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饒師院教授談往事：從教學樓到筒子樓到講師樓

根據2018.2.28《上饒師範學院紀念建校60周年公告（第1號）》，以及汪繼南在群內發出的「請各位老師專提供佳作」之號召，特作此文以資響應。

照片是臨時湊合的。手機里剛好有就先用上了，以方便閱讀。

從1982至1996， 14年間，在師專先後住過教學樓、筒子樓、講師樓。總體而言自然一路向好而且越來越好，細細道來卻也有無限滋味不盡感懷。

與師專結緣，始於1978。

我姐是66屆高中生。她那一屆，可以說是老三屆中最不幸的一屆：正準備高考，高考被廢了，而且一廢就是11年，活生生將一個花季的66屆，折騰成了遲暮的77級。

作為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她被錄取在上饒師專數學科。由於臨近分娩，入學報到就由我代理了。那是我第一次到師專。也是我第一次進大學。入學通知書上要求新生報到時帶一把鋤頭，——帶還是不帶，頗為躊躇。最終決定不帶，畢竟我只是個代理。為請產假，尋尋覓覓找到一位很有首長范的領導，後來知道，這位領導就是趙連瑞副校長。

作為77級新生入學的親歷者，那次師專之行給了我強烈衝擊與深刻印象。校園裡人頭攢動青春洶湧，人人臉上都堆滿了彩霞洋溢著佛光。我見到我姐高中一位同學，他敞著藍色的短大衣，掄著黑色的太陽傘，搖搖晃晃踢踢踏踏從食堂方向飄逸而至。那神情那模樣，只是後來在美國西部片見到過，就像那種挎著手槍揮著馬鞭吹著口哨瀟瀟洒灑如入無人之境的西部牛仔。

真叫人驚羨，艷羨，艷羨不已——能在這裡讀書，真好！

我突然有了一種感悟和衝動：人，是應該上一下大學的。

於是，有了78年的報考，而且，與師專交臂而過。

當時填報志願好像有4個選項。根據77級的經驗，本準備4個全填上饒師專。誰知鬼使神差，落筆時後3個沒變，第一個變成了江西師院。機會主義。絕對的機會主義。不過，的確又是逮住了機會。78年是恢復高考後全國第一次統一划定錄取分數線，本科線340，我352.8，於是，第二次到師專推遲了4年。

若干年後，參加統分的老師對我說，你是全縣第2名，第1名是……她一時語塞，可能忘了。不過，如果我是第2名，那麼第1名她不說我也知道，——老謝，謝維營唄！他去了山東大學。

不過，82年夏天，這位當年弋陽的文科狀元和我同時進了上饒師專，後來還成了鄰居。

——咦，奇了怪，當年進校時，他去哪兒了?莫非被優待進了小紅樓（教工宿舍）?

1982年7月，畢業分配前到廬山轉了一圈，下山即來師專報到了。

我帶的82中1畢業留影。

由於教工宿舍奇缺，中文系4名外來人口，張興、王維漢、我，還有一位華東師大的李，被一股腦兒塞進了教學樓2樓一間辦公室。

李後來沒來，儘管床板上一直寫著他的名。

不過，不來也好，我們可以寬敞些。

但美夢未能成真。

華師大的沒來，北師大的來了，不過中文系的李，變成了數學系的熊。

華師大的李，後來我們在武漢大學助教班相遇了。不但同一個班，而且同一個寢室。

82年的未遂室友，85年終成室友，直到今天仍是好友。真是命中注定的緣分，想跑都跑不掉。

教學樓正對學校大門，是1950年代老贛東北大學時期的蘇式建築，高大，敞亮，堅固，直到今天也仍是學校第一大樓——至少在我們心目中是這樣。

大樓前的雕塑，是後加的。那種典型的古埃及式的正面律造型，當時就感覺很彆扭。不過，它至今仍那麼聳著。久而久之，似乎沒了它都不成其為師專了。

住辦公室的那一年多，是師專年代最艱難困窘的歲月。

我和王維漢都帶了個孩子，4人間實際成了6人間。

不過，問題的關鍵還不在於擁擠，也不在於我們一進校就承擔了一個班的教學任務，每周4節新課的備課任務壓力山大；而在於我和張興同時還擔任了班主任，班上的工作，無論是找學生談話還是開班幹部會，一般都只能在宿舍進行。加上我帶的82中1教室就在隔壁，張興帶的那個班也不遠，兩個班100多號學生，時不時到房間轉轉；上課的老師，課前課後也喜歡進來噓個寒問個暖，所以，本屬私人領地的宿舍、寢室、卧室，儼然成了社交場所公共空間。

