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抗聯地下工作人員的悲劇和情報傳送過程中的風險

（1930年代哈爾濱街景）

馮永瑩是馮仲雲的妹妹，生於1913年，1934年來到東北，到滿洲省委做地下工作。不久，黨中央委派原來的湘鄂西省委書記楊光華來到哈爾濱擔任新一屆的滿洲省委書記。為避免暴露身份，黨組織讓楊光華與馮永瑩同居一室，假扮夫妻。

1930年代馮永瀅（坐者）同嫂子薛雯合影

70年後，馮永瑩回憶起那一段，頗為感慨地說：楊光華絕對是正人君子，孤男寡女睡在一張床上幾個月，他從來都沒有碰過我一下，我也不碰他。後來我們之間有了感情，黨組織就批准我們結了婚。

1936年，局勢越來越不利於開展工作，共產國際要求楊光華將滿洲省委的文件全部銷毀。考慮到這些文件十分珍貴，楊光華就決定派交通員帶到前蘇聯去。沒有想到，交通員順利到了前蘇聯，那些文件卻被日軍截獲在火車上。而後，報紙上大肆宣傳得到了滿洲省委的重要情報。共產國際得知此事非常生氣，將楊光華調到前蘇聯審查。

1935年5至6月間，王明同康生與楊光華談話，實際上是進行審查。王明說我們今天是請楊光華同志搞清幾個問題：

一、你在上海被捕後是怎麼被釋放的?二、你在江蘇省委的反黨問題。三、在上海中央局老龔被隔離後，你為什麼還與他聯繫?四、身為滿洲省委書記，為什麼不執行代表團的電令，擅自決定把文件送往莫斯科，致使文件中途丟失?康生說"中共代表團命令你們銷毀全部文件，沒有讓你們送文件到莫斯科來。你們擅自決定送文件，應負違反電令的主要責任"。

我在讀《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文（一九二九年四月—一九四四年乙1卷）》第283頁—291頁，《林莎給共產國際幹部部的報告——關於中共滿洲黨、團組織概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一文中有較詳細的記載：

省委在一九三五年五、六月（記不太清楚在哪一月）曾經遺失過一包很重要的文件。事情的經過如下：

楊廣[光]華在滿洲工作時盡了不少姦細的作用，例如他一到滿洲工作就要「整頓」組織工作，他畫了各種表格，發到各級黨部去調查幹部的履歷，地方組織和工作的情形，隊伍的活動方向，隊伍的實力等。結果各地黨部紛紛把表格填就送來。最先送來的是南滿特委、珠河縣委等。後來楊廣[光]華和唐果夫說共產國際向滿洲省委要文件，說名單留在省委怕發生問題，決定要把所有幹部名單送到國際這邊來。他們兩人就這樣定了（那時趙毅敏已經到莫斯科來），叫我把南滿、吉東、珠河來的報告和所有名單包在一起，交給唐果夫，由唐果夫親身送到國際交通處。以後這包文件由做國際交通的藉中華（有一短期曾他和我在十三號上研究班，不久藉中華不知道往哪裡去了）帶到滿洲里，據說當時藉中華帶了好幾個箱子給人在火車上偷去了。我們得到消息的第二天，哈爾濱敵人的報告馬上登載出來，說破獲了滿洲共產黨許多重要文件。這裡是很明顯在我們的內部有姦細在暗藏著，這不單是滿洲省委內部有問題，就是國際交通處也值得懷疑的。關於這裡問題，大概現在前蘇聯內務部調查好了，不過結果如何我是不知道的。你們要想詳細知道的話，可以問問內務部。

