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淡忘：日本的教育、宣傳與軍國主義

日本能發動非正義性的侵略戰爭，與其國內民眾的傾力支持是分不開的。日本人自己都不否認，在「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熏陶中，幾乎所有日本人都在精神上與行動上跟軍國主義站在一起，南京與新加坡淪落時，日本老百姓高舉太陽旗、高喊萬歲、提燈遊行、煮紅豆飯慶祝的場景讓看過照片的人都無法淡忘。

極端教育將國民變成

沒有自我的國家侵略機器

日本國民全力支持侵略的根源在於日本政府長期推行的軍國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和愚民政策造成的日本國民意識的扭曲發展。

在二戰前，日本就長期通過學校教育、軍隊教育和社會教育灌輸軍國主義思想，塑造軍國主義國民意識。從明治初期開始，日本通過《學制令》、《教育令》、《教育敕語》、《軍人訓誡》、《軍人敕語》《教育敕語》「國民教化運動」等確立軍國主義教育體制，在家庭、學校、社會、軍隊全面推行軍國主義教育。

其核心就是灌輸「效忠天皇」的思想，把天皇稱為「萬世一系」的神，日本軍國主義極力宣傳「皇國史觀」，諸如「神武建國」、「天皇成業」、「皇道偉大精神」等等將天皇神化，使國民對其絕對崇拜，絕對服從。而「日本是屬於天皇的領土」，日本國民作為「天皇的臣民」，將為天皇而死作為最高道德，完全無視「個人」的存在價值。這樣，使得日本國民完全失去了個人的個性、價值觀和意識。這也是為何日本在發動侵略戰爭後，日本國民對軍國主義侵略沒有任何懷疑。不容否認，自近代以來，效忠天皇是始終與軍國主義和日本的侵略戰爭聯繫在一起的。

這其中「盡忠」、「勤王」、「奉公」、「殉國」等具體道德規範的束縛，讓日本人不折不扣成為抹殺自我的皇國人形兵器。

二戰時，「盡忠」被確認為國民性格養成的第一要素。就是要以絕對的虔誠之心，無條件地服從天皇。「無條件」指「不問是非」和「信至無我」。「不問是非」謂「誠」；「信至無我」謂「心」。因此，「至誠」與「盡心」被確立為「盡忠教育」的基本規格，成為日本國民性格培養的根本目標。試圖通過「盡忠教育」使全體國民的人格狀態達到對天皇「至誠」與「盡心」的程度，最終形成日本國民對天皇制國家的信仰。

實踐「盡忠教育」就要使國民達到對天皇「至誠一貫」，從而進入一種「無我」的境界。這種覺悟是日本國民可以為天皇獻身的前提條件和動力源泉。在盡忠教育下，「殺害他人」這種「最大的惡」就置換成了「孝忠」天皇及天皇制國家的「最大的善」。「盡忠」塑造了當時日本國民現世的最強有效性原理：這就是日本國民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天皇」。

追溯日本盡忠教育的源頭，始於楠木正成。楠木正成「盡忠報國」的形象，在近代日本不斷被放大，除了靖國神社前面的銅製雕塑這種具體形式外，更為深遠的影響則體現在其「盡忠事迹」進入了教材和小學課本之中，在每一個兒童心靈深處刻上了難以磨滅的痕迹。他們長大後，楠木正成的「七生報國」成為日本軍隊的精神格言，尤其為神風特攻隊所信奉。

當日本已經處於必定失敗的局面之時，這種幻想仍然對日本軍人尤其是年輕人充滿了誘惑。1945年，儘管日本遭遇美國的大轟炸，六十五座城市幾乎都成了廢墟，不怕死的日本人還是抱著為了天皇在本土決一死戰的信仰不放。「國民信仰諸神直系相傳，國民處於民族血統中心的天皇統治下，……為了國家之獨立，名譽和使命，捨棄生命戰鬥的國民士兵，呼喚著天皇的名字赴死。」這就是「盡忠教育」釀造的命運悲劇。

「盡忠」的具體表現，首先就是「勤王」。而「勤王精神」結合日本國情與時勢後，被具體地認為：將「勤王精神」付諸實踐應從「排外」開始。首先，不同意外國對日本有辱國體，滋擾國威的事情發生。其次，不同意 污衊眩惑日本國體的外教釀成對日本的深害，只能採用外國的知識技巧，作為皇國大道的羽翼。

推崇「勤王教育」是日本極端民族主義傾向的產物，是日本回應西方衝擊的一種「以守為攻」的姿勢，憧憬的是「我國的大道有資格成為西土的治教」的教育強國夢，這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意志力。那麼，日本要到哪裡去尋求這種勇氣與力量呢？日本軍國主義極力宣傳「皇國史觀」，諸如「神武建國」、「天皇成業」、「皇道偉大精神」等等將天皇神化的手段正好提供了這種動力。

