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長文：Uber新CEO 正在肅清卡拉尼克「餘毒」

編者按：從2017年8月底到現在，達拉·科斯羅薩西加入Uber擔任首席執行官已經過去了7個多月。他是怎麼做的？取得了什麼樣的效果？近日，《紐約客》雜誌發表了一篇長文，詳實地報道了科斯羅薩西加入Uber之後的情況。文章由36氪編譯。

一、

印度的古爾岡克市（Gurugram），是新德里以南20英里處的一個技術和商業中心。高速公路上擠滿了人力車、排放廢氣的公共汽車，時不時還出現一兩頭不能移動的奶牛。在這座城市中的玻璃高樓里，有數十家跨國公司在印度的辦公點，包括百事可樂、谷歌和微軟。一天早晨，一輛白色的SUV停在了Uber的印度辦公樓前，達拉·科斯羅薩西（Dara Khosrowshahi）——Uber的新任首席執行官打開車門，走了出來。

在極簡主義風格的大廳里，兩名當地員工迎接了科斯羅薩西，帶領他參加了一個傳統的印度教燈光儀式——aarti。這個儀式的目的是消除消極情緒，帶來輕鬆和樂觀的態度，標誌著一個吉祥的開始。科斯羅薩西微笑著，看著被玫瑰和大麗花花瓣包圍的青銅燈，點燃了其被酥油浸濕的燈芯。一名Uber的女員工在他的額頭上戳了一個紅色的點，並遞給他一束鮮花。他穿著一件黑色運動夾克，搭著白色的禮服襯衫和修身牛仔褲。

幾分鐘後，科斯羅薩西被帶到了餐廳，與一群Uber的印度員工見面。他看起來非常疲倦。他在為期兩天的日本之行後飛抵印度，將在這裡停留二十四小時多一點的時間。在日本，他參觀了豐田的工廠，並遊說政府官員讓Uber在當地擴張。儘管Uber在印度仍處於虧損之中，但增長速度很快。科斯羅薩西的日程表非常「瘋狂」，不僅要與印度的政界人士見面，參加監管機構的會議。在當天晚上，還要與總統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會面。當地的政策專家就談話要點向科斯羅薩西做了介紹，建議他稱Uber的司機為「微型企業家」——正如Uber印度的首席業務官所說的那樣，這個詞能讓「政界人士的心中感到溫暖」。

在餐廳里，Uber印度的總裁向科斯羅薩西提出了一系列的遊戲問題：

「如果你能回到過去，你會對22歲的自己說些什麼？」

「儘快從投行中脫身，」科斯羅薩西說。

「你讀的最後一本書是什麼？」

「哦，那是，呃......我真不敢相信我在說這個。是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書《Fire and Fury》。」人們笑了起來。

「這是我第一次來印度，」48歲的科斯羅薩西說道。當他還是在線旅遊公司Expedia的首席執行官時，他的簽證被拒了——因為他的伊朗背景和充滿穆斯林特徵的名字。他說，顯然「Uber更有吸引力。」話音剛落，就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然後，科斯羅薩西談到了Uber的未來，包括2019年上市的計劃，以及將規模增長到目前的20到30倍的目標。然後他的聲音變得深沉起來。「公司之所以讓我加入，是因為過去發生的許多事情，」他說。「從業務的增長來說，我們可能是在做正確的事情，或正確的選擇。但是，對競爭的思考可能有點過於激進, 甚至其中一些事情是錯誤的。」他不需要再一一羅列了，其中的許多錯誤已經被廣泛宣傳。「錯誤本身並不是一件壞事，」他接著說。「問題是，你是否能從錯誤中吸取教訓？2017年是艱難的一年，但這將會使我們成為一家更好的公司。」

去年8月，科斯羅薩西接受了Uber首席執行官的職位，他接管了矽谷最成功且醜聞最嚴重的公司。Uber一直在激進地擴張，部分原因在於，它將障礙（無論是競爭對手還是政府監管機構）視為需要克服的不便。在很多方面，這種戰略發揮了作用。就在Uber在舊金山第一次推出Black Car打車服務之後的七年時間裡，它已成為世界上知名的品牌之一，也是那些大型的私人控股公司之一，投資者對它的估值達到了720億美元。Uber現在擁有18000名員工，在73個國家開展業務。除了提供打車服務之外，它還提供外賣服務（Uber Eats），它的工程師正在開發垂直升降飛機( Uber Elevate )和自動駕駛汽車——這是一個消耗大量資源的項目。在3月份遇到了重大挫折——Uber的自動駕駛汽車在亞利桑那州道路上測試的時候，撞死了一位行人。

自從加入公司以來，科斯羅薩西一直扮演著奉承者、外交官、談判者和推銷員的角色。他之所以被Uber董事會選中，部分原因在於他的個性：和藹可親、沒有威脅、對投資者感到放心的那種企業言論感到滿意。Uber的前任首席執行官特拉維斯·卡拉尼克( Travis Kalanick )讓公司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他的領導下，Uber也獲得了可怕的名聲，體現出了那種重視結果的矽谷文化。科斯羅薩西對新德里的訪問，除了其他事情外，還需要處理 Uber 歷史上最糟糕的一次事件。2014年，一名女乘客指控她的Uber司機強姦。據報道，隨後，卡拉尼克推測，這起襲擊是由印度競爭對手Ola發起的，Uber的經理獲得了受害者的機密醫療記錄。(這個經理隨後被解僱，卡拉尼克否認了這些報道。）事實證明，這名司機曾多次因行為不當而被舉報，Uber什麼也沒做。

