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安清：《不受控制的邊緣：作為伴侶物種的蘑菇》（2012）
原標題：羅安清：《不受控制的邊緣：作為伴侶物種的蘑菇》（2012）
封面圖片：盛產於雲南雨季的青頭菌
人性是一種物種間的關係。在這篇文章中，哈拉維的「伴侶物種」（companion species）概念引領我們超越熟悉的伴侶，去向豐富的生態多樣性。沒有了生態多樣性，人類無法存活。穀物馴化了人類。種植園給予我們稱其為種族的亞種。家封鎖了物種間和物種內部的愛。但是，蘑菇採集帶我們去到其它地方——去到不受控制的邊緣，去到帝國空間的裂隙。我們無法忽視種族間的相互依賴關係，正是這種關係賦予了地球上的我們以生命。這裡有很多大的故事要講，它們不應該留給控制這一領域的人類勝利者。本文將打開作為世界歷史主角的多物種景觀之門。
不受控制的邊緣：作為伴侶物種的蘑菇
UNRULY EDGES: MUSHROOMS AS COMPANION SPECIES
作者：羅安清（Anna Tsing，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人類學系）
來源：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1 (2012) 141-154
由於篇幅所限，部分內容有所刪減，腳註和參考文獻也沒有包含在內。
獻給 唐娜·哈拉維
For Donna Haraway
統治、馴化和愛深刻地糾纏在一起。家是物種內部和物種間的相互依賴關係最令人窒息的地方。鑒於它被誇大的快樂，對地球上的多物種生命而言，家也許不是最好的主意。相反，考慮一下邊緣地帶豐富的多樣性。考慮一下蘑菇。
本文不僅得益於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的「伴侶物種」（companion species）概念，也因她讓我們能夠既科學又文化地去批判，拒絕把科學和文化隔絕開來，敢於用一個簡短的句子或一篇精悍的文章去講述世界的歷史。
本文以伴侶經驗（companionate experience）和生物學開篇，隨後進入馴化的歷史和歐洲人征服的歷史，並探索全球資本主義裂隙間政治與生物多樣性的潛力。這些材料提出了一種有關真菌的論點，反對過分熱衷於馴化的理念——至少是對女人和植物的馴化。
號主註：有關哈拉維提出的「伴侶物種」概念的更多內容，參見其著作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s(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2003).
多物種景觀中的蘑菇
MUSHROOMS IN A MULTI-SPECIES LANDSCAPE
在林間徘徊和對蘑菇的喜愛相映成趣。行走與身體的愉悅和沉思同步，這也是尋找蘑菇的速度。雨後，瀰漫在空氣中的新鮮臭氧、汁液和落葉的氣味讓我活躍的感官充滿好奇。沒有什麼比在黑暗而潮濕的場所遇到橙色褶皺的黃蘑菇，或在鬆軟的泥土上看見大牛肝菌更美妙的了。且不說自己是第一個找到它們的人，那色澤、氣味和圖案帶來的興奮感油然而生。
牛肝菌
但我認為，這些快樂中有兩種極致的快樂，一種是偶得的饋贈，一種是指引了我接下來的行走路徑。這些蘑菇不是我勞動的產物，因為我沒有付出辛勤的汗水，沒有替它們操心。它們帶著未經請求和意料之外的快樂來到我的手掌心。有那麼一刻，我厭倦了疲憊的內疚感，就像一個中了彩票的人一樣，被生活的甜蜜點燃。