而且，由於王維漢、張興都是書法家，尤其王名聲在外，在江大就拿過全國大學生書法大獎，所以師專的書家墨客如吳長庚、韓順任、汪繼南、彭小平等等，經常來交流切磋；拜師求藝的學生更是絡繹不絕，我們房間似乎又成了師專書協的秘書處，開館授徒的習字所。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房間是一天到晚人來人往川流不息，你想靜下心來看個書備個課，絕無可能。看書備課，只能在下了晚自習、小孩睡了以後。偏偏我們這些剛剛走上講台卻並不年輕的青年老師，對於上課又不願意苟且，所以經常性地熬夜，甚至通宵達旦。

6歲的兒子，很快成了校園名人。因為每天早上基本他去買飯，有時沒帶或飯菜票不夠，他就向老師借。小小年紀無師自通居然學會了舉債，一時名聲鵲起。

為分房，有時會說起遷戶口之事。有一次，他突然豁然開朗似地對我說：「原來我還以為戶口是塊鐵板，要綁根繩子拖，——牽過來……」

我愕然。有點忍俊不禁。有點五味雜陳。這就是一個孩子對戶口，對中國戶籍制度的原始認知與想像?我得請教一下和我同時進師專，現為蘇州大學的心理學博導童輝傑教授。

不規律的熬夜生活，不久就付出了代價。

84年5月參加張興的婚禮回來，發現尿紅紅的，嚇了一跳。一查，肉眼血尿！

從上饒到上海，就是查不出原因。

上海懷疑腎結核，並進行了半年的抗結核治療，但沒有效果。給了個解釋：運動性血尿。

問題是躺著也尿血。——不明原因型血尿。

最後不了了之。好了，也是不明原因型自愈。

對教學的付出，獲得了回報。

大約4-5年前，原83中1班長黃立峰電話說，2班的吳廣平、朱德才來了南昌，他們想見見我。

於是，我參加了有兩個班班長的聚會。

席間，時任萍鄉市檢察長的朱德才說，他對我當年給他們上課的印象非常深刻。為了證明此言不虛，還特別引用了一句我在課堂上用上饒方言講的話：「釀多個年紀，嗨釀想老麻！」（意思是：那麼大年紀，還那麼想老婆！）。

他的話開始我沒介意。久別重逢，講些客套話是很自然的。但他引用的那句方言把我給震了，一下子激活了我沉睡的記憶。

那時學校是放露天電影，看電影不但成為全校師生共同的節日，而且附近的農民也會扛個板凳來趕場子。

我講課喜歡以學校看過的電影為例，因為大家都熟悉，便於理解與共鳴。有次放的是根據王蒙小說《蝴蝶》改編的電影（百度了一下，是1982年上映的《大地之子》）。

這是一部反思性極強的影片，但由於運用了太多的意識流手法，回憶中套回憶的蒙太奇把農民搞得稀里胡塗，所以散場時我聽到了一句堪稱經典的電影評論——「釀多個年紀，嗨釀想老麻！」

不記得是講創作方法還是講審美差異，我引用了這句話。

不想30年以後，學生仍記得那麼清晰。

他還說，正是因為我的課，他才報考了文藝學研究生，雖然最後學的是古代文學。

這，應該是對老師最大的安慰與褒獎了。

沒得說，我端起酒杯，來，清一個！

也正是這次聚會，我才記起83級我是同時教了兩個班的，原來一直以為只教了1班。

其實，當時最讓人焦慮讓人無所適從心力憔悴的，不是教學，而是班主任工作。

學校管得太多太寬了，事無巨細，就連學生的頭髮多長褲腳管多大也要管，而且必須事事躬親。——系書記拿個剪刀在教室門口把著，你班主任能不聞不問不管?

兩年前，我曾在一篇博客中談及此事並將其發布在校友群，說當時有個班一夜之間出現了一批「光頭黨」，馬上就有個同學出來認領了，說周老師，「光頭黨」就是我們班，並立即曬出了一張照片：9名男生一律光頭，稚氣未脫卻神色凝重一片肅穆。