去年夏天，一群投資者把卡拉尼克從首席執行官的位置上趕了下來。Uber正在接受來自五個不同方面的聯邦調查，還面臨著多起民事訴訟，涉及性別歧視、司機投訴，以及公司對2016年出現的大規模數據泄露事件的隱瞞。Uber的名聲急劇下降震驚了矽谷。即使面對相反的證據，矽谷還是喜歡把自己看作是一種好的力量。風險投資公司Venrock的合伙人尼克·貝姆（Nick Beim）告訴我：「這家特殊的公司在這條道路上已經走得太遠了。它給矽谷留下了巨大的陰影。」與此同時，Uber在財務上的持續成功，強化了冷酷無情會得到回報的想法。「如果你賺了很多錢，縱容不道德行為也沒關係嗎？「貝姆問。「不應該是這樣的，但這是矽谷需要表明立場的、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Uber的董事會希望科斯羅薩西能夠修復公司的形象。「他是一個關係型的人，」曾投資優步的Google Ventures前管理合伙人大衛·克萊恩( David Krane )告訴我，「他更有耐心。」Uber董事會成員亞利安納·赫芬頓（Arianna Huffington）提到了羅馬皇帝馬庫斯·奧勒留斯（Marcus Aurelius ）：「在處理瘟疫、入侵和背叛的時候，他總是能設法保持冷靜。」她與科斯羅薩西開玩笑說，他有著同樣的品質。

科斯羅薩西現在的任務是，在不犧牲Uber最初取得成功的特性的情況下，將這個笨重、雄心勃勃的公司轉變為一個更傳統的公司。一位Uber的投資者告訴我，「Uber中常用的一個詞就是『fierce』（代表狂熱的、猛烈的意思），我喜歡這個詞。但它會被強調的太過了，」他說，問題是「達拉如何保持公司文化的積極方面，並在激烈競爭的同時改變迫切需要改變的方面？」

二、

Uber的想法源自於一些年輕的科技創業者，他們希望有一種更有效的方式在舊金山喊計程車。2008年，一位名叫加勒特·坎普( Garrett Camp )的加拿大軟體程序員，開始研究使用智能手機在城市中喊車的想法，並與他的朋友卡拉尼克推出了具體的業務。卡拉尼克曾共同創辦了兩家文件共享的創業公司（第一個叫做Scour，用於電影和音樂文件的共享，因侵犯版權而被起訴，最後破產了）。Uber 最初專註於Black Car豪華轎車服務，但卡拉尼克很快就採用了公司的主要競爭對手 Lyft 的模式，允許司機使用自己的車輛來運送乘客。

從一開始，Uber 的業務就建立在打破規則的基礎上。大多數城市的計程車服務都受到嚴格的控制，公司並沒有試圖去說服監管機構允許其運營，而是選擇忽視許多規定。因此，Uber一直處於戰鬥狀態。（卡拉尼克曾經說過，「我們正在進行一場政治運動，候選人是Uber，對手是一個名叫計程車的混蛋。」）公司最初的名稱是UberCab。2010年，在卡拉尼克被任命為公司首席執行官的當天，收到了一封來自舊金山交通局和加利福尼亞公共事業委員會的終止函，聲稱這家新公司顯然是一家計程車公司，因此屬於他們的管轄範圍。據布拉德·斯通(Brad Stone)的著作《暴發戶》(The Upstarts), 卡拉尼克只是簡單地從公司名稱中刪除了"Cab"一詞，並以其他方式駁回了這封信。

隨著公司擴展到其他地區，包括紐約、西雅圖、芝加哥、波士頓和華盛頓特區，它採用了相同的策略：在服務推出之前避免與當地政府聯繫。「游擊隊員」被派往國外城市。從2011年的巴黎開始，到2012年的倫敦，他們遵循了同樣的策略。在許多地方，用戶熱情地歡迎Uber。但該公司的到來也促使了計程車司機的街頭抗議，監管機構的訴訟以及避稅指控。在世界各地，Uber被罰款和禁止。在法國，其高管因涉嫌提供非法服務而被捕。在首爾，卡拉尼克被缺席起訴。

儘管存在爭議，Uber還是受到矽谷和華爾街投資者的推崇，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認為，Uber是顛覆出行行業的典範。2011年2月，風險投資公司Benchmark成為Uber的主要投資者，為其提供了1200萬美元的融資，公司估值為6000萬美元，Benchmark的合作人比爾·格利（Bill Gurley）加入Uber董事會。兩年後，紙面上的估值已增加到了35億美元。很少有私營公司的估值會如此迅速地上漲，其他投資者也注意到了這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TPG，Menlo Ventures，First Round Capital，Lowercase Capital，高盛，富達和軟銀都成為了Uber的投資者。卡拉尼克讓潛在的投資者相互競爭，並在接受資金時規定了一些交易條款，這些條款賦予了他非同尋常的影響力，包括對董事會多數票的有效控制。這種動態的形成，使得聯合創始人能夠充分利用為他提供融資的人，這意味著 Uber 幾乎可以無限制地獲得資金，而投資者對其行為的約束也相對較少。

2015年9月，卡拉尼克在拉斯維加斯安排了一次公司的「務虛會」。在會議上，碧昂斯（Beyoncé ）和大衛·格塔（David Guetta）舉行了音樂表演。「務虛會」的核心是一場別出心裁的演講，卡拉尼克介紹了他與首席產品官傑夫·霍頓(Jeff Holden)共同提出的14種文化價值觀，霍頓在亞馬遜任職了很長時間之後，加入了Uber。據一位與會者說，卡拉尼克對這些價值觀進行了長期的研究，其中包括「superpumped」（卡拉尼克最喜歡的單詞之一，意思是要超級有熱情地對待工作）、「任人唯賢和腳踏實地」（最好的想法應該取得勝利，員工不應該擔心冒犯同事）、「讓建設者建功立業」（不要試圖限制表現優秀的人），以及「總是要異想天開」等。

