最終形成了燎原之勢（該運動持續長達381天，並擴散到全美，引發了轟轟烈烈的民權運動；1956年11月13日，美國最高法院裁決種族隔離違憲，美國的種族歧視制度被正式廢除）。

然而，那次讓羅莎·帕克斯憤而覺醒的遭遇也僅僅是這些種族壓迫現象的「冰山一角」，在那長達一個世紀的美國黑人政法地位狀態，其實更加觸目驚心——

在暫時廢除了黑奴制度的所謂「鍍金時代」美國，又於1880年代起實行了所謂「罪犯租賃」（Convict Leasing）制度，該制度規定：全美所有罪犯（或者是監獄服刑人員）可以被合法地賣給其他公民（買家一般是莊園主）作為勞動力（該法條英文原文使用的辭彙為Labor，但實質就是奴隸）。而到了20世紀初，美國白人基於這部法律又出台了更加臭名昭著的「吉姆·克勞（Jim Crow）法」，該法的實質亦是一部種族隔離法，而且它在執行時還經常基於黑人和白人社區嚴重不平等的社會資源，使得無數黑人被捕入獄，而淪為奴隸。從這個角度，「吉姆·克勞法」時代下的美國黑人，在人身自由方面的風險可能比南北戰爭之前的黑人還要多。

同時，從南北戰爭之後開始，黑人在美國社會的形象也有一個很大的掉轉，這也是美國種族歧視的一個特點。南北之爭之前雖然存在著堂而皇之的黑奴制度，但另一方面，那個時代的黑人在美國的文學和新聞宣傳下，總歸也被大部分人看作「Childish」或者需要白人保護的脆弱和無知群體；而在1860年代以來的「百年隔離」背景下，美國黑人則又被嚴重地罪犯化和危險化（白人開始怕黑人就是這個時候開始的）：白人法學大師布萊恩·史蒂文森在他的著作《正義的慈悲——美國司法中的苦難與救贖》中提及，「在美國廣大的貧窮城市社區，黑色和棕色皮膚的男孩通常都有很多次遭遇警察的經歷。儘管他們中的多數人沒有做錯任何事，但還是會成為警察的目標，執法人員還是會假定他們有罪，懷疑他們有危險或參與犯罪活動。隨機檢查、詢問和騷擾大大增加了男孩們因輕微犯罪被捕的風險。他們中有很多人因為小事而背上犯罪記錄，而對於家庭富裕的孩子來說，這些事情根本不會讓他們遭受任何懲罰」（該書中譯本第123頁）；「現代美國共執行近1400次死刑，其中有近40%發生在德克薩斯州，即使是在這個州，死刑判決率也大幅下降，死刑執行的步伐也減緩下來；阿拉巴馬州的死刑判決率自從1990年代末開始下降，但它仍然在美國最高。截止2009年底，阿拉巴馬州的人均死刑執行率居於首位」（該書中譯本第220頁）（筆者註：德克薩斯和阿拉巴馬分別是美國拉丁裔和非洲裔人口比例最高的州）。

甚至到了「後黑人民權運動時代」的1990年代，柯林頓政府還通過了「暴力犯罪控制和執行法」（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這個法案給了美國警察對具體案件所採取措施的決策權，並且這種「裁量」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族裔為標尺。舉個例子來說，一名警察如在街上看見兩個小孩（恰巧一個白人一個黑人）同時橫穿馬路，便有權「只給白人小孩一個警告，而對黑人小孩開出罰單」。而這個法案在實操中發生的現象更加違逆了種族平等原則——有數據顯示，目前以美國白人為標準，拉丁裔被捕率是白人的三倍，黑人五倍，保留地印第安人七倍，而這個比例的排序也與美國各種族的普遍社會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相吻合（值得一提的是東亞人犯罪率還不及白人的一半，可能跟東亞移入美國的居民人口素質有較大關係）。這個法案也使美國黑人被警察誤殺事件也越來越多，發生在2013和2014連續兩年的，震驚全球的「華裔警察梁彼得誤殺黑人」、「弗格森鎮白人警察擊殺黑人」事件，便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而且諷刺的是，這兩案都發生在首位非洲裔總統奧巴馬的任內。