面對這張30多年前的文物級別的老照片，真讓人百感交集恍若隔世。

想到過逃離。準確地說，調離。既然學校不能解決分居，那麼找一個能夠解決的去處好了。

但，這並不容易。這是一個體制性政策性問題，而且具有全國性。

平心而論，學校當時對我們這些青年教師還是盡心儘力非常體恤充滿人文關懷的，各方面的條件也正在好轉。

轉機出現在1984年春。

在教學樓住了1年多2年不到，我和張興、王維漢終於住進了8棟——俗稱「簿殼樓」的筒子樓。王和我隔壁，在2樓，張住3樓。

筒子樓的過道堆滿了形形式式的鍋台爐灶，燒柴的燒煤的燒油的都有，整個走廊煙薰火燎烏漆麻黑，大白天不開燈看不清道。

不過，總算有了獨立的私人空間，那興奮，無以倫比。

不過，樂極生悲。

大概是85年1月，放寒假前的一個下雪天，王維漢、林孫珍、徐忠仁和我，在一起喝酒。那可是白酒。我和王都不能喝，能喝的只有徐和林。4人喝了2瓶。本來嘛，兩個能喝兩個不能喝，兩個78級兩個79級，還是比較均衡的。但我忘了他們都是廣豐人。而且，王、林是兄弟。要坑爹，他們只能坑我。

根據性格分析，徐應該是主謀，林助謀，王樂得看風景。

3個開口閉口「跌姆啵」（吃了嗎）的廣豐儂，要聯手坑個弋陽佬還不是分分鐘的事?！

——我被他們灌醉了。醉如爛泥。

當時什麼也不知道，只知道徐忠仁事後滿臉壞笑地告訴我，說我那天後來搶酒喝，至少喝了7-8兩。

王維漢說我喝醉了後，是他們把我抬到自己房間的。他們還眾口一詞地誇我，說我喝醉了在床上翻筋斗，好玩得很！

徐還說下樓撤尿，把不知誰家的籮筐從二樓走廊踢到一樓，又從一樓踢到了外面的雪地里。

我什麼都不記得，只記得半夜裡吐了。

第二天面對滿地污穢一片狼藉，打掃時一聞酒氣又吐了。

那一醉很受傷，整個春節不能動彈。慘！從此在師專沒再醉了。不敢了！

薄殼樓還有兩件事記憶猶新，一是斜對面化學系的小絡腮鬍子陳優賢很刻苦，房間里貼滿了外語紙條。他學外語的方法很驚悚——背英漢詞典。當時我兩個孩子愛到他房間玩，我怕耽誤了他的學習，總是趕。聽說他後來去了美國。

還有一件事，就是坐在窗檯看電影。

大概84年下半年，學校以借調的方式將一批老師的愛人調進了學校，我愛人被安排在圖書館。母親和女兒也來了。於是，學校在薄殼樓又給我分了一間房，而且位於東頭南面，在窗台上就可以看電影。雖然看的是反面。但不用打傘，憑欄聽雨觀電影，那感覺還是相當美妙的。

2015年廈門三個中文系老夥伴。

薄殼樓的美妙時光並不長，1986年暑假前，我們又搬進了更為美妙的號稱講師樓的12棟。

其實，當時我們都還是助教，講師是87年評的。不過，學校讓我們提前享受了講師待遇：兩房一廳一衛，外帶獨立廚房和南北陽台。當時對於我而言，那可是豪宅啊！

搬家也非常有意思，非常具有師專特色。

整個搬家過程，沒有動用任何車輛，連一輛板車也沒用。全部家當，都是由學生們抬的抬、扛的扛、提的提、抱的抱，一點點一滴滴，像螞蟻搬家一樣給挪過來的。

搬家那天，從8棟到12棟，一路是人，一路是物，一路是熟悉的面孔和身影，現在回想起來都十分感動與溫馨。

幾十年過去了，師專那段歲月之所以令人懷念，才下眉頭，卻上心頭，我以為主要有兩樣東西很迷人：一是老師之間的感情，一是師生之間的感情。

可能因為學校不大，人不多，老師之間，不存在什麼系別、校別、屆別，大家都認識，都熟悉，所以相處得都比較融洽，比較率性也比較輕鬆。

學生和老師的關係也很密切，到老師家串門聊天是常有的事。而學校給老師們買了柴火後，各家各戶鋸的鋸，劈的劈，熱火朝天，都是學生在幫忙。做煤球同樣如此。這種老師之間師生之間的交往和情誼，是到南昌後沒見到過的。透露一下，我這個師專的「歌星」，到南昌後從來沒上過台，——會裝吧?