喜悅給人一種印象，一種對「場所」（place）的印象。感官的興奮使我想起那色澤、氣味、光線的角度、刮擦的荊棘、這樹堅挺的位置，以及我面前隆起的小山。很多次流連忘返間，我突然想起曾在此處見到的每一個樹樁，每一個洞窟。自己曾在此採摘蘑菇的景象映入腦海。我有意識地回溯過去，畢竟找到蘑菇的最好方法就是回到你曾找到過的地方。
菌絲體（mycelium）長成蘑菇，一些蘑菇的菌絲體是特定樹木的終身伴侶。如果你想在加利福尼亞中部找到雞油菌，那麼你必須在橡木腳下尋找。但你要找的不只是橡木，你必須尋找與雞油菌菌絲體共存的橡木。你一看就知道，因為你以前見過雞油菌。這裡你來了足夠多次，你了解這裡的季節性鮮花和出沒的動物。你在風景中找到了一片熟識的場所。熟識的場所是多物種互動的起點。
雞油菌
人類歷史上的大多數時候，覓食的過程都大致如此。為了尋找一種有用的植物、動物或菌類，野外覓食者認識熟悉的場所，並一次次地回來。通過熟知的地點，野外覓食者不僅了解總體上的生態關係，還能了解特定物種及其在特定場所生長的難以準確預估的自然史。熟悉的覓食場所不必獨佔為領地，人類和其他生物都能認識這些地方。廣泛而交叉的地理區域抵制著劃分「你」和「我」的普遍模式。
此外，野外覓食者與眾多「居民」和「訪客」滋養著並非單一生物的景觀。熟悉的場所產生了身份認同和友誼，這與我們熟知的過度馴化和私有財產形成了鮮明對比。如果你在尋找一個共榮的伴侶世界，你可以考慮一下蘑菇。
蘑菇是眾所周知的伴侶。「共生」（「symbiosis」）即互惠共生，這一概念是為地衣（由真菌和海藻/藍藻構成的複合有機體）發明的。非真菌共生夥伴通過光合作用刺激地衣代謝，真菌則使地衣能在極端條件下生存。反覆的乾濕循環不會破壞地衣，因為真菌共生夥伴可以遇水後立即重組細胞膜，令光合作用得以恢復。地衣可以在凍土帶和乾燥的沙漠岩石中找到。
葉狀地衣
對於蘑菇愛好者來說，最能引發好奇的物種陪伴是真菌和植物的根部。在菌根中，菌絲會包住或深入植物的根部。如果沒有真菌援助，許多蘭花甚至不能發芽。植物從真菌那裡獲得營養。然而更多時候，真菌從植物中獲得營養。
這種菌類叫菌根菌（特定的真菌與特定的植物的根系形成的相互作用的共生聯合體），它並非自私地吸收營養。它帶來植物露水，並使周圍土壤中的礦物質可供宿主使用。真菌甚至可以鑽入岩石，使岩石中的礦物元素可用於植物生長。在地球悠遠的歷史中，真菌富集土壤，使植物進化。樹木能在貧瘠的土地上生長，多虧真菌帶來了磷、鎂、鈣。
在我居住的地區，林業工作者給杉樹幼苗根系接種乳牛肝菌，以幫助重新造林。同時，許多最受歡迎的烹飪蘑菇大多是菌根菌。在法國，種植松露的農民將樹苗接種在有籬笆的土地上。當然了，真菌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這項工作，但要有更開放的地理環境。於是我們蘑菇迷四處遊盪，尋找陪伴彼此的樹木和蘑菇。
黑松露
真菌在物種間關係中並不總是良性的。真菌在碳轉化（carbon conversion）習性中具有令人生畏的雜食性。各類真菌依靠活的和死的動植物生存。有些是兇殘的病原菌。例如，新型隱球菌殺死了許多艾滋病患者。有些是令人惱火的寄生蟲（想想皮癬和腳癬）。有些從宿主的腸子里滑過，靜靜地在糞便里等待發芽。
一些真菌找到了完全意料之外的基層（substrates）。最初在樹脂中發現的芽枝狀霉竟出現在飛機燃油里，造成了燃料管道的阻塞。有些真菌在與一個宿主愉快共存的同時，正傷害著另一個宿主。禾穀類稈鏽菌與伏牛花灌木結合，用它的花蜜餵養蒼蠅，以產生小麥生長時殺死小麥的孢子。
