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晉系入中樞的抗日名將——受降將軍徐永昌
按：這是2015年的一篇舊稿，以《密蘇里艦上受降的中國將軍：徐永昌》為題刊於《中國檔案》第11期。對徐永昌的興趣，緣於那年參與編輯的《中國戰區受降檔案》（南京出版社2015年8月版）。在持續數月的中國戰區對日受降的進程中，有三位受降將軍最為引人注目，一位是主持中國戰區對日受降的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一位是代表中國政府收復台灣並主持台灣地區受降的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軍職是台灣警備總司令），還有一位就是代表中國政府參加盟國對日受降典禮並簽字的徐永昌上將。
這篇稿子是為應付約稿而勉強敷衍成篇的。徐永昌由晉系而入中樞，受到閻、蔣信賴，在內戰、抗戰的諸多重要節點有過重大表現，所留史料眾多，已公布者也多。受文章篇幅及刊物性質所限，本文只能泛泛而談，著重於「正能量」的方面，有的表述且似是而非，類於「曲筆」。不去改了，讀者明察。
徐永昌
徐永昌（1887—1959）是近代著名的愛國將領。抗戰時期，他主掌軍令部八年，運籌帷幄，盡心竭力；抗戰勝利，他代表中國政府參加盟國受降，光輝形象彪炳史冊。
早年經歷——地方軍政生涯
徐永昌，字次宸，光緒十三年（1887）生於山西崞縣（今原平市）一普通農家，為家中幼子，後隨父母舉家遷居大同。徐永昌七歲入私塾，讀四書五經。不幸幾年間兄姊父母相繼病歿，十三歲時他已是孤苦伶仃，學業中斷，改在車馬店中打雜謀生。
山西崞縣
庚子年（1900）冬，慈禧太后挾光緒帝避禍西逃，負責護衛的武衛左軍途經大同，軍中一徐姓師爺在車馬店中見到身服重孝的徐永昌，得悉其悲慘身世，大為憐憫，遂攜之入營。兩年後，徐在北京正式入伍，服役於武衛左軍，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軍旅生涯。
憑著幾年私塾打下的文化功底，1908年徐永昌考入武衛左軍隨營學堂，後來又先後進入陸軍部將校講習所和陸軍大學學習，都取得優異成績。到1916年陸大畢業，八年間徐永昌接受了完整的軍事教育，為他日後的軍政生涯奠定了堅實基礎。
1920年，徐永昌接受陸大學長、京畿警備副司令孫岳邀請，入孫部擔任軍職。1924年10月，馮玉祥聯合胡景翼、孫岳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通電反直。隨後，馮、胡、孫各部改編為國民軍，徐永昌出任第三軍（軍長孫岳）第一混成旅旅長，後改任第一師師長、第三軍軍長，轉戰直、豫、陝等地，甚得孫岳信任和倚重。
孫岳（字禹行）
1926年4月，北京執政府倒台，擁段的國民三軍與晉軍開戰受挫，徐永昌被迫率部退入綏遠，轉而與奉行「保境安民」政策的閻錫山合作。後來，國民政府北伐，徐永昌審時度勢，積極促成閻錫山響應北伐，出兵驅逐直隸奉軍。徐永昌逐漸得到閻錫山信用，成為山西地方實力派的重要成員。
1928年10月，徐永昌經閻錫山舉薦，出任綏遠省主席。上任之前，徐永昌做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決定。他自請解除軍職，交出軍隊，以純粹文職身份上任。對此，他解釋道：「如不帶兵即無能施為，那就帶上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一文職，軍民分治，請自我始。」他的此舉在當時頗為人所不解，有部下甚至斥責他「出賣三軍，換取主席」。但是，綜其一生事迹，不擁兵，不黷武，不拉幫結派，不爭名奪利，品格端正，有古君子風，此舉確乎為徐氏本色，非偶然也。
