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淺談清朝的讀書人都在讀什麼？

1644年3月19日以前，是明朝崇禎十七年，到了同年農曆的五月初十日以後，就變成清朝順治元年了。與以前的明朝不同的是，清朝是由滿人建立的，這就導致了當時的讀書人心態上的巨大變化。

南明王朝的小朝廷儘管看上去時間短暫，但吸引了當時很多有名望的讀書人，如黃石齋、錢忠介、張蒼水、王完璧、瞿文忠、陳文忠、張文烈這樣的學者書生，就出現在朝廷議事當中。他們多半是無官守無言責的人，不過是想替本族保持一分人格，在南明王朝內隱忍遷就於一些悍將暴卒，對外又與清朝為敵。對於明朝的滅亡，他們認為是讀書人的大恥辱、大罪責。於是，他們拋棄明心見性的空談，開始專講經世致用的實務。他們不是為做學問而做學問，而是為政治而做學問。其中的許多人，都把自己的大半生葬送在了悲慘困苦的政治活動之中。他們所做的學問，原是為了新政治建設做準備的，結果對政治的絕望，才不得不使他們轉向學問本身。其中有許多人因政治活動而死去，剩下的人也不肯與滿洲人合作。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朱舜水便是這時候的代表人物。

滿洲人雖僅用四十天工夫便佔領了北京，卻花了四十年的工夫才得有全中國。在這四十年里，對於統治漢人，他們積累了好些經驗，覺得用武力征服那些將卒沒多大困難，最難纏的就是一些讀書人——尤其是少數有學問的學者。因為他們在民眾中有影響，能指導他人。所以，針對這些人，清朝統治者採取了因人因時而變的政策。

在多爾袞攝政時代，由於滿洲人倉促進關，許多事還要靠漢人為他們做。所以，他們一面招納降臣，另一面用明朝傳來的愚民工具——八股科舉，來籠絡熱衷於功名富貴的讀書人。多爾袞死去後，順治皇帝親政。到順治七年時，除了兩廣、雲南和福建尚有問題外，其餘全國大部分地區都已在清朝的統治之下。這時，對於下等的讀書人，他們開始板起面孔，找准機會給他們苦頭吃。如順治十四年以後，連年所起的科場案，把成千上萬的讀書人嚇得人人打噤。那時，清廷最恨的是江浙人。因為這地方文人彙集，可以說是輿論的發源地，到處宣揚反滿洲的精神。順治十八年，清廷借「江南奏銷案」名目，大大示威，被牽累者達一萬三千餘人，縉紳之家無一倖免。另外，對於真正的知識階層，他們還興起文字獄，對其大加摧殘。最著名的如康熙二年湖州庄氏史案，這次事件讓許多名士如潘力田、吳赤瀉等七十多人同時遇難。只是，這種做法所起的作用是負面的，其更加增強了漢人的反抗情緒。因此，康熙皇帝親政後，一改高壓手段為懷柔手段。康熙十二年開始薦舉山林隱逸；康熙十七年，薦舉博學鴻儒。但這兩項措施都沒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其所收買的都不過是二三等的人物。直到康熙十八年，開設《明史館》才使這一目的達成，因為許多學者對故國文獻十分愛戀。

所以說滿人入關後對讀書人的高壓政策和懷柔政策，直接影響和改變著當時讀書人的心態。從順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約三四十年間，完全是前明遺老在支配學界，他們所做的都是希望能為前朝干一番「經世致用」的事業。但康熙二十年以後，遺老大師，凋謝略盡。後起之秀，多半在新朝長大，對於新朝的仇恨自然減輕。另一方面社會日趨安寧，安心求學的風氣漸長。所以，這個時候的學術界，日趨條理。當時讀書人致力於鑽研各種學問，於是出現了：經學派，其直接開創了後來的乾嘉學派；歷算書派，他們可算作科學先鋒；程朱學派，屬於王陽明學術與漢學間的折衷過渡；再就是實踐學派，屬於王陽明學術的基礎上再進一步的結果。

在康熙皇帝親政時期，對於學問，有宏納眾流的氣象。康熙朝的學者，對於各種問題，能夠相對自由地研究。但是到了雍正時期，學者的思想自由又被剝奪了。到了乾隆時期，更是變本加厲。他大興文字獄，發布禁書令，從乾隆三十九年到乾隆四十七年間，一共燒書二十四次，燒毀的書達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直到乾隆五十三年，他還嚴諭禁書。

凡當主權者喜歡干涉人民思想自由的時代，學者的聰明才智只能全部用去注釋古典。所以，這個時期的讀書人，所從事的工作主要是：經書的箋釋、史料的搜補鑒別、辨偽書、輯軼書、校勘、文字訓詁、音韻、算學、地理、金石、方誌的編纂、類書的編纂和叢書的校刻。

乾、嘉年間的考證學，在學術界獨領風騷，引領了社會上的治學風氣。不過在嘉慶時期，雖然學界絕大部分學者仍然專註於考證工作，但「絕對不問政治」的態度已稍有改變。如經學家王懷祖抗疏劾和珅，史學家洪亮吉應詔直言等。同治年間，國運日漸頹敗，學術上也遭到了非常大的破壞。因為當時的文化中心在江、皖、浙，偏偏這三地受害最深。公私藏書，蕩然無存，未刻的著述稿本，散亡的更是不少。許多耆宿學者，遭難凋落。在這以後，宋學開始復興；西學開始被講求；排滿思想開始被引動。

到了光緒時期，學界的思想被根本動搖起來。二百多年麻木過去的民族意識開始蘇醒過來。有些人開始大膽地抨擊君主專制，投身於推翻幾千年舊政體的猛烈運動之中。那時候，新思想界的急先鋒就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還有介於其間的學者如章太炎和嚴復等。

從梁啟超總結出的清代讀書人之所為，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的讀書人總是為政治所左右，中國的學術脫離不了政治，而且時時都會受政治的干擾——有時簡直就是傷害。

梁啟超的政治思想不僅體現在摯熱的愛國情懷上，還體現在對政治文明的探索上。他對清代讀書人和他們的事業史的研究，實質上就是希望能對現實有借鑒和啟發的意義。得益於此，對旁人來說，他的成果可說是一條察古知今的捷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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