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文化的穩定性/林語堂》，感受家風對中國文化的貢獻

今天，有幸再讀《民國國文課》中林語堂先生的《文化的穩定性》一文，對中國家風家教為民族文化的延續性貢獻又多了些理解，是故，特摘抄下來，與大家共享。

文化的穩定性

林語堂

導讀：在世界「四大發明古國」中，迄今為止仍然一脈相承的，僅中華古文明而已；為什麼中國文化會有如此的穩定性，曆數千年而不衰，中間無論遭遇什麼樣的變故，依舊能夠煥發出蓬勃的生機？在此，林語堂先生的研究結論是什麼呢？

然而，這並不足以解釋所有的問題。中國為什麼歷盡周期性的劫難之後，仍能生存下來，而沒有像羅馬被倫巴底人征服那樣被少數民族吞沒？這種種族耐力與吸收外族血統的能力究竟來自何方？這些問題還沒有回答。只有深入考察這些問題，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中國今日的情勢。

這種所謂的種族耐力與活力儘管受中國中產階級退化品質的影響，但還是使中華民族歷經政治劫難而生存下來，並吸收了外來民族的血統得以再生。這種耐力與活力，部分是體質上的，部分是文化上的。而使種族穩定的文化因素之一首先是中國的家族制度。這種制度有明確的定義和優良的組織系統，使得人們不可能忘記自己的宗系。這種不朽的社會組織形式，被中國人視為珍寶，比任何其他世俗的財產都寶貴，甚至含有一種宗教的意味。向祖先表示崇拜的各種禮儀，更加增強了它的宗教色彩。對這一套東西的意識也已深深地紮根在中國人的心靈之中。

這樣一個組織良好而頗有宗教意味的家族制度，在漢族與其他家族制度意識不強烈的外來民族混合時，有著巨大的誘惑力。不開化的部族以及由不同民族的父母所生的混血兒總是急於加入到這樣一個家族中，並聲稱自己是這個不朽家族制度中的一員。設想自己一旦咽氣時，並沒有真正死亡，而是仍舊生活在家族生活的長河中。這種家族制度也是使家族成員生殖繁衍的直接刺激劑。比如為了使林氏家族生存下來，就應該有許許多多林姓的孩子降生到這個世界上來。

或許純粹是因為家族制度的原因，中國人能夠將河南的猶太人同化。這些猶太人今天已被徹底漢化。他們不吃豬肉的傳統也成了純粹記憶中的事情了。只有中國人的家族思想，強烈的種族意識才能使猶太人自己的種族意識自慚形穢，歸於消亡。從人種學的角度看，這並不是什麼不光彩的成就。北部的韃靼人，其種族意識，種族自豪感甚至比不上猶太人。在這仲情況下，中國當地人在同化能力方面顯然比外來入侵者佔有更大的優勢。從這個意義上講，滿洲人將永遠是中國人，而日本人的企圖將會徹底失敗：政治秩序可以改變，統治者可以更換，然而，中國家族仍然是中國的家族。

另一個使社會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國完全沒有固定的階級。每個人都有機會通過科舉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中國的家族制度使人口增加，從而使種族得以延續；而科舉制度則使國家能對人口進行質量上的選擇，從而使才能得以再次繁殖，世代相傳。科舉制度始於唐代，是建立在中國貴人非天生的基本信仰上的，中國話是「將相本無種」。這種制度在漢朝的推舉文職人員的制度中已具雛形。公元3～4世紀的魏晉之後，官吏選舉制度有些變化，變得對名門望族有利，對黎民百姓不利。結果造成了「九品制」中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這顯然有利於晉朝貴族家庭的發展。

科舉制度到唐朝（7～9世紀）已經完善。一直到1905年，它基本是一條由寒門通向權勢與名利的向人人都開放的途徑，儘管在後來的朝代中，科舉制度多少有些修改。這些考試從本質上講，是有些機械，儘管這種機械性多少也有些必要。所以，它往往不能吸引真正的天才，但是它卻適合選舉一般有才能的人，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智力測驗。這種制度使得農村有才能的人不斷進入城市，彌補了上層階級那逐漸失去的活力，使得社會健康所急需的內部再生能力得到周期性的補充。縱觀多少世紀以來的情形，科舉制在統治階級的質量上，起了重要的選擇作用，從而使社會得以穩定。　　更重要的是，統治階級不僅從農村來，而且更要回到農村去，因為田園生活的模式總被認為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在藝術、哲學與生活中的這種田園理想，深深地紮根在中國普通人的意識中，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今天的種族繁榮與健康的原因。中國生活模式的創造者們在文明與原始的生活習慣之中，維持一個不偏不倚的水平。他們幹得如此漂亮，不是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嗎？他們選擇了農村文明，忌恨機械發明，喜愛簡樸的生活，他們發明了各種舒適的生活方式又不被這些方式所束縛。他們在詩歌、繪畫、文學中一代又一代地宣傳「返樸歸真」。是他們健全的本能指導他們這麼做的嗎？

