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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數百萬的罰款,最後都流向了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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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特-巴恩斯在去年夏天的時候結束了自己的職業生涯,算是功成身退,戴上了心儀已久的冠軍戒指,為籃球生涯畫上了圓滿的句號。這位在NBA征戰了14年的老將骨子裡其實是一個桀驁不馴的美式橄欖球運動員,場上場下都是如此。但無論用什麼標準來衡量,尤其是對這個總是唱丑角、干臟活的二輪秀來說,巴恩斯的職業生涯都可以說是非常成功的:他效力過9支球隊,累計拿到了3000多萬美元的薪水。

自嘲為「惡漢」的巴恩斯知道,與他的投籃能力相比,他「違規的能力」才是更世人所熟悉的。他生涯至少有14次與聯盟管理層發生衝突,還因為鎖喉、砸球、踢水瓶、噴垃圾話多次被聯盟罰款,同時還屢次被禁賽,其中包括一次他自己放棄辯護的警方拘捕。除了那些巨額罰款,巴恩斯還經常被聯盟開出小額「停車罰單」:他曾在五年內積累過42個技術犯規,而每個犯規價值4位數。

總之,巴恩斯估計自己因為聯盟的罰款差不多損失了50萬美元。即使對一位有商業頭腦,還想更進一步的百萬富翁來說,這也是很大一筆錢了。既然現在巴恩斯已經退役,也不會再收到NBA的罰單了,他當然也非常樂意來吐槽NBA的懲罰制度。

「要是可以我會把所有負責人全部炒了,他們從來聽不進球員的意見,」上周巴恩斯在電話里告訴The Crossover的記者。「還有,那些罰款簡直是荒謬,但他們卻像是樂在其中。那些新來裁判也非常傲慢、自以為是,他們給球員技術犯規就像在給小孩發糖果,每顆價值上萬美元的糖果!!!聯盟是付了我們很多的薪水,但他們也在「儘力」地拿回去。」

然而,對此有怨言的並不止巴恩斯一個人。勇士前鋒德雷蒙德-格林在2015年的時候曾開玩笑說他需要從他5年8500萬的工資里單獨拿出一部分來用於支付聯盟開給他的罰單。之後格林公開發表言論說聯盟應該換一批新的裁判,為此他領到了25000美元的罰單。去年秋天,開拓者後衛CJ-麥科勒姆因為在一場季前賽球員發生爭執時違反聯盟規定擅自離開板凳席而被罰款超過了17000美元,之後他發起了一個媒體活動,表示抗議。麥科勒姆表示聯盟根本沒有必要給他禁賽的處罰,理由是這個規定並沒有落實到每一個球員身上,或者說得更直白一點,他們就是在選擇性「執法」。

有一點很明顯,球員們對罰款的抱怨甚至是記恨只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他們想弄明白一些事情。如果聯盟的「執法」力度並不一致,對規則的解釋出現矛盾,結果會怎麼樣?罰款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商榷?很多球員、還有一部分球迷也知道聯盟所有罰款收入都捐獻給了慈善機構。但是這些錢最後用到了什麼地方?球員們能不能直接把罰款的錢捐給某個慈善項目?

「聯盟拿了我的錢,但我從來不知道這些錢花到哪些地方去了,」巴恩斯說。「他們這麼頻繁的給我開罰單,那麼至少這些錢也應該花到我覺得正確的地方。作為職業球員,我們是憑本事掙錢,五萬美元(罰款)已經是很大一筆錢了。我想把這些錢花在我自己的或者朋友的慈善項目上,這樣我才能知道這些錢確實發揮了作用。」

像巴恩斯、格林和麥科勒姆這樣的NBA球員有很多跟罰款相關的問題。NBA球員工會能給出答案,儘管這些回答可能不會完全讓人滿意。

NBA的罰款系統是如何運作的

或好或壞,NBA的紀檢系統辦事都有些直接和倉促。由NBA執行副總裁Kiki VanDeWeghe領導的籃球運營部一直都密切注視著場上球員的一舉一動,還有他們在媒體上的評論以及場下的行為是否有違規。對於常規性的違規,例如公開指責聯盟的官方人員或者是會導致禁賽的場上衝突,安保人員會首先聯繫涉事球員進行錄音談話,這種談話常常會在事情發生的第二天,在下一場比賽開始前進行,以防涉及到對球員的禁賽,聯盟在對球員進行處罰這方面總是很賣力。

