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諾貝爾獎的都是什麼樣的人？諾貝爾獎離我們還有多遠？
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繼續給大家連載20年前解放軍出版社的專著《戰爭離我們有多遠：張召忠點評軍事革命》
諾貝爾獎的由來
1883年10月21日，阿爾弗雷德·B·諾貝爾出生於瑞典斯得哥爾摩一個貧寒的工程師家庭，幼年隨父親僑居俄國，十五歲起先後到義大利、英國、法國和美國求學。回到瑞典後，諾貝爾開始研究炸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稱為「炸藥大王」。他一生獻身科學事業，大膽革新，獲得了355項專利，聚集了萬貫家財。
諾貝爾
1896年12月10日，諾貝爾因突發腦溢血，在義大利北部海港城市聖利摩去世。按照諾貝爾1895年11月27日簽署的最後遺囑中所提出的把獎金授予「那些在過去一年中使人類受惠最大之人士」的原則，把獎金分為物理、化學、生理學或醫學、文學、和平等五份。1901年，在諾貝爾逝世五周年之際，首屆諾貝爾獎頒發，每個單項的獎金為15萬多瑞典克郎。此後，諾貝爾獎金不斷升值，到現在，單項獎金已高達740萬瑞典克郎，約合人民幣900萬元。
諾貝爾獎自1901年頒發以來，已經經歷了98個年頭。目前，諾貝爾獎已經成為世界科學界公認的人類原始性創新的重要標誌。在諾貝爾獎的激勵下所產生的重大科學成果，已經引發了本世紀全世界一系列重大的技術革命，譬如核能、半導體、合成物質和藥物、DNA、基因組、神經科學等。
獲得諾貝爾獎的都是什麼樣的人？
能站上諾貝爾獎領獎台的人，都是走在科學最前沿的人，他們無不具有超常的創新思維，無不表現出對自然對社會超常的理解力。他們思想解放，實事求是，敢於舉起智慧的長矛，在科學的曠野上，毫無顧忌地向一切未知宣戰，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創新。
居里夫人講得好，「自然是偉大的。在它的面前，個人的努力也許只是一點微光。然而，當這點微光一點點微光組合起來，就會照亮真理的輪廓」。45個月長的時間，8噸重的瀝青鋪礦原料，5677次的試驗，458次的分離失敗，加上極為艱苦與原始的試驗條件，在居里夫婦兩人的頑強努力下，結果僅是1克的純鐳，只佔八百萬分之一！居里夫人追求「未知」，探索「未知」，認識「未知」，把握「未知」的創新精神，強烈的愛國之情，無私的奉獻之心，堅定不移的奮鬥目標，百折不撓的堅韌毅力，鍥而不捨的頑強精神，一絲不苟的求是作風，是兩次獲得諾貝爾獎金的堅實鋪墊。
199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公布了今年諾貝爾物理獎和化學獎得主名單，美籍華人崔琦等獲得諾貝爾物理獎。崔琦是第六位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其他五位分別是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李遠哲和朱棣文。作為中國人，我們為中華民族能夠有六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而感到自豪，但同時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尚無一人奪得諾貝爾獎而遺憾，六位科學家是在加入美國籍之後才獲得諾貝爾獎的，為什麼擁有12億人口的大國竟無一人獲此殊榮？匈牙利，一個彈丸之國，居然已有12人獲得諾貝爾獎；中國人口現在比匈牙利多100倍，再過30年將增加到16億，如此豐富的智力資源，我們為何就拿不到一項諾貝爾獎呢？這說明我們的科學和教育是多麼的落後，說明我們的創新能力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還差距還相當大。
我國與世界先進水平差距相當大
科技競爭力是一項國際調查形式，總共統計42項指標，從5個方面展開，涉及研究與開發費用等科技資本投入的競爭力，研究與開發人員總量、結構、質量等科技勞動投入的國際競爭力，技術合作、研究合作和研究經費等技術管理的競爭力，反映諾貝爾獎、基礎研究、科學教育以及科學技術對青年人的興趣等科學環境的競爭力，知識產權的國際競爭力等許多方面。1998年我國科技資本投入的國際競爭力排名第35位，知識產權的國際競爭力排在第38位。1997年科技競爭力排在中國之前的國家和地區分別是：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瑞士、芬蘭、愛爾蘭、新加坡、加拿大、台灣、挪威、荷蘭、以色列、英國、比利時、紐西蘭、盧森堡、香港、奧地利。
1997年6月至9月，北京市就知識分子職業認同感，對北京地區教育、科研、文化、衛生、體育及各類公司企業等50多個部門的506名知識分子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分配不公平的現象最令人擔憂。人們意見最大的是，某些胸無點墨的「草莽英雄」、不務正業的「小痞子」，因敢於冒險、善於投機率先發了財。文人智士卻只能在「蓬屋陋室」中「皓首窮經」。一邊是大款們揮霍無度，一邊是知識分子英年早逝。凡此種種，引發了人們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動蕩。特別是作為反映人生價值主要標誌的職業態度，轉變之急、之陡、之突然，使很多人感到惶惑不解，經濟大潮使負載社會思想文化之使命的知識分子面臨嚴峻的考驗。
《當代地方科技》1998年第6期