2017年1月標誌著Uber糟糕的一年的開始。公司的發展速度太快了。Uber前沿技術事業群負責人埃里克·梅霍夫( Eric meyhoffer )告訴我，「我們在七年內從0美元增至700億美元。同樣的過程，福特花費了70年。」（他形容在公司工作，就像騎著點燃的火箭，把頭伸出窗外。）然而，Uber缺乏支撐業務的基礎設施。沒有首席財務官或首席運營官，這對於Uber——一家在嚴格監管的行業中運營的大規模公司——來說是不尋常的。1月27日，在特朗普總統頒布全面的移民禁令後，該公司發現自己處於一場公關災難中。移民禁令引發了全國範圍內的自發性抗議活動，其中包括在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的抗議活動。計程車工會宣布，為了聲援抗議者，計程車將不會在機場接載乘客。Uber告訴乘客，它將會暫停飆升的定價，不會讓大量的需求提高價格。公眾認為，這是在企圖破壞計程車的罷工。（Uber堅持認為這是一個誤解。）在社交媒體上開始了「刪除Uber」的活動，有20萬人從手機上刪除了這個應用。

大約在同一時間，Uber聘請了一位新的人力資源主管，來自谷歌的麗安·霍恩西（Liane Hornsey）。霍恩西說，當她向別人通報她的新職位時，她「有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人們告訴她，Uber的名聲很差，並說：「哦，他們確實需要你。」霍恩西的最初印象是，許多員工看起來似乎非常焦慮和過度勞累。卡拉尼克提倡內部競爭的觀念，不同的團隊在同一個項目上相互競爭，這導致了員工之間保密、缺乏合作和敵意。「沒有信任感，沒有『我們一起建立這一切』的意識，」霍恩西說。

性別歧視問題並不明顯。「數據中有一些東西表示，這不過是年輕小夥子的放蕩不羈，」霍恩西說。「這並沒有引起我的重視。」然後，2月19日，一位名叫蘇珊·福勒( Susan Fowler )的前Uber工程師在網上發布了一份備忘錄，聲稱Uber的人力資源部門未能解決令人不安的性騷擾問題。備忘錄在星期天發布的，霍恩西第一次看到的時候，正和丈夫在車裡。她驚呆了，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會議期間卡拉尼克和霍恩西、Uber北美的負責人瑞秋·霍爾特（Rachel Holt），公共和政府關係負責人討論該怎麼做。赫芬頓，董事會中唯一的女性，通過電話參加了會議。

會議的氣氛非常嚴肅。「我沒有聽到任何關於『我們是否應該對抗這個問題？這是錯的嗎？這是不是真的？』之類的話語，」霍恩西說。「我只是聽到，『該死的！見鬼！如果這是真的，我們需要認真對待。』」 Uber聘請前美國司法部長前美國司法部長埃里克·霍爾德（Eric Holder），現在是Covington＆Burling的合伙人，負責領導對優步文化的外部調查。另一家律師事務所Perkins Coie受聘調查福勒的指控和其他不當行為指控。兩天後，赫芬頓提出了對Uber文化價值觀的補充：「不允許有任何聰明的混蛋。」

負面消息不斷累積。2月23日，谷歌成立的自動駕駛部門Waymo對Uber提起訴訟，聲稱Uber竊取了激光掃描技術——激光雷達的機密信息。2月26日，Uber的一名高級員工被解僱，原因是公司發現，他因性騷擾指控辭去了以前在谷歌的工作。兩天後，正當Uber準備宣布旨在修復與司機關係的措施之際，彭博社發布了一段視頻，顯示卡拉尼克兩個年輕女性一起，坐在一輛Uber Black豪華轎車的后座上。在視頻中, 卡拉尼克與司機發生了爭執, 因為司機抱怨 Uber 降低了費用, 使他很難謀生。爭論升級, 卡拉尼克憤怒地告訴司機，「有些人不喜歡為自己的破事負責。 他們把生活中的一切都歸咎於別人!」三天後，《紐約時報》報道了一個叫做 Greyball 的 Uber 內部秘密項目，目的是給執法人員和政府官員提供一個假的 Uber 應用程序, 以阻止他們對Uber服務的調查。隨後，又有報道稱，Uber利用另一個名為Hell的秘密項目，來識別為Lyft工作的司機，並把他們引誘走。

Lyft的公司形象，包括它粉紅色的標誌，比Uber更受歡迎，而且該公司沒有醜聞。隨著乘客從 Uber 離開, Lyft 逐漸從一個弱者變成了強大的競爭對手，籌集了17億美元的資金，並將其在美國市場的份額提高到了30％以上。與此同時，Uber員工的士氣低落。前舊金山 Uber 的總經理韋恩·汀（Wayne Ting），現在是科斯羅薩西的首席參謀長，他告訴我：「我認為在2017年，我們很多人都在了解媒體上發生的一些事情。 這是令人震驚的，也是不可原諒的。」汀把卡拉尼克離開之前的一年描述為一個「脫離身體的經歷」。「這引起了很多反思，」他說。「我想留下來嗎？我需要看到什麼樣的變化，才會想要留下來?」

一位前Uber員工告訴我，舊金山辦公室的人對此感到擔憂，但這並不是因為新聞標題給出了暗示。「房間里的大象是商業模式是否可行，」他說。Uber正在花費數十億美元補貼乘車費用，以保持低利率和乘客的重複使用。它的競爭對手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唯一能讓 Uber 盈利的方法就是增加人們的乘坐量, 提高每次乘坐的價格。但只要Lyft或其他競爭對手提供折扣，提價是不可能的，因為消費者只會轉而使用更便宜的應用。只要風險資本繼續流入打車業務，Uber的競爭對手就會繼續提供折扣乘車服務。「他們如何在減少乘車補貼的同時，又不減少人們的乘坐量，是一個很大的數學難題，」這位前員工告訴我。2017年，Uber大幅增長，但它的虧損達到了44.7億美元。