真菌的口味總是矛盾的。真菌有降解木質纖維素和木質素的能力，對保護木製建築不利，但這也是真菌對森林再生的最大貢獻，否則森林裡就會堆滿枯木，其他生物的營養基礎也會越來越少。與此同時，真菌在生態系統升級的過程中扮演著更顯著的角色。真菌總是與其他物種為伴，物種間的相互依存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人類的例外主義使我們失望。科學從偉大的一神論宗教中繼承了人類主宰的故事。它們一方面指導人類控制自然，另一方面點出人類對自然的影響，而非物種間的相互依存。這種遺產有諸多局限，其中之一是它引導我們把人類物種的實踐想像為自動地自我維持，並因此在文化和歷史中永恆不變。
人性的觀念已經轉交到社會保守主義者和社會生物學家手中，他們使用人類的永恆性和自主性假設來為最專制、最軍國主義的意識形態背書。拋開咄咄逼人的遺傳學，一種物種間框架為生物和文化研究開闢了新的可能性。人性是一種物種間的關係。例如，我們可以更好地認識與我們人類糾纏在一起的馴化網路。
馴化通常被理解為人類對其它物種的控制。這種關係也可能改變人類，但這種改變通常忽略不計。由於這種二分法源自人類主宰的意識形態承諾，因此它一方面支持馴化控制那令人髮指的幻想，另一方面支持野生物種的自我創造。
此外，馴化粗魯地劃分開界線，動物要麼在人類的懷抱里，要麼在野外。通過這般幻想，家養動物被判處終身監禁，遺傳信息被標準化；野生物種「保留」在基因庫中，它們的多物種景觀卻被摧毀。然而，包括人類在內的大多數物種都在相互依賴的複雜關係中生存。對這種多樣性的關注也許是認識跨物種存在的開端。
真菌是人類狀況的晴雨表。幾乎沒有真菌能被人類馴化，除了少數真——比如用於生產工業酶的真菌，它們的基因組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超市裡賣的人工白蘑菇和草地上生長的雙孢蘑菇是一回事。
干朽菌（植物干腐病致病菌）一度只在喜馬拉雅山脈出現。在對南亞的征服過程中，干朽菌進到了英國海軍的船上。19世紀初，英國海軍艦艇木結構腐爛被稱作「國家災難」，並引發恐慌，直到19世紀60年代鐵甲戰艦問世。然而，隨著真菌在英國潮濕的地下室和鐵道上生根，植物干腐病不斷蔓延。在這個例子中，英國的殖民擴張和干腐病的蔓延同步。
人工栽培的白蘑菇
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穀物馴化了人類。人類與穀物之間的韻事是人類歷史上最浪漫的事之一。一萬年前近東地區的人們開始種植小麥和大麥。在這種新的馴化過程中，人們將情感從多物種自然環境轉移到一種或兩種特定的作物上。
近東地區穀類馴化最奇怪之處在於，即使不辛勤耕作，這個地區也很容易採集到大量野生的小麥和大麥。即便在上世紀60年代，野生穀類也易於覓得。我們提醒自己，在家種植農作物的目的是「便利」和「效率」，這種觀點並不屬實。幾乎在任何地方，種植都需要比野外覓食付出更多勞動。
馴化的原因可能很多（宗教或地方性稀缺），但讓穀類種植得以維持和擴張的是社會等級制度的出現和國家的崛起。比起其它存在形式，精耕穀物農業能更好地供養精英階級。國家把收成的一部分征為公用，並將其制度化。
在整個歐亞大陸，國家和專業化文明的崛起與精耕穀物農業的傳播相關。某些地方，國家服從農業；某些地方，農業服從國家。在任何情況下，國家通過象徵和軍隊促進農業發展。有時，他們將其它生存形式定性為犯罪，只有不法分子才會拒絕國家的豐饒。
馴化選出的穀物有更飽滿、碳水化合物含量更高的種粒。高碳水化合物飲食使女人生更多孩子。和野外採食者不同，人們突然想要儘可能多的孩子，不僅出於對生育的迷戀，也因家庭需要更多勞動力種植穀類。
14世紀的義大利打穀場