另一個體現美國社會「系統性種族歧視」的例子是，美國司法對吸食可卡因罪有著具體的判罰差異——將可卡因大致分為crack cocaine（霹靂可卡因）和powder cocaine（粉狀可卡因）兩種，crack cocaine是塊狀，一般純度較低、致死率較高、比較便宜，powder cocaine是粉狀，一般純度較高、致死率低、比較貴，除此之外這兩種東西沒有任何區別，都是古柯鹼製品，不過對於吸食crack的判罰要重很多。但由於美國社會長期以來的種族際財富積累鴻溝，黑人癮君子一般只有資金去吸食crack，而白人癮君子一般有能力消費powder，所以這事實上構成了對黑人社會的定向不公。

當時美國的「系統性種族歧視」甚至延伸到了這樣的趨勢：時值美越戰爭期間，大量的黑人被徵兵，而配套的對倖存退伍老兵的政策是「可以選擇領取一次性安置金，或是政府資助的大學教育」，可大部分白人軍官都會大規模系統性地極力勸黑人退伍老兵選擇一次性安置金而放棄大學教育，這當中的不友善目的也是昭然若揭的——教育工作一直都是實現人口向上進行階層流動的動力，但如果白人精英都只是選擇性地對黑人「授之以魚」地治標，真正治本的「授之以漁」則只給白人自己，則種族性的社會階層差距就會一直存在。

然而，無數的社會研究和調查都指出犯罪率和種族（生物而不是文化層面的）沒有直接關係，使犯罪率增加的首要因素是貧困。但許多持種族歧視觀念的人卻都混淆了因果：一些族群並不是因為他們的基因而更加危險，而是因為他們的生理特徵而受到其他主體民族的歧視和邊緣化，而導致他們的貧窮，從而使他們「更危險」。這難道不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嗎？

而且更可怕的是，還有其它一些因素在梗阻著當時的美國黑人民權呼聲，這主要集中在黑人的主觀因素。在馬丁·路德·金之前，也有過一些名聲大噪的黑人民權運動家，例如美利堅建國早期的索茹爾內·特魯斯（Sojourner Truth）和廢奴運動時代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但他們都局限在了「改革或變法派」，幻想著靠白人精英的「恩佑」實現種族平權。而只有馬丁·路德·金是第一個倡導黑人採取具體行動而不是寄希望於白人統治者的民權運動領袖，因此他的事業才根本推動了質變。

總之，既然時至今日美國所有的少數族裔在美國都受過或者還在受到系統性的，「量身定製」的種族歧視（即便我們東亞裔也不例外，只不過形式上與針對非洲裔、穆斯林和拉丁裔等又有所不同），即便另一個客觀事實是，翻遍美國憲法（含修正案）及任何刑法法條都找不到一句種族歧視的話語。因此，馬丁·路德·金的偉大之處不僅在於他是美國歷史千千萬萬個民權領袖中的一個，更在於他領導的運動的意義對整個美國社會所有的種族（更甚至全球所有的受壓迫族群）都是一次洪鐘悶雷般的震動。

當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適逢他的半世紀忌日時，黑人主觀因素的民權理論自信正陷於一股巨大的暗涌，不可不謂「後院起火」。這股暗涌，從心理角度與上段所述當年的情形略有相似。

2015年，黑人記者、作家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以《在世界與我之間》（Between the World and Me）一書獲得了該年的美國國家圖書獎，併入圍全美書評家協會獎終選名單，他本人還於2016年入選《時代周刊》「全球最具影響力100人」。《在世界與我之間》的序言為「在這個美麗而殘酷的世界，（我教會兒子）如何學會做個審慎並清醒的公民。三封家書，在世界與我之間。寫盡父子情，讀懂美國夢。」科茨試圖通過呼籲「黑人無神論、對夢想和道德追求的不信任」來證明自己的「反抗」。書中熱烈謳歌了「這屆總統（奧巴馬）為新一波黑人權威人士、知識分子、作家和記者開闢了市場」，並稱奧巴馬的統治是「黑人的聲望勝利」、「好黑人的政府治理的典範」：「我看到巴拉克·奧巴馬的星星在政治天空上划過時……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白人為一個既不是運動員也不是藝人的黑人歡呼。他們似乎也因此而愛他，當時我還想著，他們也可能會愛我」。——看起來，這似乎是「由代表當前美國有色人種進步力量的『時代偶像』，發放的一份好雞湯」，並且與馬丁·路德·金當年奮戰畢生的理想並無不同。