六月初，Uber公布了兩項針對職場不當行為的調查結果。公司解僱了20名員工，另有31名員工接受培訓或諮詢。6月11日，包括卡拉尼克在內的Uber董事會聚集在一起，聽取霍爾德團隊的調查結果，他們審閱了300萬份文件，並採訪了200名現任和前任員工。該報告描繪了該公司的嚴峻形勢，並建議進行47項改革，包括重組董事會，以使其更加獨立，限制在公司活動中使用酒精和毒品。一位合規顧問將這份報告形容為「對一個估值數百億的公司來說，這是有史以來，關於工作場所文化災難的、最引人注目的討論之一。如果你改變其中的一些商業和法律語言，你可能會認為你在讀一份關於《動物屋》的報告。」

在董事會召開會議的前一周，卡拉尼克的父母在划船時出了事故。他的母親死了，父親受了重傷，卡拉尼克悲痛欲絕。董事會討論卡拉尼克是否應該請假悼念，以及減輕負面宣傳的阻力。據一位熟悉此次會議的人士透露，投資公司TPG的董事會成員、共同創始人戴維·邦德曼( David Bonderman )曾告訴卡拉尼克：「特拉維斯，坦率地說，我無法想像這家公司沒有你，也無法想像這家公司有你。」董事會要求卡拉尼克無限期休假。與此同時，公司將由一個由16名高管組成的委員會進行管理。九天後，Benchmark的兩名合伙人給了卡拉尼克一封來自一群投資者的信，要求他立即辭職，並威脅說，如果他不辭職，他們將公開反對他。目前還不清楚董事會會議後發生了什麼變化，但卡拉尼克同意了，並辭職了。

三、

科斯羅薩西有時會穿一件上面印著「我們都是夢想家」字樣的T恤。他經常談到，他在1978年和家人逃離伊朗後，尋求庇護的經歷。當特朗普發布移民行政命令時，Expedia與其他科技公司一起，宣布支持華盛頓州對該禁令提起的訴訟。此後，科斯羅薩西就對總統的政策非常蔑視。8月份，在特朗普對夏洛特維爾暴力抗議活動的反應方面引在爭議之後，科斯羅薩西在Twitter上寫道，「我一直在等待，我們的總統能夠達到期望, 而他和他的辦公室卻屢次失敗。」

在伊朗革命使國家陷入混亂之前，科斯羅薩西的家人在德黑蘭過著富裕的生活。一位有錢的叔叔搬到了紐約，科斯羅薩西和家人暫時逃到了法國南部，他們全家曾在那裡度過假，後來移民到了美國，搬到了紐約塔里敦的一套三居室公寓里。抵達美國後不久，52名美國外交官在德黑蘭被扣為人質，這場持續一年多的危機，在美國引發了反伊朗情緒。他們的家族從大洋彼岸看著他們的製造業務，被新的伊斯蘭政府收歸國有。

科斯羅薩西的父母將他們剩餘的資源投入到了子女的教育中，讓科斯羅薩西和他的兩個兄弟進入了他們的表兄弟就讀的哈克里預科學校。科斯羅薩西當時讀五年級，英語說得不太好。「起初，這是一個艱難的調整，」他告訴我。「但我們知道如何踢足球。我的兄弟們在學校里完全是足球之神。這就是我們獲得社會認可的一種方式。」科斯羅薩西被科學所吸引，他的父親鼓勵他成為一名醫生。科斯羅薩西解釋說，在伊朗，「世界上的英雄是工程師或醫生。」當他十幾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回到伊朗去照顧自己生病的父親，被政府逮捕並拘留了六年。科斯羅薩西的母親留下來照顧三個還處於青少年的男孩，在曼哈頓的一家高端女性服裝精品店擔任銷售人員——這是她之前經常光顧的一家店面。「我認為我家裡有一種暗流，那是我們失去了一切，」科斯羅薩西告訴我。在8月份他第一次向Uber員工發表演講中，他直言不諱地說：「作為一個移民，你的肩膀上有一塊晶元，它會驅使你前進。」

投資銀行Allen＆Co.的總裁赫伯·艾倫三世（Herb Allen III）是科斯羅薩西的一名同學，曾經和他的家人一起吃晚飯——非常溫暖，最後往往以棋盤遊戲或猜啞謎結束。「他們是我見過的最注重家庭關係的家庭，」艾倫說。「這不僅僅是因為你不得不發揮自己的潛力。你穿的是全家人的球衣，你應該有一定的行為舉止。」

科斯羅薩西就讀於布朗大學，在那裡學習生物電子工程專業，並把自己沉浸在角色扮演遊戲「龍與地下城」中。此外，他加入了一個水球運動員聯誼會，並對聽到人們對他的名字發錯音感到厭煩——「達拉什麼？」——他開始介紹自己是達倫K（Darren K）。「這聽起來像一個色情明星，我知道，「他說。