接近自然就意味著身體與精神上的康健。退化的只是城市人，並非農村人，所以城市中的學者與富庶人家總是有一種渴望自然的感覺。一些著名學者的家書家訓總是充滿了這方面的內容，揭示了中國文明的重要一點。這是使中國文明得以長期延續的既微妙又深刻的方面。我從鄭板橋異常珍貴的家書中，隨便選了一封給他胞弟的信。板橋家書應該被看作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家書：

吾弟所買宅，嚴緊密栗，處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見天不大。愚兄心思曠遠，不樂居耳。是宅北至鸚鵡橋不過百步，鸚鵡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其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旁，見一片荒城，半堤衰柳，斷橋流水，破屋叢花，心竊樂之。若得制錢五十千，便可買地一大段，他日結茅有在矣。吾意欲築一土牆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徑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史籍筆墨硯瓦酒董茶具其中，為良朋好友後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

其後住家主屋三間，廚屋二間，奴子屋一間，共八間。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高處，便見煙水平橋。家中宴客，牆外人亦望見燈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為恆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適，只是怕盜賊。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甚麼便拿甚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氈，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也。吾弟當留心此地，為狂兄娛老之資，不知可能遂願否？

這就是中國文學中的典型感情。鄭板橋的這種田園理想是建立在他對貧苦的農民充滿博愛精神的詩一般的感情之上的，接近於道家精髓。正如曾國藩的田園理想是建立在渴望維繫家族制度的感情之上，與儒家種族觀念息息相通，二者相輔相成。因為田園理想使家庭成為一個單位，是社會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也使鄉村成為一個單位，是整個政治文化制度的組成部分。

我們會饒有興緻地看到，曾國藩這位了不起的將軍和當朝宰相，在給他兒子及侄子的信中，不斷告誡他們不要養成奢侈的習慣，建議他們種菜，養豬，給農田施肥。他明確告訴孩子要勤儉持家，這樣家族的繁榮才能持續下去。

如果簡樸可以使家庭延續和完善，那麼簡樸也可以使一個國家延續和完善。對曾國藩來講，以下這些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大抵士宦之家，子弟習於奢侈，繁榮只能延及一二世；經商貿易之家，勤勉儉約，則能延及三四世；而務農讀書之家，淳厚謹飭，則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則延澤可及八至十世。」

於是，我們就很容易理解曾國藩為什麼認為「養魚、餵豬、種菜、種竹」為「家政四要」。他說，這樣做，一方面可以繼承我們祖先的傳統，另一方面可以讓人在牆外就看到我家的生氣。進院之後又能看到一片繁榮景象。即使多花點錢，雇幾個人幫忙，這個錢也是值得花的。從這四件事上，可以看到一個家庭是在上升還是在敗落。

從顏之推（531～591年）、范仲淹（989～1052年）、朱熹（1130～1200年）的家訓，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執著的勤奮儉樸的家庭理想。這種理想也是被認為是民族最合理的道德遺產。家族制度已經多多少少交織在田園生活的模式之中，二者無法分離開來。「淳樸」這個詞對希臘人是至關重要的，對中國人也是如此。似乎人們既知道文明的好處，也知道文明的危險。人類知道享受人生的樂趣，但同時也清楚這種樂趣只是曇花一現的東西。他們害怕上帝的忌妒，所以寧可享受簡單一些卻能持久的樂趣。根據中國人的觀點，享受生活中太多的幸福，就是「折福」，即減少自己生活中的福分。於是，「人當趨福避禍，兩加審慎！」「人當取清淡之福」，正如明末一位學者所云。這一點，中國人從內心表示贊同。因為人類幸福是如此靠不住，返樸歸真是最切實的保證。事實必定如此，中國人從本能上就知道這一點。他們要求家族延續，從而也使民族得以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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