然而，科茨的觀點遭到了同為黑人學者的質疑，這其中以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為最典型的代表。康奈爾·韋斯特是一位傑出的激進民主知識分子，他是哈佛大學公共哲學教授，並擁有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的稱號。他的經典著作《舉足輕重的種族議題》（Race Matters）享有盛名。近日他接受美國媒體的相關採訪，結合《在世界與我之間》和科茨的另一著作《我們掌權這八年》（We Were Eight Years in Power）對科茨「非政治性的悲觀主義」予以了系統批判。

「科茨和我同屬黑人自由鬥爭的背景，但他代表了新自由主義一派，貌似對白人至上主義持有激進態度卻導致黑人的反擊被忽視。這一派在新自由主義體制里謀取利益。此種體制鼓勵人們對華爾街的貪婪或是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土地的問題保持沉默。……科茨和我之間的分歧很明顯——任何對我們所處世界的分析或看法如果忽略了華爾街勢力和美國軍方政策的的核心作用，以及美國黑人群體階級、性別和性向的複雜動態變化，就變得太狹窄了，且具有誤導性。這對塔那西斯·科茨的世界觀來說也一樣。……科茨正確地強調了過去和現在一以貫之的白人至上主義後遺症。他看出白人至上無處不在，甚至確實提醒我們要注意它的掠奪效應。不幸的是，他幾乎沒有發覺我們對此所做出的反擊，且從來沒有把這個醜陋的遺留問題與以下現象聯繫起來：掠奪性資本主義實踐、帝國主義政策（戰爭、佔領、拘留、暗殺），黑人精英拒絕直面貧困、父權制、對變性者的歧視。……總而言之，科茨對白色至上主義著了迷。他認為白人至上全能、神奇、不可撼動。我很關心他對『反抗』的敘述。反抗對於科茨來說只勉強具有審美意義——個人寫作目的而已，與群體行動無關。它賺取了那些並不想分享權力或放棄特權的新自由主義者的鱷魚眼淚。」這便是韋斯特基於階級史觀而闡發的直言，並直接向科茨發問：「你能怎麼對抗一個堅持視你為其中一員的勢力呢？」

韋斯特發現，科茨巧妙地引用了已故的偉人德里克·貝爾（Derrick Bell）那消沉的世界觀。但韋斯特強調：「貝爾為黑人的反擊而狂喜，因黑人的抵抗而高興，為了他對黑人和正義的熱愛冒著生命危險和職業風險；而科茨沒有做到認可這些（方法論層面的精粹）」。而對於其他一些重要的黑人民權符號，如馬爾科姆·X（Malcolm X）和奧巴馬，韋斯特也認為科茨對其的理解存在嚴重誤解：「不用說，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揭露了白人至上主義事實的馬爾科姆·X對美國也持有非常悲觀的態度。然而，他的悲觀主義既不廉價也不抽象，而是浸透著血和淚，滿含對黑人和正義的熱愛。不幸的是，科茨對奧巴馬的忠誠造成了他對黑人歷史的狹隘理解，他認為今天只有一個人能承受『我們活生生的黑人男子氣概』和『我們自己的閃耀的黑人王子』（筆者註：這是美國進步主義人士讚頌馬爾科姆·X的話語）這雙重的敬畏——就是奧巴馬。然而，奧巴馬這位美國帝國第一位黑人首腦究竟是誰？崇敬他，難道不就等於仍然崇敬新自由主義？」