畢業後，科斯羅薩西去了Allen＆Co.工作，擔任初級投資銀行家。他的一個兄弟也在那裡工作。在科斯羅薩西任期的第一年，他獲得了一筆兩萬美元的獎金和一次免費的非洲狩獵旅行。Allen & Co. 以其在為大型媒體公司提供諮詢服務方面的專業知識而聞名，科斯羅薩西很快就開始與巴里·迪勒( Barry Diller )合作，後者正在經營QVC並試圖對派拉蒙（Paramount）進行敵意收購。雖然這筆交易沒有達成，但迪勒對科斯羅薩西印象深刻，並邀請他去迪勒的控股公司IAC工作。2005年，迪勒的Expedia公司正在與第二代在線旅遊企業競爭，尋找新的首席執行官，迪勒要求科斯羅薩西擔任該職位。「他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們立即看到他有天賦——這是天生的，」迪勒告訴我。「我們相信，把人們直接扔進水裡，他們會下沉一點。這個過程是一種進入他們真實角色的窗口。他沒有任何操作經驗，我們就把他扔進了那個水裡。事實證明，他不僅僅是掌握了這份工作。」

在科斯羅薩西擔任首席執行官期間，Expedia的增長非常顯著，從2005年的21億美元增長到2017年的101億美元。（它的主要競爭對手 Priceline 在同一時期增長了更多。）科斯羅薩西非常受歡迎，公司被認為是一個穩定和令人滿意的工作場所，在員工中，婦女和其他代表性不足的群體所佔比例很高。

2017年8月，當科斯羅薩西打電話給迪勒，告訴他，他正在追求Uber的工作時，迪勒試圖說服他退出。迪勒和他的妻子黛安·馮·福斯滕堡（Diane von Fürstenberg）是卡拉尼克的朋友，迪勒知道Uber的處境十分艱難。「我說，『噢，我的天啊，達拉，你一定是瘋了』，」迪勒告訴我。「『那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最後，他在為期三周的談判中向科斯羅薩西提出了建議。

8月10日，Benchmark 邁出了引人注目的一步，起訴卡拉尼克。這起訴訟指控他犯有欺詐行為，目的是「鞏固自己在Uber董事會的地位，並為自己的私利增加對Uber的控制權」，並指控他暗中為他的回歸掃清道路。 Uber董事會被分成親卡拉尼克派和反卡拉尼克派，這種分裂反映在首席執行官人員的搜索中。當時已經確定了兩名候選人，通用電氣前首席執行官傑弗里·伊梅爾特(Jeffrey Immelt)和惠普首席執行官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這兩位都是運營著龐大公司的名人首席執行官。卡拉尼克和他的盟友青睞伊梅爾特，他表達了對科技公司創始人的尊重，並表示希望卡拉尼克繼續深入參與到公司的運營中來。另一個由Benchmark領導的派別，正在支持惠特曼，這家風險投資公司與惠特曼有著長期的合作關係。沒有一個派別為科斯羅薩西遊說。他告訴我，他認為自己的候選人「有點好玩——我總是第三個不知名的候選人。」

對於候選人來說，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卡拉尼克是否會繼續在幕後操縱Uber。8月底，當科斯羅薩西在舊金山的Uber董事會前正式發表演講時，卡拉尼克就坐在他的正對面。科斯羅薩西製作了一套PowerPoint幻燈片，當他開始討論治理問題時，氣氛變得緊張起來。關於卡拉尼克的一張幻燈片上寫著，「不能有兩位首席執行官」。「我很清楚，我們需要分離，如果我進來，我需要被承認為一名領導者。我們不得不推開特拉維斯，」科斯羅薩西告訴我。「「特拉維斯已經完全不在公司工作了。」（3月底，卡拉尼克宣布他已經收購房地產創業公司City Storage Systems，並將作為首席執行官加入該公司。他仍然是Uber董事會的成員。）

第二天早上，伊梅爾特莫名其妙地宣布他要推出。突然之間，科斯羅薩西成了一個競爭者，如果沒有其他原因，反對惠特曼投票需要一位候選人。董事會成員再次聚集在舊金山四季酒店的一個會議室，開始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投票，並將他們的決定發送給獵頭公司。第一輪之後，結果平分秋色，惠特曼4票，科斯羅薩西4票。這一天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進行投票。其中兩名董事會成員在海外，用電話接入參加會議。其他人在一間單獨的房間里，就像僵持不下的陪審員一樣。最終，Benchmark表示，如果惠特曼成為首席執行官，它可能放棄對卡拉尼克的訴訟。一些董事會成員對這種施壓策略做出了不利的反應，並改變了他們的選票。赫芬頓說服了Benchmark，不管結果如何，它都應該宣布對獲勝候選人的裁決是一致的。

在等待結果的過程中，科斯羅薩西和迪勒通了好幾次電話。惠特曼已被選中的謠言開始流傳，迪勒試圖安慰科斯羅薩西。當迪勒收到一封電子郵件時，兩人正在打電話。郵件來自科技網站Recode的執行編輯卡拉·斯威謝爾（Kara Swisher）。電子郵件上寫著「是達拉。」迪勒問科斯羅薩西，「你確定沒有人打電話給你嗎？」

40分鐘後，當他接到赫芬頓的一個電話時，科斯羅薩西正在開車去買晚餐用的雜貨。「我有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赫芬頓說。「你先聽哪個？」科斯羅薩西告訴她，他先聽好消息。

「好消息是，我們選擇了你成為Uber的下一任首席執行官，」她說。

「壞消息是什麼？」科斯羅薩西問道。

「消息已經泄漏了。」

四、

在一個下雨天的下午，我與科斯羅薩西、他的妻子悉尼·夏皮羅（Sydney Shapiro ），以及他們5歲的雙胞胎男孩，在他們位於西雅圖北邊的家中見面。（在以前的婚姻中，科斯羅薩西也有一個十幾歲的女兒和兒子。）Uber董事會成員將科斯羅薩西作為一個家庭成員的身份作為他的吸引力。這與卡拉尼克的單身生活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科斯羅薩西每周都會從西雅圖的家中到舊金山工作。他承認這是一個挑戰。在新德里接受 CNBC 採訪時，一個年輕人問他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他笑了。「不幸的是，現在，工作已經佔據了上風，」他說。「我的家人對此並不高興。」