孔子講：「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即耕田使人自暴自餒，而讀書學習，可獲得官爵和俸祿。雖然大多數人都認為在社會各類職業中，教授最受人尊敬，其次是公司、企業董事長、領導幹部……。但近20年來，我國腦力勞動者的收入與其勞動成果不成正比，複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報酬相差不大，腦力勞動者甚至比不上體力勞動者的收入，受教育程度越長其收入反而越低。教科文衛等部門的生活水準一度在全國各行業中倒數第三位。1995年調查北京50所高校，教師平均月收入不足500元，莘莘學子經過多年寒窗苦讀，拿到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卻發現其收入連養活一個孩子都困難。於是不少博士、碩士懷著「難守一方清貧」的焦灼心情紛紛「飄洋過海」，在異國他鄉另謀「前程」。
20年來，我國先後有近30萬人到國外留學，分布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人數之多，規模之大，為我國留學史上前所未有，其中真正學成回國的只有10萬人。我們中國人才濟濟，以IC（集成電路）研究開發而聞名世界的美國矽谷，現在幾乎成了中國人和印度人的天下，以至於有人說，IC就是印度（India的I）和中國（China的C）的結合。
當我們談起知識經濟，誰都認為人才、信息和知識最為重要，但一涉及到利益分配，卻又出現嚴重的腦體倒掛，這不能不令人擔憂。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呢？除觀念上的認識問題外，恐怕最重要的還是對國策的貫徹和落實問題。多年來我們對教育、科技重要性的認識相當高，「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和「科教興國」的口號盡人皆知，而且作為國策正式寫入中央文件。有人戲稱，在政治術語中處於「戰略地位」的科技和教育，用經濟學家的話說變成了「剩餘財政」；用學校教師的話說則只是「略佔地位」。
80年代以來，我國國家公共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值一直在2%上下徘徊，即便是按照1992年的計划到2000年達到4%，也只相當於90年代初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1990年我國研究與發展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0.9%，到1994年就下降到0.56%，5年間下降了三分之一。而發達國家中這一比例則高達2%，即便是發展中國家巴西也達到1.1%。迎接知識經濟的挑戰，抓住信息時代發展的機遇，哪一點能夠離開人才，離開科教，離開知識和信息？
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計算機研究所所長王選教授撰文指出：美國的微軟創建於1975年，依靠認股權吸引了一批優秀人才，並造就了3000名百萬美元的富翁。北大、清華等院校計算機系畢業的很多學生在美國矽谷工作3-5年後就能拿到10萬美元年薪。中國的高新技術企業必須使優秀的年輕員工富裕起來，否則難以吸引人才。今後應較少出現那種靠投機倒把、非法經營、專門鑽市場經濟法制不健全空子的大款，而應湧現一批依靠知識和創新，為我國民族高科技產業作出貢獻的知識分子百萬富翁，他們是科教興國的脊樑和知識經濟時代的民族英雄。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應出現一批百萬富翁，而北大方正應努力在2010年前依靠認股權造就100個百萬（人民幣）富翁，否則意味著企業辦得還不夠好，尚未充分體現知識的巨大價值。
香港愛國實業家李嘉誠先生，向以關心支持國家教育事業而享譽中外，他以一顆拳拳愛國之心，為祖國內地和香港的教育和醫療衛生事業，先後捐款達25億港幣。1998年，李嘉誠先生及其領導的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又投入港幣6000萬元，與教育部配套資金一起，推行和實施「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項目，計劃三至五年內在全國高等學校中的國家重點建設學科中設置300至500個特聘教授崗位，使特聘教授能夠享受每年10萬元人民幣的特聘教授崗位津貼。此外，李嘉誠先生還另捐贈1000萬元設立「長江學者成就獎」。
王選教授造就100的百萬富翁的設想和李嘉誠先生捐助300至500個年薪10萬元人民幣特聘教授崗位的計劃，雖然與全國龐大的知識分子群體相比仍顯得杯水車薪，但畢竟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具體體現，是孔老先生「學也，祿在其中」教悔的再現，知識分子會從中看到知識經濟的光輝前景和美好希望。小平同志一再講，我們寧肯犧牲一些經濟發展速度，也要把科教搞上去。現在國家的大政方針都有了，看來，關鍵的問題還是落實。國家財政緊張，可以動員社會辦科教，可以像中國科學院和浙江大學那樣改革現行的科教體制以激發活力，解放知識生產力實實在在已經成為我們的當務之急。
——本文摘自《戰爭離我們有多遠：
張召忠點評軍事革命》
第一部：潮起潮落。
第3章：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P40
截稿至：1998年10月。 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局座召忠
微信號：zhangzhaozhong45
TAG:張召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