韋斯特認為，科茨試圖通過呼籲「黑人無神論、對夢想和道德追求的不信任」來證明自己的「反抗」——不止「完全不指望白人」；對他來說，如果自由能有什麼意義的話，那就是「這種反抗」本身。這樣一種世界觀被韋斯特認為「對白人的看法是部落式的，自由觀則是新自由主義的」，「在這個世界觀下，各種族群體其實同質，自由則具有個體性；階級不存在，帝國也不存在」，「這顯露出，科茨對白人的認可抱有執念」。因此韋斯特總結稱，「科茨的營銷手段和任何人的市場營銷手段一樣值得懷疑」，甚至還發問：「對白人至上主義的宿命論和對黑人自由的悲觀主義能獲得暴利，這是不是正符合新法西斯主義、美國風格的特朗普時代特點？」之後韋斯特還作了更大的延伸：「很顯然，科茨狹隘的種族部落主義和短視的政治新自由主義觀完全沒有跟蹤到華爾街的貪婪、美國帝國的罪行或黑人精英對貧窮的漠視。舉例而言，他沒有認真關注在我們群體中最脆弱的那群人，即不成比例地受暴力、貧窮、忽視和不尊重影響的LGBT人群所處的困境。」——將其同理心外延到了「一切身份政治敘事的社群解放」歷史命題。

由此，韋斯特誠實直言：「科茨和我之間的分歧是實質性的，且十分嚴肅。若認為我對真理和正義的追求是因為我小肚雞腸，那便錯了。每一次嚴肅的批評都必須歸結為某種惡毒的打擊或醜陋的私仇報復嗎？我們能否不承認，在我們自己的生活和命運岌岌可危的此刻，我們之間有很深的分歧？甚至是否有可能淡化職業生涯和個人不安全感，以突出我們兩人看待我們共處的寒冷又殘酷的世界時那些相互衝突的方式？我代表黑人自由鬥爭中的激進派，我們拒絕割裂階級、帝國和其他形式的控制的現實與白人至上主義的聯繫，不管在生態、性別還是其他方面。」

圖左為康奈爾·韋斯特，圖右為科茨。另附發生爭論之後，科茨退出推特的聲明截圖。

科茨與韋斯特的學理爭執或言政見分歧，其實也只是一個「（美國政治語境中的「少數派」）理論自信遭遇危機」的縮影。更根本地說，它其實系統地向美國立國以來歷次所謂基於「政治正確」的政策調整，提出了總體質疑。

「立足現實+不懈努力=幸福來敲門」，這似乎是世人理解「美國夢」的最簡單切入點。然而，世界這麼大，實現夢想之路也或多或少必有坎坷。現不妨以2016年熱映的，事實上就承擔了該年總統大選「獻禮劇」職責的《瘋狂動物城》為案例視角進行展開，便會有諸多犀利的發現。

這個單一單詞的片名本身（Zootopia）就是化用了「烏托邦」一詞，而這座「動物城」的理念「Anyone can be anything」（詳見劇情）正是《獨立宣言》「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的變體，或者說得更加直白一點，動物城的魅力和引力，與文學天才托馬斯·沃爾夫所定義的「美國夢」是一脈相承的：「任何人，不管他出身如何，也不管他有什麼樣的社會地位，更不管他有何種得天獨厚的機遇……他有權生存，有權工作，有權活出自我，有權依自身先天和後天條件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這塊以移民建國並能持續吸引全球人才越洋奔赴的世外土地，正是基於「人人皆可成功」的普世信念而運轉自如。從十九世紀開始，當革命的暴戾火焰與階級的傳統枷鎖（最典型的映射便是法國史與俄國史）成為整個歐亞大陸僅剩的兩個選項，北美這塊以移民建國的世外土地，就被歷史託付了烏托邦的角色。