但是在球員接到這個電話前,球員工會的工作人員會首先跟球員取得聯繫,並準備為他們辯護。球員工會的律師會首先回看錄像,幫涉事球員準備陳詞,並找到一些相關的先例,由此制訂對策。大多數情況下,對涉事球員的懲罰力度會受到相關先例和以下三個因素的影響:涉事球員的意圖、是否願意承認錯誤以及他是否已經有過違規的記錄。為了支撐他們的觀點,球員工會有一個記錄過往案例的資料庫,通過這個資料庫,就連是哪個裁判給了哪個球員技術犯規都能查到。

與涉事球員的官方談話結束後,VanDeWeghe 和聯盟管理層很快便會在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對該球員的處罰決定。根據球員工會律師Gary Kohlman的說法,聯盟的處罰決定是在與球員談話結束後的幾個小時內做出的。罰款會以現金的形式或者是從球隊付給球員的工資條中扣除。這種近乎敷衍的過程(聯盟管理層既作為原告,又充當法官和銀行支票員)讓球員們深感委屈。

「他們早在找你談話前就已經決定好一切了,」巴恩斯說。「對我們這些有多次違規記錄的球員來說,談話不會起到任何的作用,這就像是你在和警方對峙,和官方政府爭辯。好像他們覺得保護裁判才是更大的職責,而不是球員。」

Kohlman 說球員工會在確保聯盟對一般違規的公平執法方面已經做的很好了。聯盟對公開指責官方工作人員的初犯或悔過態度良好的球員會處以15000美元的罰款,對於和其他球員或裁判發生嚴重衝突的處以25000美元的罰款。有過多次違規記錄的德雷蒙德-格林因為對裁判 Lauren Holtkamp發表了激烈的指責性言論被罰了整整50000美元。而像其他比較少見的情況,比如說發生鬥毆或者尤其是情節嚴重的惡意犯規,都處於灰色地帶,會更傾向於由聯盟管理層介入調查。

對於超過了50000美元的罰款,球員工會可以代表球員提出抗議,並申請由獨立仲裁人對此進行仲裁。這樣一來,對球員的罰款數額通常會有所減少,聯盟將退還一部分罰款給球員。但Kohlman也非常肯定NBA會因此啟動一個類似MLB里「待定條款」的先行程序,這無疑將讓聯盟從中受益。

「雙方都是在下場比賽的哨聲吹響前進行與罰款相關的工作,」Kohlman 告訴The Crossover的記者,「如果在聯盟在宣布罰款決定前多給我們一兩天時間,就會有更好的結果。聯盟就應當多給當事球員一點時間,多花一點時間研究錄像,或者看看當事的裁判與球員之間有沒有過節。我認為只有經過充分的調查,認真地看事情經過的錄像,才能得到一個有意義的結果,這樣才能算得上沒有辜負籃球本身,而不僅僅只是球員。」

這些改變只能等到下一輪勞資協議談判的時候才有希望發生。儘管如此,NBA球員工會已經在2016年勞資協議談判的時候在替球員省錢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球員每場比賽的收入從以往勞資協議規定的年收入的1/110下降到了1/145,從而減小了球員的禁賽損失。

儘管這一比例的改變看起來微不足道,但是換算出來很可能是一大筆錢。舉個例子,黃蜂隊中鋒德懷特-霍華德因為賽季技術犯規累計達到了16次,被無薪停賽一場,對年薪2350萬美元的霍華德來說,這次停賽將讓他損失162000美元,而如果按照舊版勞資協議,他的損失將達到213000美元。

罰款最後流向了何方

罰款從球員的工資條上扣除了,後續又怎麼樣了呢?