國家鼓勵長久而穩定的農業生活。國家鼓勵以家庭為單位的勞作，並保證家庭資產和遺產的形式。這些形式在家庭內部和家庭之間劃定了界線。家父（pater familias）是國家在勞作家庭層面的代表，正是他確保了稅收，收成的十分之一（「什一稅」/「十稅一」）會抽成給精英階層。這種政治格局限制了女人和糧食，並將生育率最大化。
穀類不關心是不是家庭勞動力種植了它們，也沒有人類的死亡。並非所有動物都能最大限度地繁衍後代。失控的、非持續的繁衍是人類馴化（人與穀類）的特徵。對生育的痴迷反過來限制了女人在育兒之外的能動性和機會。公平地說，這種物種間的親密關係呼應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的名言：
（母權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
號主註：相關論述參見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隨著加緊勞作的農民養活了愈來愈多的人口，他們不斷減少農作物種植種類，並不斷縮小家庭形態。不過，農作物和人類家庭的標準化尚未完成。無論國家權力在何處衰減，生物多樣性和社會多樣性景觀持續繁榮。
然而，長久禁閉的理想模式本身在維持邊緣地帶的邊緣地位方面一向效果顯著。在我對印尼加里曼丹島輪作耕種者的研究中，一些女人談到我的財富和特權：
如果我擁有你所擁有的，我永遠不會下地幹活。
對女人的禁閉位於這個美麗的秩序之夢中心。
真菌是單一作物農場和農民的敵人。古代國家鼓勵集約農業，因此農作物標準化的壓力很大。19世紀以降，科學農業在農作物標準化方面力壓早年間的馴化。它使標準化本身成為「現代標準」（「modern standard」）。
今天，只有標準化才能讓農民的農作物賣出去。然而，標準化使植物容易受到各種疾病的影響，包括鏽病和黑穗病。如果沒能開發出抗體，農作物會馬上大規模減產。植物寄生菌受惠於大規模糧食作物的出現，它們成了文明和進步的敵人。由於非糧食作物的種植以集約的穀類農業為理想模式，因此這些作物也屈服於各種黴菌和枯萎病。
最著名的真菌災難要數愛爾蘭的馬鈴薯枯萎病。英國的殖民統治將愛爾蘭推向最邊緣化的領土。軍事襲擊燒毀和沒收了糧食作物，愛爾蘭人只能靠地下的塊莖植物存活。18世紀晚期，馬鈴薯已然成為愛爾蘭人的主食。
有政治動機的地主為佃戶開墾新土地，小農場增加了。得益於馬鈴薯，佃戶結婚更早，生育的孩子也更多。五十年間，即使經濟在殖民統治下搖擺不定，人口也從五百萬陡增至八百萬，對馬鈴薯的依賴也加強了。
單一栽培引發惡果。歐洲人僅僅進口了南美洲馴化的幾千種馬鈴薯中的幾種。1835年左右，馬鈴薯晚疫病菌被作為英格蘭的地方問題被首度報道。這種真菌慢慢累積，直到1845年陰雨綿綿的夏天，感染遍及愛爾蘭的每一株植株和儲藏的塊莖。此次饑荒導致一百萬人餓死，大約兩百萬人移居美國。
上圖：愛爾蘭和歐洲人口變化趨勢；中圖：饑荒過後的都柏林街頭（1955年）。下圖：都柏林街頭的大饑荒紀念雕塑。在這場被愛爾蘭人稱作「大饑荒」（The Great Famine，1945-1952）的糧食災難中，約一百萬人餓死，另有兩百餘萬人移居北美。
隨著轉基因和克隆技術對農作物的影響越來越大，真菌的警報聲也越來越響。我們聰明的開發人員認為，金合歡樹種植園可以替代（印尼加里曼丹島）婆羅洲的熱帶雨林。克隆單一植物會讓它們都容易患上掏空樹心的心腐病。為什麼有人會想種植它們呢？這是另一個故事，它將我們帶入歐洲征服和擴張的歷史。
種植園是歐洲擴張的發動機。種植園創造了財富和運作模式，使歐洲人能夠接管世界。我們通常聽到的是先進的技術和資源，但正是種植園制度使海軍、科學和最終的工業化成為可能。種植園是由非所有者運營的種植制度，以擴張為目的。