以柏拉圖的《理想國》為起點，空想派學者的理論基礎之一就是「憑藉智慧，人類可以設計出一種沒有瑕疵的社會制度」，從傅立葉到歐文，從布朗基到馬克思，烏托邦的參數愈來愈具體，實現它的方式也愈來愈激進。然而物極必反，如此主觀能動性指導下的社會設計存在，也一個比一個聲勢浩大地演繹了何為「遽興遽滅」。而且由於解構主義哲學自近代以來，再到現當代的大行其道，並轉而表現為將「批判烏托邦」構建為近現代文學、社會學的主流姿態之一。因此綜上兩點原因，一切「泛烏托邦」的困境也隨之來臨：如另一部充滿哲學氣息的好萊塢力作《創戰紀》中所道出的，眾人之共同憂慮「完美是個未知數，完美永遠可遇不可求」。

如《瘋狂動物城》所反映的那樣：動物世界是弱肉強食的、人類社會是暗藏殺機的——表面平和的城市裡依然有著黑社會組織、毒品販子和挑撥離間的陰險小人，而食肉動物的捕獵本性也依然是食草動物心中的大患所在，僅僅因為一個個例，甚至是一句話，就會激起不同階層之間的盲目對抗，叫嚷著讓對方滾出這片樂土。這個橋段你是否眼熟？其實它就是人類社會的直接粗暴映射——「刻板成見」構成一隻「看不見的手」，充當亦能影響這個世界之運行的某種潛規則：兔子朱迪因為偏見而沒人相信她能成為一名好警察；狐狸尼克因為偏見而沒人相信他是個真誠的傢伙；獅市長因為偏見而異常擔心自己無法被群眾所信任；綿羊副市長因為偏見而被獅市長當做一名對外進行群眾性欺騙（註：獅市長在劇中親承了「我只是為了食草動物的選票」）、實則只對他本人負責的「差役」……階層的偏見、種族的偏見、職業的偏見、歷史的偏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甚至事實上，兔子朱迪最初之所以願意勇敢地接下這一樁她自己心裡當然也毫無底氣能夠辦好的失蹤案件，是因為她不甘心做交通協管的平庸工作——儘管這種預設職業不平等關係的心態本身就有些微妙的失語。

GIF

「陷入偏見很簡單，而打破偏見很難。」應該說，人類在長期的社會發展實踐中是意識到這一局限性了的，至少是慢慢學會了用「政治正確」逐步完善地保障種種「天然弱勢群體」（或因為種族、或因為階層、或因為價值取向……）的利益。反映在這個動物王國的種種故事中，即表現為——用極為簡化的、垂髫小兒都能看得懂的手法，努力刻畫「捕食者與被捕食者間的對立統一」這樣一幅美好藍圖。

GIF

然而，正所謂「毒藥的解藥未必又無新的毒性」，當無孔不入的「政治正確」開始干涉公眾的自由意志，這種難以自洽的邏輯矛盾反而顯得尖銳起來。這樣一個「捕食者和被捕食者和平共處」的「理想世界」，被朱迪一條不經意的評論打亂了其中微妙的平衡，因此只用了這麼區區一瞬間，劇情中的虛擬世界同樣變成了與我們當下現實人類社會如出一轍的、在媒體導控下的充滿種族間偏見和憤恨的社會現狀。如英國老牌媒體《衛報》所評論的那樣：「從典型的右派保守言論到極左的過激化憂慮，《瘋狂動物城》雖是指向兒童觀眾的動畫影片，但是它同時挑起了其他動畫影片幾乎從未涉及的重要社會議題。」

更何況，讓草食動物凌駕於肉食動物之上的反派陰謀，則與《動物莊園》里「所有動物生而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的黑色幽默遙相呼應。動物城絲毫沒有康帕內拉和莫里斯筆下那種扁平化、公有化的烏托邦結構，其反差之處更像是《美麗新世界》的設想：所有幸福都是被安排好的。同樣的邏輯類推下，我們不妨追問：獅市長真的完全「蒙冤」么？當然非也，他有著一張典型的政客面目，對那些失控的肉食動物的囚禁，目的只是保住他自己的地位以及避免引起公眾恐慌。只是，這種心思過於好猜，才有身為「反派」的綿羊副市長的精巧策劃，給了她機會一步一步地製造對立，把獅子和其他肉食動物推下深淵——但她的苦衷也「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因為她被迫隱忍著長期不被重視與尊重的職業狀態，她明白自己之所以被委以副市長的高位，只是因為獅市長想要爭取草食動物的選票罷了。這樣的「政治正確」豈非飲鴆止渴？