閻錫山
1929年，徐永昌改任河北省主席。不久，蔣桂、蔣馮戰爭和中原大戰接連爆發，徐永昌也被捲入各派反蔣戰事。1930年底，閻錫山反蔣失敗被迫下野，任命徐永昌為晉綏警備總司令，負責軍事善後事宜。徐永昌一方面積極表示擁護中央，一方面又多方為閻錫山爭取赦免，修復雙方裂痕。1931年7月，石友三在冀南起兵反蔣，派代表到太原聯絡徐永昌，徐明確告之：「我不能幫著任何人在打內戰，他人我不管，請勿指望我。」不久，國民政府任命徐永昌為山西省主席。從1931年8月到1936年5月，徐永昌主晉四年多，他積極贊助閻錫山復出，改善山西與中央政府關係，輔助閻錫山改革省政，應對各種複雜情勢，盡職盡責，不遺餘力，他的公忠為國也同時得到了閻錫山和蔣介石的肯定。1935年，徐永昌被授予陸軍二級上將軍銜。
抗戰歲月——主掌軍令部八年
徐永昌其人，雖然有良好的現代軍事素養，長期手握重兵，但對於內戰似乎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厭惡和排斥，每逢內戰他都以國家大局為重，尋求妥善解決。在軍閥橫行、內亂頻仍的時代，他表現出了最少的軍閥品性，這種特點使他能於風雲變幻之際，常能得到各方賞識和包容，最後進入抗戰中樞，充分發揮其軍政參謀才能。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華北危機日甚一日。徐永昌積極進言，為國民政府應對時局出謀劃策。1935年華北事變後，他向蔣介石條陳，國民政府應力求與日方「軍權重心」直接談判，如果敵駐華武官及軍隊不停止挑釁，或提出「制我死命」的條件，「則是彼確有吞滅中國之心，我當急速備戰，並備最後之犧牲」。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徐永昌受閻錫山委派飛赴南京，面見蔣介石。兩人就時局問題展開長談，蔣懇請徐到南京任職，他幾次婉拒。1937年3月，蔣任命徐永昌為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徐不得已，強勉就任，從此進入抗戰中樞。
就任伊始，徐永昌將主要精力用於國防工事的構築和改進，對這一任務的艱巨性他深有體會。盧溝橋事件發生後，有見於抗戰國防草創未備，他曾力主和平解決，以爭取半年到一年的備戰時間。但形勢比人強，面對日軍強力進攻，國民政府決定自衛抗戰。鑒於徐永昌長期的華北軍政經歷和人脈，蔣介石任命他為石家莊行營主任，北上聯絡宋哲元、閻錫山，以協調華北戰事。8月20日，蔣介石採納徐永昌建議，設立第一戰區，由石家莊行營負責該區作戰計劃。但是由於華北防務薄弱，中國軍隊派系複雜，難以統御等因素，華北戰局迅速惡化。這時，內心苦惱的徐永昌接到了南京方面調任他為軍委會第一部部長的任命。
第一部是臨時作戰機關，主掌作戰計劃及指揮軍隊等軍令事宜。1938年初，為加強該機構職能，軍事委員會將參謀本部併入第一部，改稱軍令部，掌理國防及用兵等事宜，徐永昌仍任部長，「統理本部一切事務，並監督其實施」。軍令部下設三廳，第一廳主管作戰、調遣、後勤及防務，第二廳主管情報，第三廳主管人事、教育及內務各項，附設戰史編纂委員會、陸軍大學、陸軍測量總局等機構。徐永昌擔任軍令部部長一職，歷經全面抗戰八年，直到1946年軍令部撤銷。這段經歷使他成為對國民政府抗戰內情最為了解，也是對國民政府抗戰決策影響最大的軍政人員之一。
因為軍令部以對日作戰的情報、謀劃及後勤保障等為要務，與各戰區、各部隊（包括八路軍、新四軍）反覆往來，對抗戰各階段歷次重大作戰都有參與，其間徐永昌本人也充分發揮軍事參謀作用，頻繁向蔣介石發表關於抗戰與時局的看法，並與參謀總長何應欽、軍政部長陳誠、軍訓部長白崇禧等同僚會商抗戰議題，交換各自意見。徐永昌視野開闊，思慮周密，行事謹慎，其意見多受重視。此外，徐永昌還兼管陸軍大學，為抗戰培養了大批軍事參謀人員。只是由於他職務性質所限，雖在幕後殫精竭慮，但不曾親臨前線帶兵作戰，殺敵建功，加之生性淡泊名利、不尚矜伐，他的諸多事功因之反易被人低估或忽視。