在勞資協議上能找到一個簡短的答案:罰款的錢捐給了慈善組織。稍微具體一點:一半讓聯盟捐給了與NBA有官方合作的慈善組織,另一半到了球員工會。理論上來說,球員工會得到的那部分錢是由球員工會的基金會在管理著,該基金會是一個獨立的非營利性組織,由執行董事Sherrie Deans管理。

踢凳子、跟裁判咆哮、禁賽……所有這些亂七八糟的罰款加起來確實不少。Deans說僅去年一年基金會從球員罰款里拿到的錢差不多就有250萬到300萬美元,這還不包括對裁判、主教練、總經理和球隊老闆的罰款。根據聯盟的規定,非球員罰款不分撥給球員工會。

除了罰款,基金會還會收到捐款,而且他們還能從過去20年里所投資的項目里拿到分紅。但是每年基金會拿到的罰款金額都足夠大而且穩定,三年前剛接手基金會的Deans覺得沒有必要費力氣去跟蹤每個人的交的罰款金額。

「我的工作完全不涉及到對球員罰款的事情,」Deans說,球員工會主席克里斯-保羅是Deans還在旗艦中心工作時認識的,那是一個面向運動員和名人的慈善事業諮詢機構。「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荒謬,但這是事實。我從來沒有關注過罰款的事情,也不會說『OK,今天又(因為罰款)入賬多少,我們得靠它養活100多人。』我只專註於如何能幫助球員最大限度的發展他們的慈善事業。」

球員工會基金會會通過一些長期的委託或短期的授權將罰款分撥出去,目的通常是為了發展籃球這項運動,為其增光添彩。全球已經有超過15個國家收到了基金會的資金援助,致力於調動青少年對籃球運動的積極性,最近這些年的全明星周末主辦城市也都收到了來自基金會的大量資金援助,舉個例子,球員工會向新奧爾良作出了一個為期三年的資金援助承諾,用於當地的一個午夜籃球項目,致力於降低犯罪率,提供職業培訓服務。同時為了修繕洛杉磯的所有籃球場地,基金會承諾三年內每年會給予洛杉磯15萬美元的資金支持。

很多球員都表達出想要以個人的名義做一些慈善工作的意願,Deans和基金會也在協調多方努力方面邁出了一大步。當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爆發水資源危機的消息傳開後,球員們紛紛聯繫到球員工會,詢問他們如何才能提供幫助。基金會為此給出了一個多方面的回應:底特律活塞隊的球員們已經在幫助分發清潔水資源,來自弗林特本地的賈維爾-麥基和其他球員為聯合勸募會錄製了宣傳視頻,基金會向該區域的許多組織捐助了資金,用於教育和健康保障。

The crown jewel是弗林特一個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當地一個農貿市場的免費蔬菜券的項目。過去這兩年里,基金會一共資助了價值超過155000美元的兌換券,利用NBA球星的宣傳海報在地區學校推廣這個項目。

「弗林特就是一個食物荒漠,」Deans 說。「城裡連一個大型的百貨店都沒有。我們和密歇根大學附屬醫院一起合作,在當地提倡健康飲食,以削弱鉛中毒的影響。弗林特的孩子們跟其他地方的一樣:他們也不喜歡吃蔬菜。一個非營利性組織建議我們利用球員的影響力,讓孩子們覺得吃蔬菜很酷,是NBA球員們給給他們的禮物。」

下一次球員在賽後採訪失去理智咒罵裁判時,只需要記得這是給弗林特的孩子們送去新鮮蔬菜就夠了。

球員們能不能直接把罰款的錢捐給他們最中意的慈善組織

很多球員,比如巴恩斯,都曾經問過球員工會能不能把罰款捐給他們更喜歡的慈善組織。答案是否定的,從後勤工作和道德方面來講,都是不可行的。首先來說,有一些罰款在到球員工會基金會手裡由他們支配的前幾個月就從球員的薪水中扣除了,其他的罰款就是被撤銷了或者是罰款數額減少了,總之所有的罰款最後都被混到了一起。鑒於球員工會的所有捐款都是由聯邦監管的,所以關於這個問題更大的擔憂是可能出現資金濫用,引起法律上的麻煩。