或者，不妨從另一個角度再深入一點地認知綿羊副市長這個存在的設定意圖：首先，根據劇情設定，「食肉動物占動物城總『戶口』的10%」，這無疑直接隱喻了現實中美國黑人占其總人口12.4%的客觀數據（註：之所以還只是非洲裔黑人，某種意義上還因為暫時只有非洲裔黑人實現了榮登總統高位的「有色人種版美國夢」；而且巧合的是，這隻高居市長大位的獅子恰好又被設定為一隻肯亞獅，幾乎呼之欲出地明確影射奧巴馬總統本人）。再者，無論依據獅市長的親口承認，還是依據綿羊副市長的無奈自嘲，後者被委任為前者的副手「只是為了獲得了食草動物的選票」，對應到現實政治，則與奧巴馬提名前總統柯林頓之妻希拉里為國務卿的「一號令」如影隨形。更「巧合」的是，隨著劇情發展直至綿羊副市長的陰謀遭到敗露，我們是否看到了「擅長運用媒體手腕的政治家，將一群少數族裔描繪成對全社會的巨大威脅，引發大多數人的憤怒，藉機攫取民心和權力上位……」這樣一個故事的影子？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不但可得出結論「政治正確不是萬能的」，甚至就連社會達爾文意義上的進化論，難道也要被質疑一個「無法被盡然相信」嗎？越高發展水平的動物智慧，反而越未必能夠更好地解決公共關係中出現的種種麻煩，而往往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疲奔。

正所謂「物極必反」，當「政治正確」被在強大的集體無意識下、無孔不入地使用過多後，同樣容易掀起「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報復性反彈。透過初進動物城的朱迪的視角，直接就捕捉到了動物群中一頭豬向一隻獵豹高喊「滾回叢林去吧！」的鏡頭。這句話無疑映照了現實人類社會中非常典型的反移民口號，並且還帶進了刻板印象（獵豹怎麼會是叢林動物？）——好在劇情所設定的這頭獵豹還蠻有涵養，只是耐心回擊了一句「我是草原來的」。又如當，正副市長的相互鬥法「激起民憤」後，不難注意到抗議大會上其中一塊牌子明顯地寫著「Pred Pride」：Pred是「捕食者」的簡寫，雖然這句口號的編寫當然是源於即興押韻，但它也是在暗指現實政治中的Black Pride運動。不妨在此處回歸現實：說好的「黑人可以當家做主了」呢？還不是弗格森鎮黑人青年的喋血頻發嗎？奧巴馬總統一定自己也為之深感困惑，或者也可能——他明白癥結在哪裡，但無法通過針對性的政策改良，以消滅「白人警察與所謂『有犯罪嫌疑的黑人平民』間，無休止的零和躲貓貓遊戲」這一出路未卜的美國社會現狀。

而說得宏大一點，「政治正確」最初樸素的創立目的是什麼？不就是為了真正消弭種族之間、階層之間、不同價值取向者（只要不是反自然、反社會的極端主義傾向即可）的隔閡，建立包容一切的廣泛互信機制嗎？然而遺憾的是，現階段的人類卻最多只將其實踐到了——用少數超能的「弱勢群體中走出來的精英」而一葉障目地代替整個他（她）所代言的弱勢群體——的地步，並幻想著僅憑這種「以小見大、以點帶面」的「模擬遊戲」即可建立持久的跨族群大團結。且由於上述的更可怕新形勢（同樣是「更巧合的影子」一句所反映的情況），這好不容易邁出的「歷史性的一小步，但更是一大步」又重新有毀於一旦的風險，不可不謂一個黑色幽默：「政治正確」有著廣泛的、令它無能為力的場域——不是被肆意踐踏，就是被恩將仇報（如全球各發達國家因難民流入而增高的犯罪率乃至暴恐行為發生率）、或者被雙重、多重標準地使用。這或許也是康奈爾·韋斯特一定要反對科茨主張的本意吧！