當我們在廚房的一張長桌上旁坐下來吃烤雞肉和蔬菜湯時，男孩們正在吃著塗有黃油的義大利面 。夏皮羅告訴我，十年前，當他們相親時，科斯羅薩西穿著西裝，開著一輛租來的沃爾沃。「我想，他是Expedia的首席執行官，他會傲慢自大，以自我為中心，應該會是一個......混蛋，」夏皮羅說。她曾經是一名幼兒園老師，對科斯羅薩西剛剛離婚表示擔憂。夏皮羅身材高挑，穿著破洞牛仔褲和演唱會T恤，說科斯羅薩西讓她感到驚訝。「他有很多問題要問我，他很有趣，」她說。她告訴我，當Uber的工作出現時，她立即知道科斯羅薩西的選擇是對的，儘管他對自己是否有機會持懷疑態度。在他還在面試的時候，她就開始關注加州的房地產了。她還鼓勵他穿著要更加科技范兒，一般由牛仔褲和毛衣組成。

「我在巴西穿了一套西裝，」科斯羅薩西承認。他最近訪問了Uber的第二大市場巴西，說服巴西國會議員不要通過立法來強制實施新的監管要求。「如果我們真的要道歉的話，我會穿一件，」他說。自從接受這份工作後，科斯羅薩西不得不做很多道歉。去年9月，他向倫敦公開道歉，倫敦發現該公司「不適合」經營計程車服務後，拒絕續簽牌照。去年11月，他向公眾道歉，因為他透露 Uber 沒有披露2016年的黑客行為，這使5700萬乘客和司機的個人信息受到了損害。

作為首席執行官，科斯羅薩西的第一個行動就是為公司創建一個新的文化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是他徵求員工意見的結果。第4條現在寫著「我們做正確的事。」他宣布，2018年公司將集中精力改善司機和乘客的安全。他聘請了經驗豐富的高管，包括Orbitz前首席執行官巴尼·哈福德( Barney Harford )和前司法部官員、百事可樂首席法律官托尼·韋斯特( Tony West )。

同時，科斯羅薩西也試圖推動Uber上市。3月下旬，Uber同意將其在東南亞的業務出售給當地的競爭對手Grab，以便為Uber的其他部門騰出資源。這個消息在公司的某些角落並不受歡迎，員工擔心科斯羅薩西可能缺乏實現Uber最雄心勃勃的目標所需的動力。如果科斯羅薩西達到了某些目標，其中包括推動公司在2019年以1200億美元的估值上市，他將獲得1.2億美元的收入。一位對科斯羅薩西表示欽佩的前僱員告訴我：「如果我是達拉，我的績效指標是：解決董事會問題，填補高管職位的空缺，通過IPO獲取資金，為投資者帶來流動性，並發展公司。」他繼續說道，」現在，這看起來很難。但我認為，特拉維斯的使命就是讓我們把這個公司變成一個價值5000億美元的公司。讓我們投資飛行汽車，讓我們改變人們的飲食習慣，讓我們改變人們的出行方式。它們聽起來可能是一樣的，但這些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一位前Uber高管指出，經過8年的發展，Facebook已經殺死了大多數其他的社交網路，谷歌已經在網路搜索方面建立了近乎壟斷的地位。另一方面，Uber在推出8年後，「還沒贏。」在卡拉尼克的領導下，Uber在中國和俄羅斯出售了業務。與此同時，許多歐洲國家被認為過於依賴法規而無法盈利。這位前高管告訴我，Uber印度公司「與當地的競爭對手發生混戰」。這使得 Uber 主要在北美和南美洲全面運營。「我們處在一個競爭激烈的行業，」他說。「現在還不是改變文化的時候，是時候繼續進行侵略了。」

對於矽谷公司將被外國競爭對手超越的擔憂，是業內一場更大辯論的一部分。今年1月，風險投資公司紅杉資本的合伙人邁克爾·莫里茨( Michael Moritz )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有爭議的社論，稱美國公司急於實現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因此有可能輸給中國科技公司，因為中國科技公司的「工作節奏很快」，辦公室里也很簡樸，「沒有人會抱怨錯過了一場小聯盟比賽，也沒有人抱怨錯過了與朋友的籃球比賽」。印度國務部長在新德里的一次會議上與科斯羅薩西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建議Uber在印度建立一個工程中心。他說，當地的工程師比舊金山的工程師少，他們不會抱怨工作時間過長，也不會要求現場按摩和有機食品。

吃完飯後，科斯羅薩西把碗碟放在水槽里，夏皮羅帶孩子們上樓去洗澡。然後，我們談到了他最痛苦的職業經歷之一——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他被迫在Expedia舉行會議以宣布裁員。「對我來說，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難受的時刻，」科斯羅薩西說。「儘管我是負責解僱的人，但員工認為這是一種傷害。」他認為，表現出脆弱性讓這一過程變得更容易。「管理是關於一份合同的，也就是說，你管理我是因為你的級別更高，你付錢給我，並對我進行審查。」他說。「但領導是關於心的。」

與許多科技公司一樣，一群女工程師起訴了Uber，稱她們的工資低於男同事。( 3月27日，公司同意和解。）在Expedia，科斯羅薩西特彆強調僱傭那些「看起來不像自己」的高管，並制定了增加女性員工的計劃。「我在Uber的時間還太短，還無法真正地推動這些，」他說。「但是我們會做到的。」