種植園加深了馴化，重新強化了植物的依賴性並強迫生育。借鑒國家認可的穀物農業，他們把一切投入單一作物的種植中，造成單一作物過剩，但缺一樣——他們消除了愛。沒有了人類、植物和場所之間的浪漫關係，歐洲殖民者強迫引種栽培。
植物是外來物種。勞動力受迫於奴役、契約和征服。一切只有通過極端的秩序和控制才能繁榮。由於種植園決定了當代農業企業的組織方式，因此我們傾向於將這種約定認可為種植農作物的唯一途徑。
想想甘蔗，這個關鍵的參與者。沒有人喜歡種植甘蔗。波多黎各的甘蔗工人「捍衛自己」，與甘蔗「戰鬥」。然而在17世紀至19世紀之間，甘蔗種植園創造了大量財富，促進了歐洲的征服和發展。甘蔗被移植到溫暖地帶，重新定義了區位。所有者、經理和勞工隨即出現了。奴隸從西非被運送到「新大陸」。來自印度和中國的苦力被送到太平洋。印度地區的農民被征服、被脅迫。
在建立一種針對種植園植物的新對抗中，人類改變了物種的本性。精英階層鞏固了他們對其它物種的自主權。他們是主宰者，不是非人類存在者（定義人類自我創造的「他者」物種）的伴侶。對種植園主來說，必須有人去勞作。
生物學表明了自由的種植園主和被迫的勞動力之間的區別。有色人種種植甘蔗，白人擁有並管理它。沒有種族法律或觀念能夠阻止種族混婚，但他們可以保證只有白人才能繼承財產。種族隔離在每一段鰥夫（遺孀）婚姻遺產繼承中產生並重複。
被砍伐的甘蔗必須立刻處理掉，以免真菌發酵。大規模甘蔗種植園和它們野蠻的勞動紀律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對發酵恐懼的回應。然而，真菌的發酵是對種植者的恩賜。加勒比種植園主並沒有注意到蔗糖糖漿（一種糖廠的副產品）適合當地普遍存在的酵母孢子生存，並迅速轉化為酒精。朗姆酒誕生了。
致命但有利可圖的三角貿易為更多非洲奴隸提供了朗姆酒，增加蔗糖產量的同時，也增加了英格蘭或新英格蘭釀酒商和金融家的數量。早在糖成為大眾消費對象和象徵之前，歐洲人的征服地就用真菌發酵釀造的朗姆酒創造出同等可觀的價值。
海盜把朗姆酒運送到海岸，以換取非洲黑奴。The Pirates Own Book（1837），Charles Ellms
白人女人成為「種族衛生」（「racial hygiene」）的媒介。19世紀晚期，科學衛生和優生學的話語使白人女人的種族隔離瀰漫開來。巴氏滅菌理論在熱帶地區獲得檢驗和推廣，在那裡，白人控制的空間可以作為實驗室，微生物留在了白人家庭的邊界上。
到熱帶地區的白人女性被要求跟丈夫一樣保持清潔。再次回到大都會，這種公共和私人衛生指明了階級的二分法。脆弱的上層階級女人成了家裡的天使，貧窮的女人被認為是感染的罪魁禍首。她們都肩負著新的生育義務。貧窮的家庭需要更多勞動力，尤其在成年人依靠童工生活的地方。享有特權的家庭因其種族優越性，女人必須生出繼承人。
家的邊界也是愛的邊界。鑒於對作為純潔和相互依賴空間的家庭的盲目迷戀，家庭外部的親密關係——無論物種內部還是物種之間，似乎都是古老的幻想（社區、小農）或轉瞬即逝的事（女性主義、動物權利）。
在家庭之外，經濟理性和與之衝突的個人利益佔據了主導地位。此外，這種家庭崇拜在20世紀中期的美國大眾文化和我們這個時代中都反覆出現，就像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一樣，允許它從殖民文化的舊政制中汲取經驗。
在這裡，愛在家庭之外不被期待。在家庭內部，其它物種可以被接納。寵物是家庭奉獻的典範。但是寵物和愛寵模式沒有傳播愛，它只在家庭內部保持緊密感。