林莎是趙毅敏的妻子，又名凌莎，也是老資格的共產黨員，寫這篇報告時在莫斯科，這篇報告應該是共產國際幹部部的詢問材料。1938年12月底她即和趙毅敏經新疆到了延安。

根據林莎的報告可以看出，王明、康生把楊光華調到莫斯科審查，也是很正常的。1935年10月2日,王明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首先討論滿洲問題，決定成立滿洲問題委員會，由楊松、趙一民、馮空、白林、史賓、唐谷、王明、康生、孔原組成，由楊松、趙一民、馮空共同寫一小冊子，並決定以後繼續討論滿洲問題。中共滿洲省委代理書記楊光華在會上作了滿洲工作報告，但王明借故不讓他拿筆記本，反而說他故意丟失一個秘密的本子。接著，楊光華便被拘留審查。這次被審查除了王明在上次見面時提出的四個問題外，又加上個"本子泄密事件"。後來楊光華被下放工廠勞動，又被判處5年徒刑，流放到北冰洋一個集中營服苦役，直到1956年才被允許回國。在那種特殊的環境下，王明、康生對整個滿洲省委產生了懷疑，因為懷疑，而撤銷滿洲省委，致使東北黨群龍無首，給東北抗日運動和東北抗日聯軍帶來了無窮的後患。

1936春天，馮永瑩拖著帶孕之身來到前蘇聯。共產國際名義上安排她到莫斯科大學學習，實際上是對她進行監控。最讓馮永瑩難過的是，她不但沒有見到楊光華，而且孩子也在保育院中不幸死亡。

1957年，楊光華在被流放13年，又被前蘇聯控制8年之後，終於回到祖國。他在哈爾濱找到了馮永瑩，在經歷了21年的坎坷之後，兩人終於又走到了一起。這就是地下工作者在傳遞文件的過程中出現的波折，這個波折不僅讓組織產生了不信任，也給個人和家庭帶來了很多的不幸。

（1935年魏拯民在哈爾濱留影）

1940年2月楊靖宇犧牲後，第一路軍和省委的工作重擔全部落在魏拯民肩上。他拖著病體，率部堅持艱苦卓絕的鬥爭，取得了安圖伏擊戰、哈爾巴嶺襲擊戰等勝利。這年冬天，他病情加重，不能隨軍行動，只好到長白山區樺甸縣牡丹嶺抗聯密營中休養。他不顧疾病的折磨，常常晝夜不停地起草文件、書寫報告、總結經驗。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他鼓勵同志們要堅定勝利信心：「敵人不能永遠佔領我們的祖國，我們總有一天要把鬼子從中國趕出去！」由於敵人的嚴密封鎖，他只能靠吃樹皮、松子和蘑菇度日，加重了病情，於1941年1月20日停止了呼吸，年僅32歲。

魏拯民在密營的日子裡所寫的大部分書信後來有一部分落入敵人的手中，而我們今天看到的魏拯民寫給中央代表團的信卻是從日文資料中翻譯過來的，這些信件流失到日軍手裡的途徑可能只有兩個，一是在密營中搜尋到的；一是魏拯民交給國際交通遺失的。這兩種可能性都有，因為當年東北抗日聯軍高級將領都有一個習慣那就是書信文件都留有備份，以便備查。

（東北抗聯密營）

還有1939年春，東北抗日聯軍吉東秘書處遭到日軍突然襲擊，在寧安縣楊胖子溝姚新一、胥傑等抗日聯軍中的高級知識分子全部犧牲，由這些人保存的周保中1931年—1936年的日記因此而落入敵人之手，至今下落不明。

敵人除了經常對東北抗日聯軍採取進攻、封鎖、破壞等政策外，廣泛地從大小村屯中收買落後群眾和投降的人充當暗探，暗查群眾與抗日聯軍的聯絡關係。如果發現和抗聯有聯繫，其當事者不用說，就是這一個村子的人也會一律地遭到逮捕和殘殺。另外，如在某村中已發現與抗聯有聯絡關係者而不知其姓名時，則對所有該村中的人進行拷問和威嚇，用盡一切手段，調查抗聯地方組織，予以破壞，在這種極端的環境中，地下情報工作和秘密交通工作很難做，風險很大。

感謝微信打賞和轉發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