矽谷對創始人有著一種虔誠的態度，他們仍然領導著包括亞馬遜和Facebook在內的許多大企業。風險公司Greylock Partners的合伙人西蒙·羅斯曼( Simon Rothman )告訴我，一家公司的文化往往反映了其創始人的個性。「這裡有一個類比：如果你有父母，他們的DNA就會在你身上，」他說。「如果別人撫養你，你會變得與眾不同，但你不會變得完全不同。我認為創始人在公司呆的時間越長，就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改變公司的文化。」

根據「創始人個性即文化」理論，改變Uber要比簡單地取消一些口號複雜得多。當我在科斯羅薩西上任前問及他對Uber文化的印象時，他說:「我認為這完全是虛構的。我很驚訝為什麼壞事會一件接一件地暴露出來。」但是，他補充說，員工渴望改變。「我相信，如果你有一個偉大的產品，很多其他的的東西都能夠自洽，」他說。

五、

科技行業的風險資本家往往分為兩類：一類是投資Uber的人，另一類是沒有投資Uber的人，他們對Uber很反感。但所有人都敏銳地意識到了蘋果的警示故事：他們把聯合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 Steve Jobs )趕走了，轉而支持專業首席執行官約翰·斯卡利(John Sculley)，而後者在喬布斯重返蘋果之前，幾乎沒有什麼區別地管理著蘋果。許多人告訴我，在Uber適應其身為大型企業的職責時，應該有人——董事會成員或投資者——在指導Uber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一個名字經常出現：比爾·格利，董事會成員和Benchmark的合伙人。

格利身高6英尺9英寸（2米多），身材魁梧，在矽谷享有盛名。(他最近在Waymo訴Uber一案中出庭作證，法官開玩笑說他是法庭上最高的證人。)當我與格利坐下來談論Uber 發生的事情時，他說，「我的公司最關心的兩個問題是『我不敢相信你這麼做了』和『你為什麼不早點這麼做？』」

格利說，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鼓勵卡拉尼克聘請一位經驗豐富的首席財務官。他喜歡告訴創業公司創始人，「你不可能因為擁有一個更具創新性的財務計劃而成功，你不會因為擁有一個更具創新性的法律程序而成功，你不可能通過重新發明人力資源管理而成功。在這些領域，經驗舉足輕重。」Uber在這三個方面都很弱，卡拉尼克從來沒有找到他的「雪莉」（Sheryl）。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在創建 Facebook 四年後找到了雪莉 · 桑德伯格( Sheryl Sandberg )。格利站了起來，開始在白板上潦草地寫著「各種事件的刺耳聲音」，這些聲音導致了對卡拉尼克的政變。另外，兩個矽谷的成功案例——軟體公司Zenefits和血液測試公司Theranos——最近遭遇了公共醜聞，看起來很可能會破產。2017年春天，格利開始擔心Uber可能會遭遇類似的命運。Benchmark已經向Uber投資了1200萬美元，而這些股份的價值已經增長到大約85億美元。這是一個很大的潛在損失。格利還收到了他支持的另一家公司Stitch Fix的創始人——卡特里娜·萊克( Katrina Lake )發來的一封電子郵件。Stitch Fix是一家在線服裝零售商，最近成功進行了IPO。格利回憶道，「郵件基本上說，『我真的很喜歡和你一起共事，但我無法忍受你和那個傢伙有聯繫這一事實。』」

格利告訴我，矽谷的投資者，即使是看起來很強大的投資者，也無法再控制那些年輕的、大部分是男性的科技創始人，他們通常對他們的公司擁有投票權。「在董事會任職的風險資本家變得越來越恭敬，我想說，他們變得更像是啦啦隊長, 而不是運動員，」他說。他將這種變化歸因於「一種歷史中沒有發生過的現象：獲得無限制的資本。「Benchmark的競爭對手，一直在利用其在「政變」中產生的影響，向其他創業公司的創始人批評它。「你肯定不想拿走他們的錢，看看他們對Uber創始人做了什麼，」格利說。「我敢打賭，這種對話已經發生過上百次了。」雖然卡拉尼克的下台造成了很多負面影響，但格利並不後悔。「我相信，歷史將對我們的所作所為感到欣慰，」他說。

六、

每天，Uber都會與數以百萬計的用戶和數百萬司機打交道。參觀Uber位於（紐約）皇后區的3萬平方英尺的司機中心，可以感受到這些互動會有多麼複雜。每天早晨，成百上千的人(其中許多是移民)來到這裡登記，成為Uber的司機。他們簽了汽車貸款，報名參加體檢，並在紐約繁瑣的許可證制度方面得到Uber幫助。

Uber因為利用司機而受到批評，這些司機沒有工作保障或福利，而且公司已經不止一次降低了他們的傭金。在卡拉尼克離職前不久，Uber意識到這是一個戰略錯誤——如果公司想繼續發展下去，就需要吸引司機，而不是排斥司機。與此同時，許多乘客在使用這個應用程序的時候，感到越來越不舒服，這個應用程序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剝削的象徵。吸引司機現在是Uber的首要任務，並稱他們為「司機合伙人」。

在印度，司機們會定期罷工數日，抗議工資下降。在印度之行期間，科斯羅薩西會見了一小群司機，徵求他們的反饋。一些人抱怨說，Uber的德里地圖沒有反映當地公路上自發形成的彎路。一位身穿白色禮服襯衫的胖司機建議該公司提供語音界面，因為許多印度人不會寫。最後，一位司機說:「對於與Uber合作了很長時間的合作夥伴來說，有沒有辦法幫助他們省錢，並為他們的晚年做好計劃？某種方式可以激勵我們成為長期的司機，就像你激勵員工一樣？」科斯羅薩西點頭表示同意。「這不僅是印度的問題，也是世界各地的問題，」他回答說。「我們一直在考慮短期的問題。」