「勤王教育」將虛構的神武天皇紀元神話轉化為一種文化意識，進而將「日本是世界中心的幻想」轉換成為一種期盼統治世界的現實力量，催生出近代日本民族的殖民文化心理。

正是這種以生命衝動煥發的英雄主義，使無數日本軍人乃至平民，在心理上戰勝了死亡的恐怖將自己直接捆綁于軍國主義戰車上。

軍國主義教育將天皇意志內化為日本國民的一種集體無意識，釀造了成千上萬的日本人為「天皇聖戰」而捐驅的生命衝動，從而將投身侵略戰爭的動力植根於法西斯群眾心理的土壤之中。這就是直到戰敗，日本國民依舊支持侵略的核心原因。

軍國主義控制的媒體

為全民軍國主義化推波助瀾

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控制下，日本的媒體已經不像明治維新時期那樣百花齊放了，而淪為了軍國主義的發聲筒和宣傳員，從而與軍國主義者合謀，將日本推上侵略的道路。

九·一八事變期間，軍國主義控制下的日本媒體通過大肆炒作中國軍隊蓄意挑釁日本在東北地區核心利益的議題，誤導國民形成「滿洲是帝國的生命線」、「支那的不正當行為侵犯了帝國在歷史上形成的正當權益，關東軍予以反擊的行為是的正當行為」的共識，從而促成日本國民堅定支持關東軍的行動，在社會上形成了戰爭的狂熱。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軍國主義分子又操縱媒體將議題轉向對抗歐美，鼓吹「將亞洲從白種人手中解放出來」，類似的論調成為推動國民積極投入戰爭的助推劑。大眾傳播實踐表明，如果受眾對某項議題或事件在直觀上缺乏豐富的經驗，那麼他們對該議題或事件的理解就極大地依賴於媒體，依賴於新聞敘述的性質。從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的發展和事態的演變可以看出，由於日本媒體在戰爭時期竭力渲染對外強硬論，直接導致了日本民眾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支持戰爭的輿論氣候籠罩整個日本，達成了軍國主義者實現輿論動員的目標。

當盟軍開始轉入戰略反攻，日軍連掃失敗陷入窘境時。日本軍部需要補充更多的士兵，不惜將目標指向國內未成年的中學生。其操縱的媒體於是在宣傳方針上與軍方保持高度一致，選擇以青少年為受眾目標的《寫真周刊》上刊登文章，以軍階升遷、美好前途為誘惑，鼓動青少年為了實現國家與全體國民期待應踴躍參軍。這鼓動措使軍國主義徵兵動員工作順利開展，「大多數人懷著在關係到日本命運的『聖戰』中捐軀是國民莫大榮耀的信念被送往戰場」。以海軍招募少年入伍為例，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海軍飛行預科練習生錄用人數逐年攀升，截止1944年（昭和19年）達到了頂峰的113465人，比8年前（昭和12年）增長了20倍。

到1944年，美軍攻佔塞班島，突破了日軍所謂的「絕對國防圈」。日本軍國主義者妄圖組織「全民總決戰」頑抗到底，並操縱媒體進行決戰宣傳，稱喚起「蘊藏在一億國民當中的忠誠」，「在戰爭中發揮一億協力的大和魂，通過總崛起迎擊敵人來贏得戰爭的最終勝利」。

1945年日本軍國主義不甘心坐以待斃，寄希望於與美軍進行本土決戰。臨時國會特殊會議動員全體國民迎接最後的戰鬥。同日，裕仁天皇發表詔書，號令國民「粉碎敵國野心，達成戰爭目的」。為此，軍國主義控制下的媒體連日發起了感謝天皇的仁慈，號召國民以死效忠的輿論造勢，到7月中旬，進一步發展為「護持國體」的宣傳運動。輿論動員的力量使日本民眾仍寄希望於最後的勝利，「神州不滅」、「以死效忠天皇」的理念成為日本民眾繼續戰爭的動力。戰爭期間，軍國主義當局在媒體「戰爭協力」的積極配合下，通過輿論動員實現了對國民的精神強效果控制，導致廣大民眾被牢牢地拴在法西斯的戰車之上，成為侵略戰爭的犧牲品。

日本國民當中，確實有被強制參戰的人，但還有很多人是本著自發的意志充分相信這場戰爭，這正是軍國主義體制的恐懼所在。

在軍國主義的操縱下，媒體最大限度地發揮輿論導向的功能來統一國民的意志，從而在社會上形成輿論合力，「為了擴大和推進戰爭，自覺地起到了積極煽動民眾的作用」。由於媒體的積極配合，輿論動員作為軍國主義總體戰的重要一環，成為「支撐帝國國內好戰」的「愛國主義」的重要力量，而這股力量在突然之間就吞噬了日本社會。

