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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等到事情發生了以後才去觀察!

觀察學者

必定發生之事前,

對此研究則分清,

智者愚者之差別,

事後觀察即愚者。

無論何人在必定發生之事前,對其研究分析而作抉擇,以此則能分清智者和愚者的差別,如果事情發生以後才去觀察、分析則定是愚人無疑。

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都應察因辨理,對事情進行深入透徹地分析、研究,了知可行與否,進而制定一系列的辦事方案。薩迦班智達在《量理寶藏論》中說:「愚者信許後測察,智者測察後信許。」

智者對一件事進行周密細緻地觀察、分析,其主要目的是了知此事對自己和他人有無利益、違害。如果利大於弊就會竭盡全力去操辦;如果弊大於利則偃旗息鼓完全放棄;若利弊參半則按兵不動,審局而定。

比如南北朝時期的宋文帝,他虔信佛法,三皈五戒之後欲嚴持凈戒,但身為一國之君,受著種種局限,無法滿願。文帝躊躇不定,遂啟問了一些善知識,皆未得一個滿意答覆。

元嘉八年,世出世法圓融無礙的高僧求那跋摩大師來到建業。文帝獲悉恭請入宮,請大師指點迷津。跋摩大師告言:「帝王和平常百姓的修行方法有所不同,小百姓福份淺,名份微,所以應該刻苦耐勞,勤儉修行;而帝王掌管天下百姓,如果施行仁政,則臣民自會歡欣擁護,龍天護法也會樂於隨順,恆時護持。用刑而不濫殺,征役而不剝榨百姓。如是定能感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這樣的『齋戒』堪稱大齋戒、大功德;這種『戒殺』方是持不殺戒之極致,也是最大的慈悲。」

從此文帝依教奉行,捨棄自己嚴持齋戒之小發心,而生起殊勝菩提心,以佛法治理國家,號召臣民奉持佛法,使大家獲得暫時和究竟的利益。文帝即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智者,他知理、循理、依勢、治勢、權衡利弊,得出妥善的決斷後才勵力奉行。

而愚者卻恰恰相反,事前不加考慮,事發時又驚恐萬狀,事後卻大放厥詞,如馬後之炮,極其卑劣。這種人在行事過程中,外表顯得很沉穩,一言不發,實際已是六神無主,呆若木雞。事情結束後,又上竄下跳,指手劃腳,品頭論足,還妄想魚目混珠,詐顯其能。

曾經甘孜爐霍地區發生地震,震前沒有得到任何觀察預告,震後卻紛紛報導:可能明天仍有地震,需要特別注意……。

智者若以善觀察,

精通知識是學者,

鑒別氂牛之大小,

愚者亦能非學問。

聰明人通過善巧觀察精通一切知識才稱得上是學者。鑒別氂牛的年齡大小愚者也會,故不能算作是學問。

智者不僅要具足擅於觀察、取捨善惡因果的能力,而且要精通顯密佛法等真正的學問,對自他暫時或究竟都有利益的知識才是真正的學問。

社會上工、農、兵、學、商等各階層所擁有的知識,無論有多高的聲譽,也僅僅是維繫國家、社會、家庭和自我生存的一般技能。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今天,科學知識並沒有給人類帶來幸福,反而製造了更多的禍端,盲目發展,毀壞了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先進的殺生工具對其他動物則大有趕盡殺絕之勢,心性乖戾,手段殘忍而不自覺,豈不是將地獄遷到了人間嗎?就核彈而言,一剎那間便可摧毀整個地球……。試問這些學問帶給人類的是福還是禍?

所以能成辦自他二利事業、引渡眾生趨於解脫的佛法,這才是真正的學問。它總攝了一切世間法,是了徹宇宙人生真理的出世之學。

佛祖釋迦牟尼經過三大阿僧祗劫的修行歷程,而證得了一切智智的果位,為了引導世人離苦得樂,廣轉三次法輪,宣講了八萬四千法門。而今佛陀雖已離開了我們,但卻留下了浩如煙海的佛經教典,供後人學修。這些都是了義的學問,依此能使自他一切眾生得到究竟的大樂。

總之,世間上的一切學問,諸如農耕紡織、鋪路架橋等都是一般知識,僅僅是延續人類生存發展的一種手段,相比出世之顯密佛法,即如鑒別氂牛年齡大小的學識一樣,太過一般了。

對於放牧的人來說,觀察鑒別氂牛的年齡就象吃飯、睡覺一樣簡單,就連三歲的小孩看到牛群都會叫嚷:「大牛!小牛!這是牛媽媽,那是牛寶寶。」所以這種能力算不上是學問。推而廣之,僅了知世間一般學問的人也算不得智者,若只依靠世間的學問又怎能實現「舍小我證大我」這一宇宙人生真理的目標呢?

若想成為一個真正的學者,就應當捨棄對一切世間法的執著,而致力於崇高的出世學問。

敬摘錄《格言寶藏論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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