光榮時刻——密蘇里艦受降
世人知道徐永昌其人其名，多半來自於對東京灣密蘇里艦上盟國受降的了解，這確實是徐永昌一生最光榮的時刻。如前所述，徐永昌雖然半生與地方勢力相交結、周旋，但其人國家意識甚強，堅主軍政分離，並身體力行之，終入抗戰中樞，得以為國家盡其心力，兢兢業業，貢獻不小。抗戰勝利，代表中國參加盟國受降，徐永昌確為合適人選。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盟國發出乞降照會。日本投降在即，國民政府開始著手對日受降的部署，旋即任命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主持中國戰區受降，軍令部部長徐永昌率團參加盟國受降。8月12日，蔣介石通過錢大鈞電告徐永昌，命其即日率團赴菲律賓美軍總部洽商盟國受降事宜。徐永昌隨即提出人選，組建中國受降代表團，除團長徐永昌外，另有團員及隨員楊宣誠、朱世明、李樹正、王之、王丕承、陳養空等，全部來自軍令部。
8月18日，中國代表團乘美軍飛機抵達馬尼拉，受到當地華僑熱烈歡迎。經與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會晤，徐永昌得知，盟國受降簽字儀式已改在東京灣美國軍艦上舉行。迨蘇聯代表團最後抵達，各國代表團於26日下午陸續登上美國海軍運輸艦「司徒傑斯」號，起程赴日，31日晨停靠於橫濱附近沿海。時值凌晨，徐永昌向四周望去，但見艦艟圍繞，燈光閃爍，照耀海濱，如一扇形，大有軸轤千里之象，他不禁感慨：「甲午之役果能一勝，則我國海軍今日不悉何似！」當然，徐永昌非常明白，歷史不能假設，百年來國運的沉淪更值得深刻反思，對於眼前這場剛剛結束，給人類帶來慘重代價的世界大戰，當事各方也應該深為懺悔。因此第二天，當有記者向他問起對於此次戰爭以及受降的感想時，徐永昌做了這樣簡短而厚味的回答：「這是一個應該懺悔的經過。」
9月2日上午，歷史性的時刻終於到來。8時15分，中國代表團率先登上密蘇里艦甲板，其時軍樂大作。待各國受降代表和日本投降代表陸續就位，9時整，麥克阿瑟宣布受降儀式正式開始，日本外相重光葵、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首先在投降書上簽字。9時10分，繼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和美國代表尼米茲之後，徐永昌代表中國政府在日本降書上鄭重簽字。
徐永昌在密蘇里艦上簽字
雖然此刻的徐永昌表現得一如既往的沉靜、平和，但代表中國政府為百年來第一次完全勝利的反侵略戰爭簽字受降，實為千載一時之遇，他在內心當能深味到其中的意義。幾天後，陸大同學劉蔭遠致信徐永昌，由衷感慨道：「歷史上一幕最有價值之受降典禮，兄得（代表）國家親臨參與，榮莫大焉。一生刻苦自勵，獲此代價，夠矣！」此一感嘆，想必能引起他的共鳴。
不過，徐永昌心已不在此。抗戰善後任務艱巨，前方內戰陰雲密布，他內心的鬱結並未得到舒展。後來，徐永昌再度捲入他所深惡痛絕的內戰，並一度出任國防部長，臨危受命，無力回天。1949年底，他隨國民黨敗退台灣，1959年病逝於台北。
徐永昌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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