事實上，Uber的長期計劃中，司機的作用將會被減少，相應的成本和複雜性將會降低。該公司已經在四個城市開展了自動駕駛汽車試點項目，並對自動駕駛的長途卡車進行了測試。谷歌和通用汽車等幾家公司正在競相開發自己的自動駕駛技術。Uber的計劃，始於2015年的先進技術部門。今年，它的車輛已經達到了三百萬英里自動駕駛的里程碑。這個部門現在有1500多名員工，其中大部分都在匹茲堡市中心濱水區的一家原來是工廠的地方工作。

對卡拉尼克來說，自動駕駛汽車是公司的「明珠」。當科斯羅薩西接手時，曾考慮關閉這個項目，因為它可能要花費數十億美元。在與該部門負責人埃里克·梅霍夫談過後，他決定不關閉該部門。「如果你來這裡看看——這不是五個人在車庫裡建造一輛小型的自動駕駛汽車，」梅霍夫告訴我。在加入Uber之前，他在卡內基梅隆大學與他人共同創立了卡內基機器人公司。「這一切都是為了實現自動駕駛車輛共享，將其大規模部署，並作為一種產品推廣出去。這是我們的未來。」梅霍夫說，現在的問題不是公司能否生產一輛自動駕駛汽車，而是它能否快速、廉價地生產一輛，以解決Uber的收入問題。

在一月份一個潮濕、氣溫反常的日子裡，我坐到了先進技術部門總部一輛沃爾沃xc90的后座上。這款車是沃爾沃的豪華車型之一，內部飾有柔軟的皮革。車頂上裝有一個價值九萬美元的激光雷達、64台激光器、8個攝像頭，後備箱里還有一堆液冷式電腦硬碟，發出不那麼刺耳的嗡嗡聲。自動駕駛汽車操作員說話的語氣平靜，就像幼兒園的老師那樣，他告訴我，「一旦你看到這輛車能做什麼，你會非常驚訝。「他的工作是坐在方向盤後面，兩手懸在方向盤旁邊，隨時準備在出現問題時控制局面。「你在腦子裡開車，」他說。「你只是沒有用你的手。「他和其他操作員在賽道上接受了測試，看他們是否能處理緊急情況，比如以每小時60英里的速度急轉彎。

他在儀錶板的iPad上調出了一條路線——汽車依靠預先設定好的地圖，有效地沿著像火車這樣的虛擬軌道行駛——並按下儀錶板上的一個銀色按鈕，使汽車進入自動駕駛模式。系統接管了車輛，平穩地向前行駛。「現在，我真的什麼都不用做了，」操作員在等待紅燈時說道。「可是，如果這個白痴在這裡決定在我們面前衝出來，那我就得接手了。「對面車道上有一輛白色豐田車，果然，就在綠燈亮的時候，它向前沖，在我們前面左轉。他解釋說，這輛車收集了有關行駛過程中的各個方面的信息，並將數據發回給Uber的工程師。「比方說我們出事了。我們會有完整的視頻證據，」他說。「計算機系統不會累，不會生氣，也不喝酒......它只會做正確的事情。」

每當一個行人出現在我們面前，他或她就會以藍色的形式出現在iPad上，這反映了汽車「看到了什麼」。汽車可以一次監控數百名行人，操作員說，汽車會自動設定在他們周圍時要格外小心。當我們穿過匹茲堡充滿建築的街道時，操作員開始嚴陣以待，在一輛停著的車裡的人突然打開一扇門時，或者當我們經過學校安全區時，汽車會自動減速到每小時15英里。接線員告訴我，汽車有時會陷入兩難的境地，比如當其他司機示意它繼續行駛，而汽車卻無法接到信號時。有一次，中繼硬體堆棧中的一個節點崩潰了，我們不得不停車重新啟動。我的接線員向我保證，這種情況很少發生。

3月19日，Uber的整個自動駕駛汽車試點計劃被擱置，原因是在亞利桑那州坦佩市的一輛測試車，撞死了一名49歲的名叫伊萊恩·赫茲伯格( Elaine Herzberg )的婦女。第二天，亞利桑那警方發布了一段車禍視頻。恐怖的夜間鏡頭顯示，當時她正騎著自行車穿過街道時，車子以每小時大約40英里的速度撞了過去。在視頻的一部分可以看到這位汽車駕駛員，他向下看了幾秒鐘，可能是看了看儀錶板iPad，然後抬起頭來看，但太晚了。接線員的臉扭曲成震驚的表情。不久之後，我打電話給科斯羅薩西，他聽起來很沮喪。他告訴我，自動駕駛汽車部門一直致力於在今年年底前提供無人駕駛汽車服務，在這一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磕磕碰碰」。「上周發生的事情真的很悲慘，」他說。「顯然，我們後退了一大步。「他正在密切關注 Uber 在自動駕駛汽車方面的工作。

我在匹茲堡的時候，梅霍夫告訴我，像Uber的其他部門一樣，自動駕駛汽車部門也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他說，儘早掌握技術是公司生存的關鍵，卡拉尼克痴迷於競爭和短期結果，直觀地理解了這一點。儘管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壓力依然存在，部分原因是已經投入了大量資金。「問題是，如果有人掌握了這項技術，並利用它建立了一個共享出行的網路，他們的成本競爭力將比我們更強。如果別人這麼做了，而我們沒有，我們還能活多久？」梅霍夫說。「其實，你是在跟這個幽靈賽跑。無論你多麼努力，都是不夠的。達拉沒有施加太多的壓力，但他不需要這樣做。因為，這就是我們所處的行業的現實。」

編譯組出品。編輯：郝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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