另外，南昌這邊燒煤氣，也不用劈柴做煤。尤其有了新校區後，幾十公里遠，基本是下了課就走人，和學生沒什麼接觸。原來的魚水關係，現已成油水關係了。

1990年擔任民師班任（90中4）班主任，和余昌忠老師帶的89中4搞文明共建班活動。

安居才能樂業。搬進講師樓後不久，愛人也正式調進了學校。沒有了後顧之憂，可以靜下心來做一點學問了。1993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我30多萬字的專著《維納斯的歷程》。當時不但出了精裝、平裝兩個版本，而且還給了稿費。2006年，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了40多萬字的修訂版《維納斯藝術史》。2012年，重慶出版集團又再版了一次。可以說，《維納斯的歷程》不但是我的第一部學術專著，而且至今也仍是我的代表作之一。

為此，我要特別誇一誇當年師專的圖書館。

我國著名美學家，復旦大學教授蔣孔陽先生在給我寫的《序》中曾寫道：

「周平遠同志原來我並不認識。但當他把洋洋洒洒數十萬字的《維納斯的歷程》的清樣寄給我，我粗粗翻讀了一下。他那豐富翔實的資料，那層出不窮的旁徵博引，以及那分析的細緻而又邏輯嚴密的論證與論斷，不能不使我讚歎。我初步感覺到：這是一本好書。因此，他要我寫篇序，我也就欣然同意了。」

顯然，蔣先生之所以肯定這本書並欣然作序，首先是因為「他那豐富翔實的資料」和「層出不窮的旁徵博引」。而這，又主要得益於師專圖書館，尤其是它的樣本書庫。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1998年，我在做第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文藝社會學史綱」時，到國圖查找資料，由於複印費太貴，一張2元，所以，我只複印了民國時期的書刊資料。新時期以來的圖書，我想圖書館一定有，所以一本也沒有複印。不想大跌眼鏡的是，我要找的20多本書，圖書館居然一本也沒有。

太詭異了。

太不可思議無法想像了。

一個211大學的圖書館，居然不如一個師專的?

為此，我想特別給上饒師院青年學子一個提示：學校有一個相當不錯的圖書館，一定要珍惜它，使用它，把它用到極致。

原82級學生，後中文系同事，現學校統戰部長付惠敏《「文論」組的組長們》（見程肇基主編《家園春秋?文傳新語》，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一文曾說：「《維納斯的歷程》出版後，老周到南昌大學做碩導去了。」這一表述不夠確當。之所以調我，是因為要申報外國文學碩士點。因此，署名單位應為上饒師專的成果，在南昌大學申報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1996獲批）、文藝學（1998獲批）兩個碩士點時，都是起了作用的。

由此亦可見出，當年師專老師的水平，應該是不差的。記得1987年晉陞職稱時，77級的韓忠文跳過講師，直接以助教身份申報副教授並一舉成功，這種實力和水平不但在江西，就是在全國也罕見。如果撇開項目化導向之弊端，我這個87年晉陞講師者在南昌大學中文系也有個小小的紀錄：第一個拿到了中國文學學科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998），第一個第二次（2008）、第三次（2013）拿了國家社科項目。

其實在群里也可以發現，原師專老師無論去與留，也無論在哪個領域哪個城市甚至哪個國家，都有不俗的表現。他們是笑到最後的人。

最後，還想更正一下惠敏部長文章中的一個細節。他說我唱歌愛忘詞，於是將歌詞寫在「手掌上」。

愛忘詞是真的，寫在手掌上是假的。

正像讀書人偷書不叫偷，叫竊一樣，師專老師都是有文化的人，怎麼可能將字寫在手掌上?

告訴你吧，我是寫在卡片上滴！就是圖書館做目錄索引的那種小卡片。

那可是學術卡片喲，很文化的喲。

至於卡片是不是從汪繼南館長的辦公室順走的，就不記得了。

但有一點記得很清楚：忘了詞，並不是像部長所說的那樣，什麼背過身去看——那太不專業了嘛！

我是很專業至少是准專業或半專業的：面對觀眾，假作抒情，手掌伸出來一比劃，然後偷覷掌心夾帶的卡片。

他在台下只見手背不見手心，就妄議甚至妄斷。罪過罪過，阿門。

當然，不知者不為過。不過，為了若干年後可能會出現的考證，作為史料，我還是有必要預先立此存照以正視聽的。

另外，說到唱歌，不能不提一筆我那位78級物理系的老鄉吳江海。

每次講師專，他總要提起那次全校教工歌詠比賽。

講比賽，又總會提起中文系由我領唱的《紅軍不怕遠征難》。

講領唱，又肯定要炫耀一番他借給了我一條紅領帶。

鋪墊辣么多，就是為了要隆重推出他的紅領帶。好像中文系那次奪冠，全憑他的那條紅領帶似的。

——嗤！魔法呀，阿拉伯飛毯呀，不就一條紅領巾么?！

而且，我至今仍不能確認，當年，我是不是向他借過一條紅領帶。

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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