但是,Deans 已經為那些罰單來的比較晚的球員做好了準備:球員工會基金會每年會為球員提供一次價值25000美元的匹配慈善捐助的機會。

假設某個球員因為向NBA官方「開炮」而領到25000美元的罰單,但是他又想讓這筆罰款產生一點積極的影響,他可以選擇向非營利性組織捐贈25000美元,那麼該組織就能向NBA球員工會基金會申請同樣額度的資金援助。這個間接性的方法不僅能幫助球員減輕稅務,也讓他們確定了罰款被捐給了自己想要幫助的慈善組織。更為重要的是,慈善組織不僅得到了球員的捐助,還能得到基金會的等額援助。

當然,即使球員沒有被罰款,也可以向慈善組織提供援助,然後鼓勵他們向基金會申請等額慈善資助匹配。在過去的三年里,一共有115名球員使用了自己的慈善捐助匹配權。

「如今球員們對這件事的參與度已經很高了,但是我的目標是每個人都參與進來,」Deans在年度新秀座談會上、在與各個球隊會面時說。「這是一項長期性的、具有教育意義的推動性工作。」

儘管如今的NBA球員已經越來越多地參與到政治的討論和運動中,但是他們在慈善工作方面仍然有一定的個人傾向。以賽亞-托馬斯就曾和工會聯繫,想要為西雅圖地區的Boys & Girls Club購買空調設備,讓孩子們在夏天的時候仍能安心地在室內打球。森林狼球員戈爾吉-吉昂一心想為他的祖國塞內加爾募集醫療設備,解決飢餓問題。奇才前鋒凱利-烏布雷為華盛頓特區的一所藝術學校的學生提供了獎學金。克里斯塔普斯-波爾津吉斯使用了自己的基金會慈善捐助匹配權,為他的家鄉拉脫維亞修建了一個球場並開設了訓練營。

「我們的球員在提供慈善捐助方面也在變得非常本土化,」Deans說。「有一種感覺就是,也許他們無法改變整個國家大的政治格局,但是能夠向陪伴他們成長的社區或者是如今生活的城市伸出援助之手。」

為什麼不做個好人呢

球員工會對球員們的行為約束管理可以說是一項對實用主義的研究:他們知道不可能徹底杜絕球員們的違規行為,也就是免不了要罰款,所以他們就把重點放在了如何降低罰款對球員財務狀況的影響並讓他們損失掉的錢最大限度地產生積極的影響。同時,工會也希望能和像巴恩斯這樣覺得自己被NBA的懲罰制度所針對的球員建立良好的聯繫。

「聯盟從來都沒想過讓我去幫他們做市場宣傳工作,儘管我有很多的球迷和粉絲,」他說。「在他們眼裡我就是一個反派的角色。我一直想去做NBA Cares的工作,但他們不想讓我去代表NBA,所以我就自己做了Matt Cares,自己去非洲開辦慈善訓練營和診所。」

巴恩斯經歷過公開離婚和激烈的監護權官司,這也導致了他與前尼克斯主教練德里克-費舍爾人盡皆知的矛盾,後來球員工會工作人員的勸導才讓他走出沮喪。在今年全明星周末期間,巴恩斯跟許多球員談到了做一個積極的父親的重要性,他最近還為球員工會錄製了一段視頻,分享他作為父親和孩子的感受和經驗。

「我儘力地在和那些已經有了孩子的球員們接觸,」他說,「我雖然有父親,但是他那個時候總是吸毒,經常使用暴力,有的球員從小就沒有父親在身邊,有一些人是在一個很好的父親的陪伴下長大的,但是現在父親的角色落到了他們自己的肩上,因為他們現在已經能掙很多錢了。還有一些人沒有陪伴在孩子的身邊,或者是已經離婚了。我想讓他們知道在如何做一個合格的父親這個問題上他們並不孤獨,我也經歷過。我會鼓勵他們多花時間陪陪孩子。」

當被問到如果他能把因罰款和禁賽損失的50萬美元拿回來用於慈善事業,他會怎麼做的時候,巴恩斯滔滔不絕地列舉了一大串:為戰勝癌症的孩子提供大學獎學金、良師益友計劃、為孩子們提供健康保險、為貧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衣物等等。但是他說自己從來不後悔所做的任何事情。巴恩斯的例子也向我們證明了一點:有過違規行為,不代表就沒有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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