從這個角度，作為《瘋狂動物城》劇情主要線索物的「午夜嚎叫病原」，顯而易見隱喻了「無論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所潛伏的那種並不一定在進化論的作用下而終將易如反掌地消弭的野蠻排他性與攻擊性」，而這種——由排他性進而導致的攻擊性，還很可能呈你來我往之勢，無論強者的恃強凌弱行為、還是弱者在「受迫害妄想」的扭曲心理下往往形成的惡意碰瓷強者行為，都有它的用武之地。

因此，從方法論上我們可以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如《瘋狂動物城》中的情境那樣，非要抽象形式主義地把綿羊副市長設定為一個二重糾結的身份不可，所謂「僅僅是為了防止食草動物的民怨沸騰」（只會淪為一場故作矯情且缺乏實效的公共作秀）；而不是從制度上認真探討「那麼如何能夠讓食草與食肉動物間建立牢不可破的互信呢？」

所以還是回歸歷史：馬丁·路德·金的另一個偉大之處在於：他既受印度「聖雄」甘地領導的非暴力獨立運動影響很深，又更將耶穌基督與基督教教義根植在他內心中：「你們聽見有話說：『要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但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迫害你們的禱告」，「但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另一邊也轉過去由他打」，以及「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1963年，馬丁·路德·金在獄中寫就《伯明翰獄中書信》，力陳民權運動與耶穌基督「在博愛方面的極端主義」精神相符，信中並引用諸多基督教和平主義作家著作文句。他將這股精神一直沿用到了生前最後一篇演講《我已到達山頂》中。儘管從無神論角度，這些想法或多或少亦有唯心主義的局限性；但從政治工作方法上，不失為一股可以洞照千古的借鑒之光。雖然以黑格爾等大哲為代表的現代政治學認為「政教分離，必須是先進國家的標配或者後發國家走向先進的基礎」，但黑格爾同時也認為，「政」與「教」應可很精準地分割相互之間的關係，並在此基礎上不僅能重新擺正各自定位，且能以此定位相互合作。而正因此，馬丁·路德·金作為一名優秀的浸信會牧師（而且還是神學博士），但同時也承擔了一名優秀的世俗政治領袖身份。那麼不妨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他的行為，是否可被視為「力圖通過宗教的號召力與感染力影響政治」的優秀典範呢？

再次將視線移回《瘋狂動物城》：沒錯，根據劇情設定，狐狸尼克的姓氏是「王爾德」，正致敬的是那位英倫三島有史以來最為傑出的毒舌詩人。王爾德的玩世不恭及其對於悲涼情結的情有獨鍾同時構成了尼克的自我屬性，他在劇中時來運轉的「屌絲逆襲終有日」結局，更是呼應了王爾德的名句：「我們都生活在陰溝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這隻習慣半睜雙眼、永遠一副懶洋洋神情的狐狸，才是《瘋狂動物城》迷倒眾生的靈魂。因此時至今日，結合這個有趣的細節而建構一個歷史聯繫如何？馬丁·路德·金難道不就是真實歷史中客觀「來過、見過、征服過」的，一隻活靈活現的「仰望星空的狐狸尼克」嗎？

當《瘋狂動物城》以看似最為「宣揚美利堅式極端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文化之樂土特色」的手段，卻揭示許多對於「嚮往真正的公平」的思考時，馬丁·路德·金的偉大靈魂，是否在此中得到了升華？

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自然是肯定的，並且筆者相信：只要你的內心足夠光明，只要你相信「和平造就偉大」的強有力的積極信條，世界便不僅不黑暗，相反還是助你表達身份政治、實現最高理想，當然更推動整個自然宇宙之和諧的廣袤舞台。

GIF

歷史的漣漪回蕩無窮，但它一定忠實地銘刻著每一個偉大的形象所留下的印記，其中就有以「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感動了這個世界的馬丁·路德·金。他的偉大靈魂，屬於你，屬於我。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