軍國主義編造種種

貌似正義借口蠱惑日本國民

日本是一個島國，國土狹小，資源匱乏。德川幕府時，日本就有學者對本民族未來的生存與發展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提出了許多擴張理論，比如當時的「海外雄飛論」。只是因為當時的國家實力不足，社會和經濟條件都不夠成熟才未能實行。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學者在以前的擴張理論的基礎上，經過實地的勘探和考察，提出了新的侵略擴張理論，比如山縣有朋提出的「利益線」理論，為日本對外擴張制定了基本理論。松岡洋右在「九一八事變」後稱，「無滿蒙即無日本的生命線」。就是將中國東北視為確保民族的生存而開拓、奪占的新領土和資源，這在當時的日本很有誘惑力和吸引力。這種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的心理，是其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原因。但在對日本國民的戰爭發動和宣傳上，軍國主義者並不是赤裸裸的宣傳戰爭，而是以民族的生存利益為借口，誘使民眾參加戰爭，取得了相當成功。

此後，通過侵略戰爭和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獲得了土地和經濟利益，促進了日本國內經濟實力的發展。日本民眾嘗到了甜頭，也大大刺激了繼續擴張的慾望。由於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作祟，日本民眾在嘗到甜頭的同時，只顧得滿足自己的需要，而不顧給其他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

到二戰期間，日本為減少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內國際輿論壓力和，又提出了許多貌似有理的借口，這些借口欺騙性很強，對於蠱惑日本國民也有很明顯的效果。

一是以參與其他殖民地國家的解放戰爭為由，宣揚戰爭的「正義性」。在日俄戰爭期間，日本曾大大宣傳戰，散布俄國行將佔據 「滿洲」，為了阻止它逼近日本的「威脅」，日本不得已出兵中國對俄開戰的消息。侵華戰爭的爆發，也是日本以阻止蘇聯「赤色威脅」為借口出兵中國，行侵佔中國之實。在亞洲地區，日本以「從白人統治下解放亞洲」為名，推行實為侵略擴張的大亞洲主義，把侵略亞洲國家的「大東亞戰爭」稱為「聖戰」。二戰期間日軍中有一首歌曲唱道：「為了東洋和平，不惜犧牲生命。」在這些借口的欺騙下，廣大日軍軍人和日本民眾還以為日本所推行的戰爭「是保衛亞洲和平的正義戰爭」，自己參與其中是光榮的。

二是以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為由，把侵略戰爭美化為民族戰爭。二戰期間，日本提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強調要「共存共榮」，這一口號在亞洲和日本國內民眾中也頗具誘惑力。日本軍國主義者企圖利用這些口號和輿論，使其在亞洲的侵略擴張合理化與合法化，因此對內稱是為了「民族利益」與「國家利益」，對外則稱是為了「亞洲的利益」、「為了東洋人的利益」，是在「替天行道」，這些口號在當時確實起到了很大的欺騙作用。

總而言之，二戰時期日本通過之前長時間的教育養成的日本國民性格是在日本化過程中走向極端民族主義的一種產物。在追尋民族本源的過程中，產生了自詡優等民族的心理，並誘發出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一個民族文化共同體存有民族自豪感，這不但是無可厚非的，甚至是值得稱道的。但稍稍往前邁出一步，在與他族的類比中自詡優等，就構成了一個危急的信號。

背棄了明治維新初期的民主民權思想。近代日本在重振「皇基」的國體重構中，從承襲種族血脈的角度，將民族主義合理為一種文化遺傳基因，以家族主義和日本神道為基礎，製造了天皇制「傳統」；以天皇號令天下，培養「忠君愛國」的皇國民。

近代日本以「文明開化」為初衷的文化啟蒙之路，沒有致力於教育和培養具有近代民主意識的國民，也沒能將日本引上文化強國、科技強國的道路；而是基於拓殖思想，沿著日本武士道傳統文化的歷史軌跡，致力於教育和培養無怨無悔地為天皇和國家犧牲的皇國民。

近代日本民族啟蒙教育在「忠君愛國」的旗幟下，融合西方列強的殖民思想和日本本土的武士道精神，引導日本人從追求民族強盛的合理初衷出發，走上了以武力強國，以開拓殖民地尋求民族發展的錯誤軌道。也將民族啟蒙教育演變成了徹頭徹尾的軍國主義教育。致使二戰時的日本民族教育成為一種文化強權與價值灌輸的有效工具，期創造出來的日本國民，也只能綁在軍國主義的戰車上直到戰敗依舊支持侵略的丑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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