美國公眾會把自己想像成富有同情心、道德高尚的人，因為他們愛自己的孩子和寵物。他們知道這種愛會讓他們成為「好人」——不像恐怖分子，他們只會憎恨。他們認為，這種愛讓他們替全世界做決定。這種愛創造了一個道德層次，美國的「善」（「goodness」）具有了全球的領導力資格。
對其他人類和其它物種的評判標準是，他們是否有能力達到美國家庭的親密度。如果他們能適當地與家人相愛，他們就應該活下去。其他人則可能成為「美國改善世界項目」的「附帶損害」。消除他們可能是不幸的，但不是「不人道的」。
考慮到這種生物社會計劃的力量和普遍性，地球上仍然存在著豐富物種和人口多樣性這一事實令人驚訝。但這樣的豐富性已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
在帝國的裂隙中采蘑菇
MUSHROOM COLLECTING IN THE SEAMS OF EMPIRE
生物多樣性和社會多樣性在被忽視的邊緣地帶防禦性地擠在一起。在城市叢林和農村死水裡，帝國規劃者仍然認為多樣性的混雜度過高了。小型農場的生物多樣性始終高於大型的、資本密集型的農場，而且不僅體現在農作物方面。土壤真菌和其它微生物也更喜歡小型農場。
什麼東西能在礦井的污染物中茁壯成長？許多菌根真菌（從紅蠟蘑到能毒死人的彩色豆馬勃）都能積累重金屬，保護它們的森林夥伴，使植物免受污染。新的放射性真菌已經在切爾諾貝利廢墟的反應堆室牆壁上完成了殖民。如果有人決定隔離放射性物質，就需要這樣的物種。當然，並非所有物種發展都是良性的，但只有在多樣性的環境中，適應才會成為可能。
紅蠟蘑
然而，大多數地方的多樣性和資本投資的強度以及國家控制之間存在負相關關係。對於那些熱愛多樣性的人來說，也許需要一個脫離國家—資本映射的計劃。
我們食用的蘑菇聚集在邊緣地帶。真菌無處不在，但可食用和可入葯的蘑菇只在少數地方生長。許多受人青睞的蘑菇在土地裂縫中繁盛——在田地和森林之間，在耕種區的邊緣。大牛肝菌和雞油菌生長在森林和小徑的邊緣，即使長在樹下，它們也喜光。草甸蘑菇更喜歡草地。與此同時，許多物種大量存在於森林和山脈之中，環抱著密集的農業山谷。
自古以來，蘑菇採集者就在毗鄰東南亞的中國西南部、韓國、東歐和歐亞大陸北部的山林地區和森林邊緣四處搜尋。在當今北美，來自耕地邊緣的移民仍能采蘑菇去賣。同時，全球蘑菇市場將採集工作散布世界各地。日本的美味松茸把採集者帶去傳統的亞洲邊緣，還有太平洋地區，如（加拿大西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美國西北部和（墨西哥）瓦哈卡的群山邊緣。
日本的松茸市場
商業蘑菇採集讓我們看到全球資本主義的裂隙。除了地方的差異化和產品的特性，知識和資源管理的形式也有很大不同，並且它們與蘑菇商業鏈的關聯是暫時性的。東南亞家庭在俄勒岡州爭奪領地。日本的鑒賞家發展出地區性的品味等級制。這裡有太多偶然性和變化以供想像一種簡單的供求關係。沉浸在這個空間中並不能從資本、階級和管控的世界解脫出來。這不是尋找烏托邦的地方。然而，注意到裂隙是開端。
在整個帝國受保護的家庭中，人們蜷縮在扶手椅上，帶著他們的寵物和零食在電視上觀看世界其它地方的毀滅。難以想像有人真願在這樣的家庭夢中生存。
真菌沒有一席之地。耐寒的地衣也因空氣污染和酸雨而死。從核事故中吸收了放射性物質的真菌把自己餵給馴鹿，馴鹿又反過來把放射性物質餵給牧人。我們可以忽視真菌從核事故中吸收的放射性物質，或者思考它們告訴我們的人類的狀況。
屋子外面，就在樹林和田野之間，自然的饋贈尚未耗竭。
感謝打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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